主题：【原创】李卫公一生的三落三起（1） -- 森林鹿

正文：

李渊同志不安其位的野心，按《旧唐书》一些人物纪传以及《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记载，其实产生得很早很早，至迟在大业十一年他被授职“太原道安抚大使”的时候，就有过明确的表露了。（倒是宋人编撰的《新唐书》及《通鉴》，更乐于把李渊描写成一个怕事的大隋忠臣，而突出李世民的主动造反精神）

具体史料分析如下：

首先，《旧唐书》修成于五代后晋时期，时局动荡，史官们照抄唐代留下来的国史、实录很多，史料详细，观点也基本上是因袭唐代的“官方论点”；《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都修成于北宋中期，对唐代留传下来的原始史料进行了较多的搜集、整理、分析、剖删，所以新书和通鉴的倾向性，应该看做是宋代史官的观点。

1.《旧唐书高祖本纪》：有史世良者，善相人，谓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愿自爱，勿忘鄙言。”高祖颇以自负。……高祖历试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

这一段的意思，是说某个拍马屁的算命者预言李渊要当皇帝，李渊听了还很得意。然后他到太原镇守以后，又拼命收买人心培养自己的势力。这两条都是很明显的想造反起兵的迹象，也跟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说法一致。

到了新书的高祖本纪和通鉴太原起兵的部分里，这些史料就全都不翼而飞被欧阳司马们拿去下酒了。

2.关于李渊是早有造反意向，还是原来不知情后来被儿子设计逼反，《旧唐书高祖本纪》里只有一句很含糊的“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但是在《刘文静传》里却明确地说“及高祖镇太原，文静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四方之志”是没有歧意的要造反的说法，旧书写明了这一点。

到了《新唐书高祖本纪》里，这段历史就成了“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把起兵造反的主角换成了“高祖子世民”。新书的刘文静传则说“高祖为唐公，镇太原，文静察有大志，深自结。”“大志”是比“四方之志”低调含糊得多的用词。

《通鉴》对这一段的描述基本和《新唐书》类似：“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乃阴部署宾客，渊不之知也。”同样以李世民为主语来叙述太原起兵的缘起。

而在《旧唐书》里，即使是完全以李世民为主角来叙事的《太宗本纪》中，也根本没有“李渊不想造反全靠李世民推动”的说法。

3.关于那个著名的“李世民和裴寂连手给李渊下套，让李渊睡了晋阳宫女，从而不得不造反”的故事，在三本史书里都有记。然而因为个别关键词关键句子的细微差别，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差异巨大的。

《旧唐书裴寂传》：时太宗将举义师而不敢发言，见寂为高祖所厚，乃出私钱数百万，阴结龙山令高斌廉与寂博戏，渐以输之。寂得钱既多，大喜，每日从太宗游。见其欢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许诺。寂又以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从寂饮，酒酣，寂白状曰：“二郎密缵兵马，欲举义旗，正为寂以宫人奉公，恐事发及诛，急为此耳。今天下大乱，城门之外，皆是盗贼。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必得天位。众情已协，公意如何？”高祖曰：“我儿诚有此计，既已定矣，可从之。”

刘文静传：太宗……部署宾客，潜图起义。候机当发，恐高祖不从，沉吟者久之。文静见高祖厚于裴寂，欲因寂开说，于是引寂交于太宗，得通谋议。

从上面这两段记载来看，我们能得出的结论是“李世民背着父亲做了一些事，但是因为不确定父亲的态度，不敢当面陈说。于是他央求裴寂代他向父亲转达，裴寂就以晋阳宫人私侍为借口向李渊挑明了李世民的所作所为。”而李渊对儿子的作为是什么反应呢？是毫不惊讶的、坦然的、很爽快的同意了李世民的安排，并没有什么意外不知情的表现。

熟悉初唐史的人都知道，近现代学者用以批判“太原起兵李世民为主论”的最主要史料，就是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起居注》将太原起兵的一切功劳都归于李渊，说是“（李渊）仍命皇太子（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秦王（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旧唐书》虽然没有原样照抄《起居注》的说法（《起居注》里的很多文字虚假溢美李渊的倾向太过明显，甚至达不到基本的史料水准），而且也相对来说有夸大李世民功劳的倾向，但是仔细分析就能发现，《旧唐书》的记载和《起居注》并无根本性矛盾。

比如上面举的例子，就完全可以理解为“李世民虽然是受父命结交豪友的，但是因为他毛头小子一个正在青春叛逆期，李渊所谋的事又太过重大，所以并没有把终极目标——造反跟儿子点明。李世民在密招豪友的过程中，自己（或者被刘文静引诱）产生了造反的念头，而且还做了一些过激举动，父子之间又有些沟通不畅，他不知道父亲的态度是什么，所以才有委托裴寂挑明的举动。而挑明的结果是——李渊这老狐狸早就知道儿子在干啥，而且是持默许态度的。”

总之，从《旧唐书》的记载来看，很难得出“李渊根本无意造反”的结论。

来看新唐书和通鉴，事还是那件事，味道就全变了。

《新唐书本纪一》：世民阴与寂谋，寂因选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过寂饮酒，酒酣从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惊。寂曰：“正为宫人奉公，事发当诛，为此尔。”世民因亦入白其事，高祖初阳不许，欲执世民送官，已而许之，曰：“吾爱汝，岂忍告汝邪？”

《通鉴》：世民乘间屏人说渊曰：“……”渊大惊曰：“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因取纸笔，欲为表。世民徐曰：“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故敢发言；必欲执告，不敢辞死！”渊曰：“吾岂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复说渊曰：“……”渊乃叹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

先是，裴寂私以晋阳宫人侍渊，渊从寂饮，酒酣，寂从容言曰：“……”渊曰：“吾儿诚有此谋，事已如此，当复柰何，正须从之耳。”

正是通过这些宋代史官添油加醋的生动描写，李渊“大惊”“欲执送官”“取纸笔欲为表”“不忍告”“一夕思”“事已如此当复奈何”，种种表演之下，一位忠诚无辜、委屈被逼、万般无奈的大隋忠臣形象才跃然纸上。同理，既然一提造反李渊如此惊恐、如此惧怕，甚至差点出卖了亲生儿子，那么显然他事先是不知情的，是没有造反意愿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来，反映唐人官方论点的《旧唐书》，虽然也有突出李世民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的倾向，但是根本没有否认李渊“自愿造反”的史实，更没有对他进行后世人熟悉的种种“无能丑化”的描写。之所以后世人会有“李渊庸碌被逼起兵”的印象，主要是得归功于宋代史官笔下的两本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