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007年（1） -- 碎片与记录

2007

一群教授们在长沙的一个会议之后，坐到了组织方安排的一辆旅游车上。在车上，几个教授们就司机及陪同人员的民生问题做了义愤填膺的评论，以人民之名，对旧式的、耽误人的体制展开了引经据典的抨击。但几分钟后，司机告诉他们，车坏了。

刚才还意气风发的教授中的男人们不得不下来推车。

2007年，在中国这几十年的历史上或许将会被记录成为非常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这一个现今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悄悄地实现着又一次自觉的、自我革新。

说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大自然指的是它的规模，而“资本主义”指的不仅是它已经确立的以资本为基础的社会秩序，起码就公共经济生活中是这样的；而更指的是这是一个非常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的社会。在过去的近20年里，中国始终都在朝着这样一个方向高速前进：它既不是“右”的，政府依然在资源配置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也不是“左”的，这个国家的普遍社会保障之薄弱足以让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右派都感到震惊。因此，有人评论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占了两种主义的“优势”，它既没有社会福利制度的沉重负担，又拥有国家资本主义集中调配资源的效率优势。这从从理论上来说是一种很不好的社会关系：人民既无法享受自由主义，又无法得到社会福利的保障。

但正是这种奇怪的制度，保障了20年中国经济持续的高增长。无论是当年的打破大锅饭、撤销基层农村医疗、农技系统，到全局上的医疗、住房、教育和社保制度（相对于其替代品）的改革，这个国家都在持续甩掉身上的包袱，将福利支出几乎已经降到“最低生活保障”的水平。倘若只是以一段时期内整体经济目标的实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急追猛跑的好措施；乃至于西欧的福利社会为了振兴长期低迷的经济增长，竟然已经开始学习中国这种奇怪的制度。法国的萨科齐就是其中涌现出来的一个，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务实”的态度，所以他成为了一个既不受理论界欢迎，也遭到工会组织讨厌，只有大资本家才喜欢的总统。当然，心里暗地喜欢他的还有其他西欧国家暗自叫苦的执政者们。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就如同一个飞速滑行的滑雪者，并在一路狂奔中不断甩掉身上“不合时宜”的衣服、背包、靴子。现在已经赤裸裸，再往下就只能割肉了。

面对实质性的社会保障的迅速撤退，在过去的20年里，贡献生产力的主体——工人（包括农民工）、工程师以及其他企业雇员是在中国传统式的家庭纽带下抵抗了这种站在刀尖上跳舞的增长方式。即中国人传统的家庭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系，避免了一大批人在特定时期面临无法解决的社会冲击——如果不是全部的家庭。远离经济增长中心地带的家庭成员——他们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儿童，通过家庭关系而获得一定的收入增长，从而得以在迅速撤退的社会保障体系背景下，依靠家庭成员的汇款增加一部分可支配货币，使其没有在这场变革中面临结构性的挤碾。

但须得提出，这种家庭纽带带来的抗冲击作用，会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而弱化。越来越多的家庭，由于城市生活成本的迅速提高，已经无法实现传统意义上的“一家团圆”，越来越多的年老者被他们的儿女留在了家乡，而并不是被带入了城市——尽管这也是一种家庭安排。但逐渐浮现的新的家庭形态（如果我们把它按中国传统的模式起码包括祖孙三代的话），必然会在日后逐渐弱化传统上的家庭关系。另则，实现独生子女政策后的第一代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主力军，而他们这一代由于家庭适龄劳动力的相对减少，负担的加重也将潜移默化地挑战传统的家庭模式。

有人预言说，从2006年到2012年这几年，将是中国社会阶层*彻底形成并产生根本性分野的一段时间。我不清楚具体这段时间是如何预言出来的，但我大体上同意这种看法。在2006年或者更早一些时间，国家自觉意识上的经济体制变革已经基本完成（从80年代中前期的企业放权到前几年声势浩大的国有企业MBO）。而在2006年或更早这个时间段开始的是一场社会自觉意识上的重大变革，即中国产生了一次规模庞大的资本品定价以及交易浪潮。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股市以及土地（房地产）的交易，在这一时期，资本品涨价的幅度（已经产生的和即将产生的），都会比这个社会实质上经济发展赖以为基础的生产率增长要大得多得多。并且在可预见的几年内，资本品的价格都将会以一种完全背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飙扬，这不仅仅将是得到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增值的强有力支持，更重要的是社会结构量变酿造了强大的内在冲动，这种冲动驱生了质变。即“先富者”要通过先拥有大量物质财富的优势，对国家体制变化中释放出来的资本品进行定价并购买拥有，从而通过对资本品的先行拥有建立起对“后来者”长期的、稳固的财富优势来。由资本品的社会化分野将在再生产过程中被长期放大，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社会阶层（级）的在今后的机会公平已经很难再存在，而阶层之间的流通渠道将被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即只在个案层面上存在意义。通过这一波对重要的资本品的定价、出价、据为己有的浪潮，获胜者和被排除在外的社会群体之间在未来的社会秩序将泾渭分明，社会群体之间显著分化已很难逆转。

如果我们还能抽象地说，前20多年改革中所体现的贫富分化，主要体现了效率优先的原则的话（当然，这里也有很多对于每个参与者而言起步不平等的问题，尤其是在原体制下的资源获得性而言），那么在这一次资本品的狂欢之后，效率优先的原则将会全面让步给对资本品占有的优势原则。

有两群人，在这个过程中、以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角度而言，是失败的。第一群是政策性的经济学家们，或者是操盘手们。前面说到，中国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政府依然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掌控这些资源的人有两种来源，一则是原来系统内留下来的专家和行政干部，二则是部委“现代化”过程中进入的学者以及海龟学人。用最宽容的评价标准，他们的行为只能称得上“合格”。在国外市场上，他们的投资渠道受到了限制，这就不多说了。但比渠道受到限制更重要的是这群人在思想上的自我束缚。前者自然是被多年来的“效率”问题吓破了胆，或者说已经对其他问题基本无视；而后一批人则基本上都根植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国家资本的运转和投资，这些年来就好比一个细脚老太太进了城里的高速公路，不仅速度慢，而且遇事都一惊一乍。操盘手们缺乏的不是具体领域内的专业知识，偏则是缺乏对国内社会整体的了解，缺乏对发展问题的思考；因此他们远远不能担负起运作庞大的国家资本的战略角色。国内只有少数具有政治家视角的国有资本投资家是合格的，例如某政策银行的当家。但当然，国有资本的运转和增长，又必须得跟再分配领域的变革结合起来，才能对社会关系的重构产生足够良好的作用。

当然，从现实的角度来讲，要在中国出现一个类似于“淡马锡”一样庞大而敢于作为的国家资本投资集团，不仅仅要突破在思维上的局限，还将会与中国业已形成的经济结构产生根本性的冲突——而后者则是在过去20年的私有化过程中通过各种途径实现的。这种冲撞，将主要体现在对市场资源的争夺以及具体化为管制权的争夺上上。考虑到这30年中国高速发展的方向，这种希望将是一场更为困难的、思维上的战争和现实利益的争夺。

就这个问题而言，不得不提到林毅夫被提名新一届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事情。林毅夫代表的是在过去20年中中国的发展，就社会关系而言，最糟糕的一种发展思潮；而且这种思潮在3-4年前已经基本上退出了中国的决策舞台。这一现象再次说明了中国在发展问题上决策咨询人才的缺乏，另则又一次说明发达世界是从来不会也不可能真正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去思考发展问题的。

第二群失败的人则是所谓的“新左派”。新左派的失败不是由于理论，也不是因为逻辑，而是因为他们的政策主张已经完全脱离了基础的中国社会条件。中国基层的社会关系，起码在经过90年代末的地雷阵之后，已经最终失去了对集体或者公有概念的基本的信任。而根据我在河北一些乡镇经济长期蹲点的观察，乡镇企业早已在组织关系的意义上解体不复存在，商品经济关系在人与人之间已经完全确立，再随着外界商业资本的侵入，目前乡镇一级的社会组织，是正逐步被纳入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管理控制之中，而不再仅仅是当初乡镇集体经济破灭之后的等待。乡镇，以及在文化上和社会关系上，都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在这种社会基础上，除非是在极个别的地区（如“新左派”们所进行社区实验的那些个别地区），社会结构已经很难再次往复到尊重集体所有的观念基础上。当然，除非再来一次阶层革命，但显然那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在这一场高速的大滑雪中，起码有将近15年，中国的经济模式，都是在一个依然强有力的政府介入的前提下，朝着“自由主义”的方向飞速滑行的。各种实质意义上的社会保障系统不断被抛弃，商业意识已经不容抗辩地渗入到每一个人的身体内。“10亿人民3亿商”这句话已经不为人提起，不是因为它描述的形势不正确，而是已经完全不需要。

当然，阶层的形成，并不是说是这种特定制度的产物，而是基于商品交易关系的产物。我们只是说，这样一种特定的制度，使得阶层的分野，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形成了。并通过一轮疯狂的资本品狂欢来确定它。在此之后，一种新的（虽然就概念来说不那么新）的社会秩序将会被长久地确立下来，即在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主要不再是户口、身份、供职的单位；而是你所拥有的资本品，具体而简单地说，就是绩优的企业的股权、土地以及其衍生资本品等等。甚至于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科举（高考）制度，都已经无法实现再充当这种社会分野的流通管道。这个系统只能保证你得到良好的教育，但却不能保证能让你获得资本品。

例如，在城市建设中，富人区和穷人区是不是要划分开来，不再是一个讨论上的禁区，而成为了部分地方官员讨论中的选择。

回到最初我们讲的小故事，那群坐在长沙会议方安排的旅游车上的教授们，跟这个国家当代99%的知识分子一样，自以为自己代表了人民，但他们既缺少对现实民众生活的理解，同时也非常缺乏知识。甚至在批评某伟人的时候，他们连当年该伟人所做过的一系列农村社会调查这样类似的研究都没有人去做过——尽管他们如今有了更好的物质条件和更高的社会地位。甚至不知不觉的，如同某位在P大学中扮演Z教授暴政的受害者的H教授，别人跟我说，其实他有着令人乍舌的财产，过着这个都市里绝大部分人都无法比及的生活；但他们却很少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和号称所代表的人民之间的这种差别。

所以当教授们义愤填膺地替人民鸣不平的时候，人民便请他们下去推车。

请铁牛来一下，我去看工人修热水器。

*另注：在全文里，我用“阶层”一词代替了那个大家都清楚的词汇J-J，敬请谅解。

（2）十字路口

如果我们要找一个地方作为这个时代的缩影，来描写这个时候中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与紧张，那么沈阳铁西区无疑是知名度最高，也最容易为人理解的地方之一。5年前王兵所拍的9个小时的纪录片《铁西区》，起码做到了不发表见解和感情地记录了1999-2002年的铁西区。

那个著名的、我从来就没有敬仰过的英国籍、研究中国经济为名的、喜欢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插播自己和中国领导人合影照片的、剑桥大学的教授Peter Nolan，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曾经发表过一系列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著和学术文章，对中国企业在即将到来的WTO所面临的激烈竞争表达出超乎热情的悲观态度，他几度使用了“十字路口”一词，其实我想他所描述的“十字路口”，实质上是To be, or not to be.

我也插播一下，他是邓亚萍的博士生导师，不过我还是不怎么鸟他。插播完毕。此条广告不收费。

尽管名声再大，Peter Nolan依然没有能够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所在，无论是之前20年，还是之后10年。他并不能认识到中国更迭前进的一种模式，没有意识到90年代末，中国远非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相反，它是在高山滑雪冲到速度最快的时候。

收入差距的拉大，社会阶层的分野，带来并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收容（无业、无收入、低收入者）、医疗、教育、住房等等方面的矛盾开始越积越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近部分家庭的极限。这时候在社会关系中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在激化的社会矛盾爆发时，群众们不再是向政府求救（回忆一下90年代末趟地雷阵时群众去政府门前求助），而是突出反映为已经对政府不信任；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频发不止。

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将近30年，无论是对于30年前之前的历史，还是这30年的过程，人们都已经初步地有了相应的时间与空间去思考；而思考的内容则将会被追述到群体行为的本质和最初动机，即我们这个国家的根本目标以及改革的根本意义。而剧烈产生的阶层分野，无疑为这种思考带来了不安的、躁动的土壤。

就这个问题出发，两级分化中广大群众的不满与不信任，即可以理解为对“先富”与“后富”之间关系的质疑。阶层之间分野的日益明显，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化安排被确认下来，使得人们对于“先”与“后”之间的流动渠道已经失去信心。即机会公平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民众信念，已经破灭。

回顾半个多世纪之前发生的一切，即可以理解为什么目前这个阶段会如此特殊；而我又为何曾经高度讴歌过中国农村耕作土地的集体拥有制度，因为那种制度在不影响生产力的前提下，保障了该职业（农民）群体内最基本的机会平等，即它不会导致农业资本品的高度集中，不会产生阶层内的强烈分化。

但是就现代经济生产力增长的核心部门：工业和服务业而言，则完全没有了这种制度。我这样说有歧义，关键点在于：社会阶层间的壁垒，正在快速地高高垒起；阶层之间流通的渠道已经被渐渐减缩、乃至会被切断；而并没存在任何一个制度在减缩或者延缓这个分野的过程；或者没有一个相应的补充性制度安排来产生或充当不同阶层之间流通的渠道。而这一切是令人不安的根本基础。

“扩大内需是一场革命。”当崔之元说这句话的时候还太早，当时中国政府的支付能力还非常有限。这使得这句话常常不为人们所重视。

2005年，情况开始发生一些变化。首先是2003年众所周知的事件以及执政权力的更替，再经过2004年政策辩论届的一场异常激烈的大辩论，2005年初在一次会议中“自主创新”被4次为执政者所提起；遂在之后的一系列会议中被确立为“基本国策”。自主创新，Indigenous innovation （indigenous innovative capability），从新古典的框架看来，只不过是在寻找一个新的生产函数；但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看来，它的本质内容是要制造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即鼓励怎样的投资以及鼓励怎样的产业链内分配模式。

如果说“自主创新”的提出只是为了解决长期经济增长动力所提出的一种策略的话，那么经过从2006年开始的物价与房价的高涨，从2007年开始的再分配制度改革，则完全吹响了这一自觉改革的号角。

改革再分配体系，这一制度乃至今日会被认为，很有可能会使中国度过即将到来的以美国为首的一轮国际经济衰退的冲击。对于这个判断，我最关心的并不是这个逻辑有多大可能实现，而是这到底是谁提出的，以怎样的思路提出的。在这个时刻、这个阶段、这个国际背景下提出这个关键的思路，让我一下子对核心智囊团的某些人有了莫大的尊敬（这种智慧是5个世行首席经济学家都无法比及的），尽管有可能只是我们都太有运气了。

扩大内需是一场革命。在中国现今的发展阶段，扩大内需只有在两个基本条件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一是提高广大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平，而且不仅仅是绝对水平，还需要提高相对水平。因为只有民众获得了基本的关于生活保障的信心之后，消费支出才有可能获得超过“自然”水平的拉动。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去建立各方面的社会福利制度——尤其是相对于前面15年而言。那么这必然是一次对再分配制度的改革。这个改革就需要第二个条件，即政府具有足够的支付能力。

从04年开始，中国政府内部开始否定前面对几个社会福利系统改革的做法，即教育系统、医疗保障系统以及“趟地雷阵”时叫苦不迭的养老保险体系。在经过了短暂的内部争论之后，05年之后随着执政权威的树立，很快便达成了相当广泛的共识。并陆续开始谋求这些系统的重建。而2007年的意义就在于，不仅仅这种思潮得到了继续，并且政府走出了迄今为止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几步，重构住房保障体系（尽管好像我不能申请...我是无房户），重构医疗保障体系，而且首先从农村开始，重构教育系统。并，再分配体系的改革从财政上有力地支持了这些系统的重构。而这些政策都在17大中得到了确立与巩固。

在这整个过程中，执政者都回避了“社会民主主义”和新左派的“社会主义”的争论。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社会基本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有一些事情已经不是理论或者逻辑的争论，而是得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寻找解决之道。2007年隆重登场的这次自觉改革，正是在15年的狂奔之后，问题已经凸现严重的时候，执政者所采取的一种现实主义的解决之道。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说，政府是要在重新树立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信心，重新建立高速经济发展赖以为基础的民族凝聚力，尽可能地降低正逐渐扩大的阶层分野。而从政治意识的角度来说，这样去做，实则上是回应了一个久远的问题：即我们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的目标是为了什么？

去年12月的一天，当我无意中在《新闻联播》中看到铁西区的报道，貌似还有一次上了焦点访谈，内容大致都是关于铁西区的改造，居民们几十年后终于住上了像样的房子，告别了灰色记忆中的棚户区。

那一刻，我想起了查建英在《纽约客》杂志上写的有关她哥哥《国家公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多舛人生》中，妹妹（查建英）对哥哥（政治犯）所说的，这个政府和党充满弹性。他们总能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或早或晚地改革自身，去适应问题的产生和变化，尽量去解决问题，从而希望中国变得更好，而不仅仅是某些人描述中的单个集团的利益。

说老实话，当我在新闻联播里看到有关铁西区的报道时，我的眼睛里是几乎要冒出些泪来。如果我们能把这30年，乃至这60到80年年的历史连在一起看，就会明白这种或大或小的转折的意义。我几乎不同意查建英的大多数见解，但她的那个描述，我非常赞同。而正是因为在目前执政者所存在的这种弹性，依然多多少少存在着始终努力地趋向于解决问题的力量，存在一些着力于人民全体福祉的精神，这些是我依然把它当作最合适于领导这个国家前进的动力的原因。也是我自己甘愿于献身于这个过程，充满热情地为之服务的意义所在。

当然，就长期而言，阶层的分野是基于商品关系的经济社会的必然产物，任何的弥补（福利制度）都无法从本质上改变这一过程，除非我们扭转成为另一种社会形态。而另一种可能，正如我在上节所说，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但我们依然有大量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可以去做：在提供基本上生活保障的前提下，如何去尽量地为人民提供机会平等的可能，或者说为这种机会平等的发生提供尽可能的条件；怎样尽可能地拓宽各阶层之间流通的渠道。就现实意义上，起码教育体系、国家资本的运作都会为我们提供一些空间。

2007年，将会在历史上这样记录：从这一年，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起码是一部分人——开始重新非常严肃地考虑，我们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这个国家将为它的人民提供一种怎样的生活和社会关系。

这才是真正的十字路口。

我为什么要写这篇奇怪的小文

原因很简单，即出自于那两个最基本的问题：

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是为了什么？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又是为了什么？

我只是想以这样的视角描述现状，并，相应于下面的相关文章，回顾历史。

有鸡蛋就抛过来吧，我还没有吃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