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 试论中国军屯发展的基本规律 -- 冰河之水

　　196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直属机关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总校、分校及原内蒙古（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全部、华北农垦兵团大部一同并入新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北京军区从下属各部队抽调现役军人组成各级领导班子，率领数千名复员、转业军人前往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乌兰察布盟和锡林格勒盟等地接管国营农场，组建生产建设兵团。

1969年5月7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司令部设在呼和浩特市。当年，兵团组建了4个师，24个团，246个连队，接收北京、天津、上海、呼和浩特、包头等城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5万余人，全兵团在职人员达7万余人。内蒙兵团共建六个师，东二西四，可见战略重心在西部，亦即河套地区。

“河套”一词广义指黄河“几”字形流域，包括内蒙古高原、鄂尔多斯平原、宁夏平原以及黄土高原一部分，狭义一般指贺兰山以东、狼山大青山以南黄河沿岸地区，并以乌拉山为界，东为前套，西为后套，其地绝大部分在今内蒙古境内。本文所指系后者。河套土地肥饶，依傍黄河，既有灌溉之便利，又有军事防守之凭藉，具有战略意义。秦汉之前，河套是匈奴人游牧地，大规模屯垦开发始于西汉武帝时期，也是最有成就的时期。此后东汉中期、唐代有过小高潮，清代晚期以民间集资方式开发河套，也很有特色。

　　西汉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车骑将军卫青驱逐匈奴，收复河套地区。汉武帝采用大臣主父偃建议，于秦九原郡故地设朔方郡、五原郡，“募民徙朔方十万口”（《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前121年）、元狩四年又有两次大规模移民实边，其后小规模移民不断，大批饥民流徒被安置河套屯戍。西汉政府在河套垦区设郡建县，修筑城池。这些城池既是郡县治所，又是军事堡垒，也是重要的居民点，因为时有匈奴骚扰，屯戍之民不可能散居野外。考古资料证实，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布隆淖、保尔浩特、麻弥图三处古城遗址，就是西汉朔方郡的临戎、窳浑、三封城。在布隆淖废墟上还发现了一处冶铁遗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文物》1977年第5期）。元鼎四年(前113年)，西汉政府在河套地区实行军事屯田，“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史记· 匈奴列传》）。元鼎六年，“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史记· 平准书》）“田官”是农务官署，此处应是军屯农场。王莽时期政局不稳，匈奴重新占领河套，东汉初年刘秀采取收缩政策，西、北边郡多被放弃。到了东汉中期，屯田才重新兴起，然屯田势头已大不如西汉。两汉垦区建设主要是大规模兴修水利，《史记·平准书》记载：“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其工程规模堪比西排干，西排干的位置正是汉朔方郡故地）屯田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喜人的，“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后汉书·西羌列传》）。西汉后期河套地区的粮食不仅能满足本区军民食用，还可以外调。如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西汉护送来朝的呼韩邪单于出朔方鸡鹿塞，“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汉书· 匈奴传》）

河套开垦与国家政局安定与否紧密相关。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河套地区是北方多个政权争夺的重地，屯务与水利处于荒废状态。其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曾下令在五原一带垦种引溉，当时五原的三万户屯民利用灌溉等手段，使农田得到理想的收获。北魏孝文帝又进一步扩大兴办水利的规模。唐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遣李靖攻破突厥，今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录入唐帝国版图。河套被重新开垦，较早引河灌溉是振武军镇，即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一带。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安北都护府的丰州、胜州地方，即今五原县、乌拉特前旗、达拉特旗、东胜一带，普遍通渠连灌农田。唐武宗（841~845年）以后，朝政腐败，藩镇割据，河套地区的灌渠逐渐淤埋，屯务随之荒废了。五代时期，北方政权更迭，战乱不止。北宋时河套被西夏和辽朝所分别占有。元、明、清大部分时间里，河套以畜牧为主。明初政府曾于河套实行军屯和民屯，屯耕者在此植禾灌田，官方并无举办大型水利建设，而民力分散，灌溉规模有限。明嘉靖以后，河套地区完全成了蒙古人的放牧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初，康熙帝干脆把河套地区划归蒙古牧地，不准汉人进入。

　　清道光以后，河套又迎来屯垦开发高潮。在此之前，蒙族王公有大量闲置土地，招募汉族农民来垦种，大量汉族农民进入河套安家落户，河套地区开始成为西北最重要的农业区。道光帝不得不改动清初康熙帝的禁令，允许汉人进入河套垦种。据陈耳东《河套灌区水利简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988年版）：道光五年（1825年），山、陕商人甄玉、魏羊集资开挖缠金渠（“永济渠”前身），是清末河套平原上开挖的第一条干渠，长50里，口宽一丈。道光后期至同治初年，陆续有商号参与联合经营，联营集团成员（商号）增加到58家，渠路由起初的50里加长到160里。全渠每年浇灌杭锦旗、达拉特旗地30多万亩，产粮多达几十万石，是整个河套灌区工程最大、效果最佳的灌渠。同治六年至十三（1867—1874年），五原县短辫子渠也由山西交城商家合资开挖成功，引黄河水溉田。随后又有商家陆续入股，集资30多万两白银，将原渠扩展、延长，并于其两侧开支渠27道，灌溉乌拉特、五原地15万亩。大批农民涌入河套，促进了当地农业发展，也使商人看到了商机，而汉商资本的进入，使河套的屯垦开发得以民间集资的近代化方式出现，同时有力促进当地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诸如酿酒业、制粉业、榨油业、酱醋业、豆腐业、制革业、木器业、锻冶业、建筑业纷纷兴起。同时，大批汉族农民迁居河套，对当地蒙民生活习惯也产生重要影响，一些蒙民向汉族农民学习耕作技术，从游牧转向种地。抗战时期，国军将领傅作义于五原一带屯守自保，兴修水利，也算是一种特殊的军屯吧。

　　清代以来蒙古族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历史。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之前以及帝国瓦解之后，蒙古族都是以部落联盟的形式存在。明末清初之际，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即内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再往西是厄鲁特蒙古，分四部，准噶尔部是其中之一。康熙十年（1671），准噶尔部发生内乱，部落首领僧格的胞弟噶尔丹通过内部残杀成为部落首领，自立为准噶尔汗。为实现独霸一方的政治野心，噶尔丹在沙俄的支持下，先后吞并辉特、杜尔伯特、和硕特三部，并阴谋与沙俄订立军事同盟。噶尔丹及其继承者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阿睦尔撒纳等，在沙俄的唆使下多次发动叛乱，康熙曾三次率军亲征，取得乌兰布通、昭莫多战役的重大胜利；雍正九年（1731），喀尔喀蒙古三音诺颜部出兵击败噶尔丹策零，取得光显寺（额尔德尼招）大捷；乾隆二十一年（1756），清政府派兵进讨阿睦尔撒纳发动的叛乱，在缴获的文件中发现俄国勾引阿睦尔撒纳“加入俄国国籍”的4封信件（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964年莫斯科版，转引自《辽宁第一师范学院学报·清史专辑》1978年4期）。准噶尔上层分裂势力的叛乱活动，延续康、雍、乾三朝，给中国统一事业以及文明发展带来极大的危害。叛乱势力被彻底剿灭后，背井离乡达140年之久的土尔扈特部十数万部众，克服重重艰难困苦重返祖国。

　　1911年，武昌起义事发，各省响应，相继宣布独立。沙俄支持外蒙古上层趁机而动，在库伦宣布成立“大蒙古国”。在中华民国政府坚决不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情况下，俄国出面“调停”，提出“缔结一项中蒙条约，以保障蒙古自治”，并一再坚持该条约须包括中国方面“三不”承诺：“不在蒙古驻扎军队，不向蒙地移殖中国人，不在蒙古设置中国行政机构。”在此基础上“蒙人应承认中国宗主权”（见《俄国外交文件选译》，载《民国档案》1990年1期）。库伦“独立”后， 内蒙古有35个蒙旗曾派遣“使者”或致函表示响应外蒙古 “独立”政权。呼伦贝尔各旗的总管向清政府提出脱离中国的五项要求，并调集各旗蒙古兵千余人，用俄国提供的武器组织所谓“大清帝国义军”，于1912年1月15日占领呼伦城（今海拉尔），宣布脱离清朝，成立隶属于“大蒙古国”的呼伦贝尔自治政府，不久以失败告终。 1919年，西北筹边使徐树铮在中国军队随扈下到达库伦，在徐恩威并施的斡旋下，外蒙被迫取消自治。1921年1月，俄国“十月革命”后避入外蒙古境内的沙俄旧党，袭击并大败库伦中国军队，在其胁迫下，库伦活佛再次宣布“独立”。7月，苏俄红军未经中国政府允许进入外蒙境内，与蒙军联合打败沙俄“白匪”，占领库伦，于当月11日宣布成立“蒙古人民政府”。至此，外蒙古正式独立。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定。该条约的附件中规定：“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

　　1931年，日本关东军一手制造“9.18”事件，迅速占领东三省。１９３２年３月１日，伪满洲国宣布成立，得到包括苏联在内的23个国家承认（当时全世界有80多国家和政权），并与14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33年7月，日本侵略军策划各盟旗王公在绥远百灵庙召开自治筹备会议，阴谋在内蒙古克隆外蒙古独立的模式。1936年4月，德王（德穆楚克栋普鲁）依靠日本关东军军械、经费援助建立两个军、九个师建制的军队，成立“蒙古军政府”，自任总裁，扬言 “定能复兴蒙古民族，跻身国际强盛民族的行列”。次年在日本关东军直接参与下占领归绥（今呼和浩特），10月改称“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归绥为都。1939年9月1日，日本侵略军将汉族占优势的傀儡政权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与蒙古自治政府合并，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任主席。主张内蒙古独立的德王不满与汉族伪政权合流，1941年8月4日改称“蒙古自治邦”。1945年日本战败，“蒙古自治邦”解体。8月下旬，部分“蒙古自治邦”官员和一批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在苏蒙联军的支持下，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组成“内蒙古人民委员会”，作为临时权力机构以号令内蒙古中、西部各盟旗。该委员会向苏蒙联军提出“内外蒙合并”的要求未达目的，即开始酝酿“内蒙古独立”。 9月9日，在苏尼特右旗召开“内蒙古代表会议”，发表《内蒙古独立宣言》，宣布成立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并制定《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在处处碰壁走投无路后只好放弃“蒙独”立场，派人赴张北与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取得联系。1949年8月，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德王在阿拉善旗定远营成立“蒙古自治政府”，自任主席，未几失败。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后，1968年，内蒙政治生活中的第一大事是清查“内人党”。所谓“内人党”，全称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民主革命时期从事过革命活动，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停止活动。7月20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作出《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把“内人党”定性为尚在继续从事民族分裂活动的反革命组织，随后派出工宣队、军宣队深入各地各部门领导清查“内人党”。据网上资料：清查“内人党”运动中，遭受迫害的主要是蒙古族干部群众，也有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干部群众，计有34.6万人遭诬陷受审查，16 222人被迫害致死，12万多人被迫害致残。

　 1968年内蒙古政治生活中第二件大事是在牧区重新划阶级成分。7月20 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制定《关于在牧区划分和清理阶级成分的几项政策规定（草案）》，否定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制定的在牧区的“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正确政策，把一批农民特别是蒙古族农民划为地主、富农，大批牧民被划为牧主、富牧（剥削阶级），甚至在喇嘛中也划分为宗教职业者（团结对象）和宗教上层分子（打击对象），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

　　 清查 “内人党”和在牧区重新划分阶级成分两件事，极大地打击了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极大地伤害了蒙汉（尤其是蒙族人民）民族感情，人为制造了空前紧张的民族关系。1967年到1969年是内蒙古大动乱的3年，是内蒙古经济大衰退时期。1969年和1966年相比，社会总产值下降16.23%；国民收入下降17.57%；工农业总产值下降11.58%；工业总产值下降12.11%；农业总产值下降11.98%；地方财政收入下降42.89%；大牲畜和羊下降4.65%。这就是兵团组建前后内蒙的政治形势。

　　清查“内人党”和在牧区划分阶级成分，搞得内蒙的局势非常混乱，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鉴于历史经验，中央不得不采取稳定内蒙局势的有力措施，具体说是三步棋：一、1969年1月24日，批准组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直属北京军区管辖；二、1969年 7月5日，批准调整内蒙古行政区划，将呼伦贝尔盟（突泉县、科尔沁右翼前旗除外）划归黑龙江省；哲里木盟和呼伦贝尔盟突泉县、科尔沁右翼前旗划归吉林省；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巴彦淖尔盟的阿拉善左旗和阿拉善右旗的巴彦诺尔、乌力吉、塔木素、阿拉滕敖包、笋布尔等公社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巴彦淖尔盟阿拉善右旗其余部分和额济纳旗划归甘肃省。三、 1969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对内蒙古实行全面军管的决定，由北京军区对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三管齐下，局势逐步稳定下来，生产形势也开始逐步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