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巡河夜叉的回忆看“文革”末年的中国社会 -- 达雅

1、上交征购粮。

“征购粮”其实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征粮”（相当于现在的农业税）。它是按照土改时的“四固定”核算下来的。另一部分是“购粮”（国家订购粮）。它是“统购统销”政策的产物。理论上讲，“购粮”是国家先付一些定金给农民，秋收以后农民把国家定购的这一部分粮食上交给国家。不管你丰产还是歉收，都要交。而实际执行中，国家没有付给过农民任何钱，粮食照样要交。美其名曰，“支援国家建设，农民最有自觉性。”

2、上交物质（包括牲猪和经济作物产品）。

这一部分不属于无偿上交，是强行廉价要生产队卖给公社供销社的。每个生产队要按规定完成国家任务。不完成国家任务的生产队，不准分配这些国家统购物质。比如，没有完成上交牲猪任务的生产队，过年过节不准杀猪。这就是当年我们的农民，作田的没有饭吃，养猪的没有猪肉吃，种麻的没有衣裳穿的原因所在。由于自由市场被取消了，国家是按“一口价”强行摊派、强行收购的。与供销社结帐是干部的事，农民根本不知道。干部从中贪污、截留是经常的。因此，农民从这样的上交中得不了几个钱。

4、向农户摊派上交物质。

每到过节、过年，国家就会有人下农村催交鸡、鸭、蛋品之类，也没有一分钱给农民。名义上是“工农相互支援”，实际上则是强行征缴。干部解释说，工人老大哥为我们生产了工业品，农民应该保证城市里的工人老大哥过好节、过好年。

有一年（大概是1974年），我们隔壁队一户贫农，又是民办教师，他们村子发过鸡瘟，什么也没有。正好他老婆生了孩子，他家亲戚刚刚送给他一只鸡看月婆。鸡正在生蛋，于是，这个身为民办教师的贫农不舍得把鸡交给国家，想留给老婆吃。谁知没有藏好，鸡一叫就被妇女主任发现了。于是，这位民办教师与收鸡的干部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气愤之下，这个民办教师把鸡举起来狠狠地摔死在地上，嚷道：“老子就是不交！”然后又骂到：“你们比过去的国名党还厉害！”

事情过后，对这个贫农出身的民办教师被生产队开了一次斗争会，经大队部讨论，公社批准，开除了他的民办教师资格。

这是个典型事例，一般情况下，农民从来没有反抗过。最倒霉的地富分子，他们养鸡养多了是“梦想走资本足以道路”，养少了有交不起国家任务。真的左右都不是

5、平调风

没有经过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农村生活的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平调”？所谓平调，就是农村的上级领导机关（县、公社、大队）无偿向下级生产部门抽调物质和劳动力去盖公社礼堂、修路、兴办社队企业（为公社赚钱）之类。

1974年，我们县的一个革委会的干部（大概是革委会副主任）死了，就向每一个大队抽调了7个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壮劳动力去为他家里送葬、埋死人。

1974年，我被公社抽调去采矿8个月，赚的钱主要交给公社和大队，生产队所得甚少，我则按照公社划拨下来的工钱记工分，参加生产队分红。

6、扣罚工分

前面已经说了，文革期间的农民主要依据工分来分配集体劳动成果。可是，工分也是可以扣掉的。只要干部不高兴，你的劳动工分就可能被扣掉。我爷爷74岁时按照工分定额承包了一块油茶山的铲山任务，清除荆棘和乱七八糟的野生植物，并松土。我爷爷心眼实，把茶树脚上的小枝全部理掉了。按照生物的生长特点，理掉一些多余的枝丫可以避免郁闭，产量会更高些。可是，大部分农民不懂。生产队会计与我家又有些疙瘩，于是，本来应该得300个工分的劳动被扣掉了120分。就是说，与现在对农民的滥罚款相对应，过去存在着滥罚工分的情况。

7、养知识青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农民并不欢迎。一是知识青年到农村经常偷东西。他们没有时间和经验养鸡、种菜，只好偷贫下中农的吃。二是农村要负责安排他们的住房和劳动。农村土地是相对固定的，多来一个知识青年就得多分一份，农民不高兴。1970年－1978年，我们队100口人，负担了6个知识青年。

以上列举的农民负担，各个地方可能有所不同。但总体按可比的相对数算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农民负担大约是现在农民负担的2.5倍。只不过，当时是集体化的农业体制，大部分上交都不是直接从农民手上拿的，而是生产队集体上交的。所以，农民没有象今天这样有切肤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