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饥荒岁月里的记忆》系列连载之三十:荷叶充烟叶 -- 老光
六十年代“大饥荒”亲历记
1960年,我14岁,住在武汉市。因为老家在上海,所以多次往来于武汉上海之间。现在许多人都喜欢拿59-61年这3年的“大饥荒”说事,但是,真正在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现在已经不多了,如袁腾飞这样只有30多岁的人虽然可以把那几年的事情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好像比我们这些过来人还要清楚,但是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可以想一想,他说的那些话有多少可信度?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那三年我是有“实践”的,不知道袁腾飞们有没有同样的“实践”?
30多岁的人,60年代还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我不知道他有什么证据对那些年代的事情胡说八道?他说共产党没有做过好事,所谓“三年大饥荒”是他的一个论据。
幸亏我们这些人还没有死光,起码他忽悠我们这些人是不可能的。
1959年,新中国成立才10年。任何一个严肃的人都知道,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尤其是学历史的人更应该明白。就是最无耻的攻击也不敢说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吧。
只有10年的时间,还打了一场对付美帝国主义的战争,一打就是好几年。这还不算,还要帮助朝鲜人民建设国家。
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没有任何家底,全国人民要吃饭,要建设。钱从哪里来?只能找“老大哥”借。
“老大哥”也不错,的确帮了我们不少的忙。可是,斯大林去世以后,“老大哥”就翻脸了,逼我们还钱。
帝国主义出于他们的本性,需要反共,千方百计要置新中国于死地。他们是巴不得新中国快点垮台,找他们借钱,门都没有。
借又借不到,家底本来就薄,人家还逼债。即使一个小家庭也会焦头烂额,何况几亿人口的国家?日子不好过是当然的,幸亏了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所有的干部和人民一起同甘共苦,从毛主席自己开始,大家节衣缩食,过着艰苦的日子。
说实话,毛主席是怎么过的,我们的确看不见,但是,基层干部是怎么过的,我们是看得见的,那些年来他们确实是和老百姓过着同样的日子。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时候,又遇到自然灾害。现在有人说自然灾害年年有,好像不是什么问题。
的确,中国那么大,免不了不是这里就是那里会有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发生。但是,对于已经困难重重的国家来说,任何一个自然灾害都是难以承受之重。
如果是现在,有几万亿美金去买别的国家的债券,当然不在乎。这个道理还需要说吗?
所以说,当年的自然灾害的确对于国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但是,袁腾飞们说那三年饿死了3000多万人,我这个过来人不相信。3000多万人口占当时全国人口约5%,死亡人口比例达到那么大,是个什么景象?早就是“饿殍遍地”了。
可是,我可以很负责的说,在我的记忆里从来就没有过什么恐怖的回忆。
在武汉市,1959年,不存在困难。1960年开始有点紧张,1961年也还是比较紧张。1962年就完全好转了。
1960年是很紧张,粮票在黑市上可以卖到2.00元一斤。有一种副食品叫“伊拉克蜜枣”是密封袋装的,大小和现在的方便面一样,可以商店里买到3.00元一块。当然不是一般人买得起的。
但是,国家为了保障人民的口粮,实行了按照年龄定量供应的原则。这个原则使得所有的城市人口人人有固定的口粮供应。
例如我,当年读初中,国家认为那个年龄段的孩子是最需要粮食的,所以给我定量是40斤。除了中学生就是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定量高一点,其它的人根据年龄和职业都有相应数量的定量,即使刚出生的婴儿也一样,干部没有任何特殊,只有高级知识分子有点优待,我的一个英语老师,因为是从国外回来的,还配给她每天一并牛奶。
这个定量基本没有变化,只有在最困难的几个月临时减掉一斤或者二斤。
当时全国所有的城市都是这样的,只有上海比较好点,定量比其它城市稍微高一点点。还有就是,国家为了保证口粮供应,曾经在最困难的几个月里面,在口粮定量数按照一定比例供应杂粮。武汉市供应过面粉、大麦粉、玉米粉、高粱粉等,还有一种叫“三合粉”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东西,“三合粉”是口粮供应中最差的一种。
对于中国南方大部分人来说,面粉不是主粮,所以,在我们看来,面粉也是杂粮。
即使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城市人口的粮食定量一直是有绝对保证的,所以说城市有人饿死肯定是欺骗年轻人的弥天大谎。
事实上,我们学照上,父母们班照上,城市生活没有任何异常。
但是由于副食品供应不足,特别是食油定量比较少---------每人每月半斤,加上肉类食品也减少了,所以,人们的营养状态肯定是有所下降,于是有了一些营养不良引起的病症,如肝炎、浮肿等。
由于上海供应比较好,所以上海人得这些病的人也少些。
我有一个舅舅家是住在上海宝山的,当时那里还是上海郊区,也就是农村。因为家家户户有一定的自留地可以种菜,家里又养了鸡鸭猪,所以情况就好多了,我就曾经多次去过他家里蹭饭。
城市的情况在1962年就好多了,首先是不再扣口粮了,也不再搭配杂粮了,然后就是副食品多起来了,肉类食品也多起来了,虽然口粮仍然严格按照定量执行,但是营养情况明显好转,得肝炎和浮肿的人也少了。从大人的谈话中知道,他们松了一口气。
也许因为自己太小了,我怎么也没有挨饿的记忆。馋是有点馋,老是想吃点好的,但是实事求是的说,饿,是没有挨过的,一次也没有。
那段时间里,也有人抢吃的东西,我就被抢了一次。
有时候早上上学,父母会给我几分钱,二两粮票(十六两制),让我自己买点东西吃。一天,我买了两个“跃进糕”-------玉米粉和面粉混合做的,拿在手上边走边吃。快到学校的时候,突然被一个男人抢了,他抢到后立刻塞进口里。
等我定下神来才知道,那是一队出工的犯人,有解放军看押,正好从我身边走过。因为事出突然,解放军来不及制止,于是非常气愤的打了几下那个犯人。
这是我在毛泽东时代唯一被抢的一次。现在我就不说了,被偷被抢是家常便饭。
那三年,我也去过一次农村,是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劳动,我们去的地方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就是武汉市的郊区。直接住在农民家里,时间是一周。
那个农民家里也看不出任何挨饿的迹象,家里养了许多的鸡,特别是又孵了许多小鸡,他就把小鸡养在屋子里,因为怕小鸡跑出去,就用木板档在门口。
和我同住的一个同学,住到他们家第二天,就因为从外面进门时不小心,一下子就踩死了好几只小鸡。
农民很大度的说,没关系。可是老师很严厉,立即让他回家,不要劳动了。那时,这是很丢人的,我那个同学于是哭哭啼啼的回了家。
一直到1965年8月,我中专毕业,参加农村“社教”40天------也就是“四清”的时候,才听说,他们那里在那三年里饿死过人。
那个地方就是湖北最穷的几个农村之一的麻城梁家畈公社。
根据我们调查,我住的那个村,当时叫小队,有几个老年人死于疾病,而且这些疾病是和营养不良有关的。也就是肝炎和浮肿这样的一些病,当然这些人原本就是有其它的病缠身。如果一定要往“饥荒”上面扯,也只能说是有一定关系的。
但是,三年里,农民们能够说得出来的这样的例子也就三四个。那种死亡5%的恐怖局面绝对没有发生过。
还有一点,是现在的“胡说八道”派---------如袁腾飞们是不知道的,或者是知道了不愿意说的,就是,即使在全国粮食已经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国内的交通工具上面,吃饭是不要粮票的,也就是说可以随便吃。
长江上面的轮船、铁路上的火车统统可以随便买饭吃,飞机上面我不知道,因为我那时还没有坐过飞机。
那时轮船和火车上面的饭并不贵,轮船我最清楚,普通的饭,带菜是0.2元一份,包括半斤大米饭和一些蔬菜。然后按照菜的优劣依次增加到0.5元。如果0.2元也嫌贵了,那么也供应带咸菜的饭,那是0.1元一份。
所以当时就有一些人会专门为了吃饭而坐火车坐轮船。
现在说那三年饿死了那么多人,在我这个过来人简直像在听神话,要我说我连一个真正饿死的人也没有看见过。就是听说的也不多,这就是当年的事实。我不想听什么调查报告,现在有什么东西不能造假?幸亏我还没有死,如果我也死了,说不定还会有人说我就曾经说过饿死人的事情。我在这里郑重声明:中国的前30年里面我从来就没有看见有人饿死过,倒是后来这几十年里面,我在深圳电视新闻里面经常看见有饿死的流浪汉。
说到这里,我还想告诉现在的和以后的年轻人,当国家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毛主席自己带头过紧日子,他不吃肉、不喝茶,和全国人民一道艰苦度日。不同的是,毛主席那时已经是70岁的老年人了。
他的小女儿李纳,当时也是中学生,她住读。有一次周末回家,有点饿,又不敢告诉毛主席,就偷偷的告诉了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李银桥给她弄了点饭吃,结果让毛主席知道了,狠狠的批评了李银桥一通,这个事情在李银桥回忆录里面有。
毛主席说:“因为是我的女儿,就可以给她弄饭吃,现在全国有多少这样的孩子,你也去给他们弄饭吃啊!”
这是怎样的一种胸怀?古今中外有过国家一把手的女儿挨饿这样的事情吗?如果袁腾飞们做了什么“长”,他的女儿会挨饿吗?
我还想说的是,大家不要在什么饿死人的统计报告上面花时间,那不值得,谣言止于智者。
富士康工人月薪900元,连续13个工人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内自杀,袁腾飞们统计过现在的自杀人数吗?本田工人月薪800元,不得不罢工,袁腾飞们统计过中国有多少死于饥寒交迫的工人吗?现在全国有多少“血汗工厂”?有多少人民财产以“改制”的名义低价出售给了资本家?有多少工人下岗衣食堪忧?有多少女人因为生活无着而出卖肉体?有多少贪官携带巨款投奔国外?歹徒接二连三的制造对于儿童的凶杀案多少儿童死于非命?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现在被别人占领了多少?
这些数据有过统计吗?没有!没有!!
那么多人死了,袁腾飞们连屁都不放一个,为什么对所谓的“三年大饥荒”念念不忘抓住不放?没有事实就编故事,没有数据就造“统计”。他们的目的再清楚不过了,司马昭之心哦!
所以我说大家不要和他们谈什么统计,浪费时间。其实人人心里都很清楚。再说两个小故事。
1967年,武汉市武斗严重,我们那一派有一个武斗训练场,在汉口江汉区的江汉公园内。一天,我去那里办事,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一定要进去,门口值班的不让他进去,他苦苦哀求也不行。正好我去了,值班人员就要我去把他的儿子找出来,原来他的儿子在里面集训。
我找了一遍没有找到,就只得出来告诉老人家,说他儿子不在,执行任务去了。老人家很失望,他对我说,等他儿子回来,一定要告诉他,爸爸来看他了,家里一切都好,放心的集训,一定要好好的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我当时听了这话,心情特别激动,我们有那么多拥护毛主席共产党的群众,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胜利不能取得?
2006年,我回到我那个已经被低价卖掉的工厂去,在厂区碰见一个同样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姓马,是从上海迁厂时来的老工人,当时快80岁了,他的胸前挂着一个毛主席像章。我指着毛主席像章问他:“你怎么还挂着?”他望着我,说:“毛主席对我好,我不能忘记他。”
一个老工人,可以说要文化没文化,要知识没知识。可是他心里比谁都明白。毛主席去世30年了,他忘不了。这难得还需要花很多笔墨来说明吗?谁也不是傻子。如果在那个所谓的“三年大饥荒”被饿得死去活来,而现在却丰衣足食,他还会怀念过去,那就是最大的白痴。
作者:goldflyengle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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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岁月里的记忆》系列连载之三十:荷叶充烟叶 36 老光 字4401 2009-12-30 02:4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