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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新年政治经济展望之七:和平衰落(一) -- 井底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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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新年政治经济展望之七:和平衰落(十)

其实如果冷静地看待富士康的问题,这个公司显然不是属于那种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技术的旧式血汗工厂。富士康作为高科技的OEM,本身利润率被下家压得比较厉害,也是一个问题。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深圳的高生活成本导致员工收入的实际降低,对在沿海运作的代工企业的成本压力确实比较大。

因此富士康这种企业,象中国内陆转移,是必然趋势。其实富士康在重庆和惠普合作的产业基地,已经在5月20日开张,目标是最终达到10万人的员工规模。看来郭台铭也看出来转移是不可不为。

当然真正富士康应该,也能够做到的,就是必须改革目前的缺乏人性关怀的半军事化管理机制,切实落实对员工应尽的责任。

中国沿海企业向内地的转移,主要是在于代工为手段的加工产业。沿海则必须开始走向以自己品牌为基础的OBM,才可以应付成本和生活费用的上涨。

而在这种分工格局下,中国才可以真正扭转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和内地渐行渐远,贫富差距逐渐扩大,整个国家出现社会撕裂的现象。

再加上改革之后,中央政府权威被削弱,地方势力,尤其是沿海某些地区,持洋自重,靠着中国几块海外飞地的支持,直接和中央权威叫板,企图让中国沿着这条拉美化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这个局面不由得让俺想起在1980年代末的事情。那个时候,在中国政界,酝酿着一个改变中国和世界的大行动计划,就是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实现以外来材料、外来技术和外来市场为主,以中国提供廉价土地和劳动力配合的三来一补模式,将中国的沿海地区,加入到世界产业分工的国际大循环。

而当时俺是少数的几个人,在支持这个方案的同时,也提醒了这个计划会带来中国东西部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如果这个计划,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不能做到解决这个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那么对中国整个社会的影响,以及国家可不可以保持政治统一,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当时俺最大的忧虑,就是中国在沿海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副作用—就是官僚腐败和地方坐大,会不会因为这些势力的阻碍,而导致东西部均衡发展的政策转向无法启动?

官僚腐败导致的不关是政府和执政党的信用在人民中降低,更大的危机,是政府体系受到腐蚀,从而导致政府行政和执行能力的下降。任何政府政策,如果不能为中下层官吏们带来好处,那么这些政策,就变成了泥牛入海。

地方坐大,就是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兴起的行业,事实上为中国的农民工提供了不少工作机会的同时,也造成了外来商人,通过投资和本地官僚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因此要改变这个沿海和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央政府在两个方面受到制衡。

第一个就是羽翼丰满的外来商人,威胁中央政府,如果任何伤害他们利益的政策出现,比如说新劳动法的推行等等,他们就把工厂搬到越南等国家,让中国面临大量失业农民工问题。当然这种说法,是以成本太高,丧失国际竞争力等等借口来说的。

第二个就是在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之后,虽然中央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实行了一系列的利港政策,但是人家吃了糖果,并没有感激之心。任何在珠江三角洲进行产业升级的导向政策,都会被以香港的社会稳定作为博弈的筹码。而在香港,中央政府又要提防在外国势力支持下,有一定民意为基础的反对团体,以推翻大陆内部现有制度作为主要诉求的政治目标,因此也不敢在没有彻底建立香港稳定力量的情况下,和这些势力硬撼。

这个局面终于在2008年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中,得到了破局。就是靠过去那种外贸加工为基础的路子,算是穷途末路了。为了自己的生存,这些外来商人,不得不要么在沿海搞升级换代,要么把现有模式向内地转移。

而香港的局面,则因为中央的应对得体,导致大部分香港居民,比较认可中央政府的温和和渐进的政策,形成了反对团体逐渐边缘化的趋势。而未来香港在经济转型上,对人民币贸易的倚重,导致了中央的掌控力大大增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视香港新生代发展机会被人为压缩这个深层次矛盾,是中央政府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目前以地产商为主要代表的商业利益集团,在香港社会势力过大,导致他们过度私肥,在香港分配大饼中独食,但却让香港新一代,被有心人士误导,把中央政府当成替罪羔羊,为这些自私自利的商官集团背黑锅。

中央政府如何做到,继续边缘化极端反对派势力,尤其是那些逢中必反,和后面与外国势力有不清不楚关系的人士,但打破政治僵局,和反对派势力中的温和派人士,尤其是没有个人恩怨的新生代,展开政治对话和协商,应该可以化解当前香港的乱局。而同时另一手,必须打击通过官商勾结,在香港坐大的地产商势力,令香港社会发展更加均衡。

当然中央政府自己在西部实行的政策,也过于短视。由于在当前的智囊机构里,对中国近代历史的了解并不透彻,尤其是对清朝从康熙、雍正和乾隆时代,对西部经营的历史不是很明了,而且在1980年代之后的西部各类政策,缺乏历史的纵深感,实行的政策,有很大的弊端。

在1990年代后,西部政策有了一些调整,但是流于过于简单化。在新疆的政策,过于偏于单一的剿字。反而在西藏的政策,过于偏于单一的抚字。而这种单一政策的结果,最后不得不面临再次的反思。可是说是,如果做不到审时度势,那就是宽严皆误。

虽然中央政府在后来,就是1990年代的中期,开始意识到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开始实行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但是这个政策,还是立足于开发西部的能源资源,来满足东部经济运作的需要。

因此一个新的西部发展政策,就是现在以新疆工作会议出台为标志的转变,将会为中国的未来带来重大影响。要真正明白这个大局,必须回到中国从汉朝、唐朝到清朝,对西部的经营历史。不了解这个历史,就无法明白中国未来的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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