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小岗村逻辑的尽头 -- 毕尔优科夫

我们最近都被一再告知了，在３０年前，我们被从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中拯救出来。而这场所谓的救赎，就是从安徽的一个后来名扬天下的小岗村开始的，这个山寨的光辉日后将让叶卡捷琳娜的波将金村也相形见绌。这场名为“大包干”的所谓改革，其逻辑基础是相当简单的，并且，小岗村“英雄”是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的，他们公开宣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这是句大实话，斯密以来的一切经济学理论，包括马克思的经济学，莫不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根据斯密的说法，“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饼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也就是说，屠户杀猪不是为了让大家有肉吃，而是为了自己能吃肉。于是，斯密接着写道：“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斯密说得很透彻了。一个正常的经济体制所要做的，就是要将自己得利与满足他人需要紧密得连接起来。在商品经济中，形成的这种连接的桥梁，就是契约。如果没有这种契约，如果买家不事先谈妥或是接受某个屠户给定的价格而想吃到猪肉，那么，杀猪刀一定不是砍在猪身上，而是买家身上。

我们再回到神圣的小岗村。“大包干”后，据说小岗村的粮食产量翻了好几番，可见，这块地的潜力是很大的。那么，事情就是再简单不过了，那就是农民没有好好干活。于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想法就是，把人民公社解散，把地分给农民，这样大家都是直接为自己干活，就有积极性了。

这是有道理的——凡是忽悠，都是听起来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这点道理已经被实践所完全否定了。这个实践不是来自别的什么村，恰恰就是这个神圣的小岗村。据报道，所谓“大包干”的所谓“带头人”严俊昌之子，原小岗村党支部书记严德友先生目前承包土地200亩，雇佣长工10余人，年收入20余万。这些都是他自己亲口对总书记说的，当然不是扯蛋。

小严书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一旦一个共产党员为自己谋福利，能够发挥出多么大的主观能动性。大包干之前，小岗村的耕地总共556亩，只需要三个严德友水平的党员就能管过来。于是，事情很清楚了，人民公社搞不下去压根不是农民没有好好干活，而是党员没有好好工作！

当然，可以指出，虽然党章上说不能谋取私利和特权，但党员总归也是人，初级阶段的党员就更是人了。对，党员也是人我们承认；人是自私的我们也承认。但是，有个常识不得不提醒一下，对一个正常人来说，发财和保命这两种激励，那个更能激发人的积极性？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小严为了发财能管好200亩地，那老严领导的党支部难道为了保命就管不好556亩地？

从逻辑上来讲，当然可以。那就好了。本来是契约被人为破坏以致生产凋敝，却被说成了契约本身毫无意义，而且否定的不是一个契约，而是所有的契约。从这里出发，推广到城市。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本来是跟国家有契约的，那就是拿国家的薪水得把工厂、公司经营管理好；国企的工人和企业所有者——国家之间本来也是有契约的，那就是拿国家的工资得把自己的活干好，把劳动定额完成。如果说企业有人浮于事，有漠视企业效益，那么，症结也是在于契约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一个企业的管理层没有尽到职责，那么，很明显会被股东撤换；如果一个企业的工人没有好好干活，那么，很明显会被立即开除。在社会主义国家，本来是有着更加严格的组织纪律性的，这种组织纪律性甚至被长期诟病为“兵营社会主义”。在斯大林治下的苏联，指令性计划一经制定就有法律效力，在工厂中，迟到三小时就是刑事犯罪。就是到了赫鲁晓夫时代，还有州党委书记完成不了农业生产指标干脆自杀的。在这样的体制下，恐怖不恐怖，人道不人道是另一码事，至少效率是很有保障的，也就是说，效率的缺失本身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无法解决的制度性缺陷，是可以通过体制的自我完善所解决的。

而在当时，为了从根本上废除计划经济体制，进而把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带回来，开始了对契约的完全否定。通过这种否定，巨额的国有资产以MBO的形式被私有化了。因为经济学家为代表的理论界宣称，在“逻辑上”，只有私人直接经营的企业才具有“效率”。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恶果了。“民营企业长不大”这个难题被说了好多年，事情也是很简单的，企业所有者和企业经营者之间已经毫无契约信用可言，除了将两者合二为一，化作所有人直接经营管理，别无他法。而严重性还在于，如果有哪个民营企业做大了，其所有人可以将企业完全交给毫无血缘关系的职业经理人经营了，那等于就是以实践宣告了改革开放在逻辑上的完全破产。

通过这种否定，还推导出了对“企业办社会”的否定，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归结为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上。于是，就通过“买断工龄”这一创造性的发明，迫使八千万工人“下岗”，也就是无需对其及其家属承担社会责任。进而，更得出了企业只需承担经济责任，完全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就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日益关注企业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日益重视“利益相关者”，日益提倡企业伦理塑造“企业公民”的大背景下，通过一场三鹿奶粉事件，宣告了中华民族的整体道德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严重性还在于，如果哪个企业开始像西方的先进企业那样尽社会责任，重视员工福利了，等于宣告了前改革时代“企业办社会”的优越性，进而也等于以实践宣告了改革开放在逻辑上的完全破产。

但在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全部合法性恰恰就是建立在经济增长上面。于是，这场持续三十年的社会运动就到了一个微妙的地步。如果要保持其合法性，那就必须重构契约信用，并以此作为科学发展的基础。但这样一来，对前改革体制的一切否定也就不存在了，保持合法性的过程也就变成了丧失合法性的过程。于是，在这种脆弱的平衡下，改革实际上已经走到了逻辑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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