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司马南：钱学森晚年倾注大量心血的一个领域 -- 咸豆浆

贫穷和无知构建了“气功治病”的市场基础

香功鼎盛时有人对北京的听讲者作过调查，发现“80－90％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且妇女人数居多”。这个群体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在城市公民中最为低下。还有更低的是农民。中国人还是很穷，花四五十元钱听场报告就能治好毛病，这样的便宜事蛊惑力实在强烈。那些已“被医生宣判了死刑”的人，与其等死何不找连 “死了20分钟”也能治的“大师”试试。不信的人是不愿费时花钱去听江湖术士跳大神式的报告的。专程前往听讲者，即使发现实际上不灵，也宁愿相信、宁愿说有效吧，谁愿意被说作心不诚、信不坚“悟”性太低呢。不过，摧眠疗法、心理暗示等医疗手段早已有之，并非“大师”们的发明。

田瑞生、沈昌等人文化程度虽然不高，却具备了巫师道公、算命瞎子、拆字卖卦、说书先生、卖狗皮膏药、唱小热昏、强拚叫花子、巫婆神汉诸色人等的本领。进入带功报告会场，那种诡秘鬼谲的气氛怎不使信则灵者陷入彀中，尤其是那些死马当作活马医的病入膏肓者。“香功学术报告会”还有一些绝招，田瑞生虽是个半文盲却学会了部队首长作动员报告的本事，不时煽动台下听众作些热、胀、麻、酸、香、亮等单音节回答，而且，信则灵者们必须现身说法当众宣告在自己身上灵了，你不宣告就不灵！甚至是要到田大师身旁的主席台上去宣告。这样一来还愁气氛制造不出来吗。对众多的受害者笔者深表同情，他们除了破财外日常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少数信徒则走火入魔得了精神病，死亡也不无听闻，被贻误病情、断送性命者就更不计其数了。人体科学的最大受害人群是底层百姓。

笔者坚信，在中华大地上，香功刮起的妖风最为猛烈，窜红起来蹦得最高，组织最严密，分工最精细，网络最庞大，欺骗性最大，捞的钱最多，危险性最大，受害人最多。其次当推沈昌人体科技吧。因为他们得到了半官方组织——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和中国人体科学学会的力挺。即使是“真龙”张宏堡所创建的“中功”，也不能望香功及沈昌人体科技的项背，虽然早有文章说中功“无论从规模还是组织结构上……都远远超过法轮功”。

祸水来自扶植起“大师”的政界和科学界势力

上世纪末，近乎有二十年的时间，中华大地上妖气滚滚。那些装神弄鬼的“大师”们固然可恶，扶植、培育、把他们捧上“大师”宝座的人应该负更大的责任！从上述香功书籍中可以数出热心推广香功的将领和官长多达二三十位。其中，少将理事长张震寰曾于1991年亲赴洛阳，参加香功“首届学术研讨会”，并严厉警告了对香功和人体科学持不同意见的人，说“你揭露假气功我赞成，但是你要注意一点，你要把真的也说成假的，我就不答应你！”“你把我们真的都说成假的，那你是干什么！你说你科普哇！你一辈子也做不成！”“我说你白纸写成黑字，你砍都砍不掉！你登吧，不要着急，不要怕它，到时候再对证！”少将军使出了毛泽东反右时的“阳谋”手段，在揭露者们的头顶悬上了达摩克里斯之剑，他要秋后算帐。

当然啦，老江湖田瑞生也深谙政治投机之道，总参文化部部长李静大校就称颂“田大师……马列主义学的非常好，对党非常热爱，他对毛主席非常热爱。”“大师更十分尊重和拥护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那些在任时一呼百诺退位后冷冷清清心态极不平衡的耄耋老人们，十分想“发挥余热”以继续发号司令“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也得有个选择，推广中国独创的 “人体科学”将可再建功绩，甚至在世界科学史上留下大名！而且“大师”们又个个腰缠万贯。倘若说参加革命前没上过几天学的一些人判断科学常识问题存在困难（他们可能“也是受了人家的影响”尤其是受了科学拿摩温的影响），热衷于推广人体科学和外气的头头脑脑们可都是受过高等教育之人。伍绍祖是清华研究生毕业，张震寰说是北大毕业生，管谦则“被誉为专业领导干部中的‘自学成才’者”，至于钱学森更是著名的大科学家。

真令人难以想象，谁说得越邪门，张震寰等就越予以推崇。与其说管谦、张震寰、钱学森等人在捧“大师”，不如说他们在捧自己，他们在等待“大师”们的出现，以证明自己预言的正确。酒不醉人人自醉，他们陷入了自设的梦境，己先于“大师”们疯狂了。

那些以讲授和研究科学为为职业的教授专家们，弄虚作假以宣传伪科学也同样不可原谅。一些在本专业中江郎才尽又不甘寂寞的人，研究起了“人体科学、特异功能、气功”（这里讲的气功专指“外气”，田瑞生叫它做“信息、能量、功、气场”，沈昌称之为“特功、人体科技、特异功能、巫术”。“大师”们全靠那不存在的“外气”治病。）著名者有清华学大学教授陆祖荫（后调职中科院高能所）、海军总医院副院长冯理达博士、清华李升平副教授等人，据说最早还有上海的顾涵森。他们都声称检测到了“外气”存在的物理学或生物学佐证，甚至能在北京纪录到从广州及美国打来的“外气”。后来的揭露表明，这些人违反了防止串通、作假和先验的双盲准则，他人根本无法重复他们的所谓实验。

陆某人还和少将理事长一起奔赴洛阳对香功作了“热情的具有指导意义的讲话。”二位北京来的大员在其后四年中相继病故。他们一从政治上一从“科学”上把田瑞生捧上了“大师”宝座，将他推向了全国，田某人却没有救活这二位大恩人。是二人不相信香功能治病、因而在他们身上不灵？或者是田瑞生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力？陆死后他在高能所拉起的人体科学课题组，还追随田瑞生编造了若干检测报告。

用实验证明“外气”存在之风低沉后，钱学森回复到把希望寄托于“大师”们的实践。直到1998年，钱学森还在《中国气功科学》８月号的卷首说“张宝胜的功能有时作用在药瓶子上，有时作用在磁记录器上”；此前该刊的１月号则报导“著名人体特异功能者张宝胜”和另一人在1997年11月召开的中国人体科学学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学术报告会开幕式上“分别成功地作了‘特异穿壁’和‘空中取药’的演示”。

实际上，早在1988年中科院鉴定组即验证过当时最负盛名的“气功大师”张宝胜的所谓特异功能：张始终没能从密闭的玻璃瓶中穿壁取出药丸或放进巧克力，后来连伍绍祖也不得不承认张宝胜有作弊的嫌疑；在魔术师的协助监视下发现张宝胜的耳朵识字等也是弄虚作假。这一验证报告被压７年后才得以解冻。然而，10年后钱学森仍坚称张宝胜能穿壁取药。钱先生也很累，所谓高处不胜寒？即使明知错了，也必须坚持错误，一以贯之，以维护自己永远正确伟大的面貌吧。

“人体科学”的头顶盘旋着“大跃进”的幽灵

钱学森明白，在中国这片没有经历过像样的民主革命的古老国土上，自由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非常狭小。去国时钱学森刚出校门只有25岁，倘若说那时他对自由的认识还不够清晰，20年后回国时故国的严峻却大大超乎了他的意料。惯于用枪杆子说话的新朝权贵们，借助如水银泻地般的党组织形成了严密得吓人的政治力量，远超过历史上任一新皇朝建立时统治者所具有的威势，自由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已经被压扁。他走时自由是多少的问题，中华大地上仍然活跃着一批像陈独秀、张国涛、毛泽东、鲁迅、宋庆龄等和当局不合作的人，更多的人像蔡元培、胡适、马寅初、傅斯年、梁漱溟、陶行知、巴金、萧乾、晏阳初等等，也都保持着自由身；钱学森回来时，自由已成了有无的问题，自由已被收归了党有。

其实，钱学森在美国遭到政治迫害而不得不回中国时，恐怕他已决心重投新主、另建功业了。就纯政治来说，他没有资本建立功业；就纯业务来说，他也明白中国没有让他取得更多学术成就的条件；钱先生又不甘寂寞，就只能走“政治加业务”之路，凭藉以往的业务成就、假借当今的政治力量，以另建功业。用数学语言来说，这条路对钱学森而言，是充分必要条件，能走得通，舍此也别无他法。于是，他尽力迎合圣意，以争当科技界的拿摩温；争得后，更依上命不断地再立新功；新皇登基后则另辟蹊径以维护拿摩温地位，甚至梦想获得更大荣誉。

初回国略事调适后，1957年钱学森成了反右积极分子。1958年投入大跃进，所谓从理论上证明了亩产可达“两千多斤的20多倍”，而“深得孤意”。 1958年申请195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间及后来的漫长岁月，遵命从事学术意义不大的军事工程。1969年钱学森积极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以为否定人类文明、突出“数千年出一个”毛泽东的浊浪推波助澜。在一篇所谓的“哲学”文章里，钱学森声称要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研究的“最高”指导原则。直至文革结束，钱仍不遗余力地诋毁现代物理学，诸如发文《人民日报》斥责宇宙膨胀理论是伪科学。钱先生对相对论和宇宙膨胀说的批判，甚至使人怀疑他对物理学理解得有多深，毕竟钱学森读的是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铁道机械专业，没有接受过物理学的科班训练。去美国后又是从航空工程系进入的空气动力学领域。毫无疑问，钱学森先生是杰出的空气动力学家，但科学家不会万能，他不见得一定熟悉正统的物理学领域。那就不要用哲学、甚至是政治和毛泽东思想去批判物理学。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钱先生响应号召，紧跟先皇投入了批邓，尤其是揭发了邓的爱将随意说的私房话。毕竟从本质上说钱学森是个书生，玩不过专搞政治的人，他怎么知道邓先生后来会成为“第二代”呢。此后，钱学森就退居二线了，更多地用“民间组织”的名义，或者说是假借过去威势以半官方名义，惨淡地勉力维护着拿摩温地位，后来最用功的当数“人体科学”了。

钱学森已经把“人体科学”称之为科学，作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才是治学之道。然而他采用的是“先有结论，以权作证”也即无需证明的那种“反右”、“文革” 期搞政治运动的手法。他自己是做不了科研工作了，但可发表官长加学霸的双重“权威”意见。《气功通讯》1990年第一期还兴奋地追加报导说，看到清华大学陆李等人的（伪造）论文后，钱学森主席于1987年8月说“它无疑是人体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实在使人受到鼓舞。”兴奋之情溢于言表。4天后再次批示道 “……应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批示全文前面己引用过）猴急之状跃然纸上。于是乎，大报发通讯、学报登论文，成立了国际医学气功联合会，向日本等国派出了以张震寰为团长的气功代表团，“大师”们去多国传法，国内更是达到了癫狂程度。

1995年底出版的《中华奇人神功》中说“钱学森认为气功是‘科学的新发现，科学革命的先声’。” 中央人体科学领导小组组长伍绍祖在1998年的《中国气功科学》上也写道“钱学森同志讲：‘人体科学是科学领域里的珠穆朗玛峰’。”吹捧得那么高，又是一个顶峰！以前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的顶峰，现在是钱学森在“科学领域”里提出的珠穆朗玛峰。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华大地上冒出了一批靠说假话向上爬的人，假话说多了，说假话的人多了，爱听假话的人和爱说假话的人就以为假话成了真话。假作真时真亦假，害死了多少人呵。那时中国已上天了一颗亩产假“卫星”，世纪末竟又放了一颗“人体科学”假卫星，他们让中华民族屡屡贻笑于人类！更主要的是使广大中国人遭了殃。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所表征的大跃进这一反科学的唯心主义思潮， 至今没有受到批判，谬种尚在孽裔犹存，谁说不能借尸还魂。君不见“人体科学”的头顶盘旋着“大跃进”的幽灵。对中国人民造成那么大的伤害没有见到检讨，几十年的思维定势却依然顽固，何必呢，老是想登高一呼充当领袖，以君临天下的态势踏进自己不熟悉的专业领域，讲些毋需什么专业知识的话语，企图开创这个学科，预言那个学科，太不自爱了吧。

现代造神运动的倡导者，恐怕首先是为使自己流芳百世。推测出将出现比量子力学、相对论意义更重大的学科之人，不是十分伟大？聆听到了科学革命先声的人将是科学革命的先知先觉，发现了科学领域里的珠穆朗玛峰者只能是科学殿堂里的上帝。都21世纪了还搞那些玩意儿，将反惹一身臭气，还连累了国家民族。

钱学森回国后，很快就变成了“政治家”，深染上了“中国特色”。书生怎么有能力有本钱搞中国式政治呢？如果他留在美国，只会是在空气动力学领域取得更高成就、因而对人类（包括中国人）作出更大贡献的科学家。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在美国仅猖獗一时。李政道在1956年春天萌发了基本粒子“宇称不守恒”想法，秋天和杨振宁一起完成了获奖工作，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那时距钱学森回国还不到二年。就钱学森先生的个人因素来说，他是否太骄傲了？回国事是这样，回国后更是如此，他太不甘寂寞了，太爱出风头了。当然也有环境的原因，而且是决定性的因素，“时势造英雄”啊。钱伟长先生（据说已入住上海瑞金医院的副总理级高官才可享用的高干病房）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呵！

钱学森先生和钱伟长先生，殊途同归，皆为中共统治下的知识分子代表，钱学森更为典型。在钱学森时代，知识分子，主要是自然科学工作者，自我奋斗出了成绩，共产党就来拉拢你收买你，封官许愿，以增添它的“伟大光荣正确”。那些上了贼船的人业务上再也弄不出什么新名堂，于是助纣为虐，出卖良心，淋漓尽致地做起共产党的科技官来了。风助火势，火藉风威，以糟蹋人民。“钱学森现象”当是最具“中国特色”（应叫“中共特色”）的知识分子典型案例吧。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Wednesday, May 05,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