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阿列克谢.列昂诺夫

1965年底，科罗廖夫的设计局组织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晚宴。一般的大工厂大企业，只要厂领导心肠不算硬，都会在每年的的这个时候组织这么一场晚宴。不过我们这个很特别。

局里有五百多人应邀参加晚宴，包括技工，工程师，设计师和科学家。航天员也来了好几个，包括尤里，巴亚耶夫，弗拉基米尔.科莫洛夫（Vladmir Komarov）和我。职工食堂里面收拾一新，桌子上摆满了碗碟，焰火和气球一应俱全。男性大多身着便装，女性则一律穿晚礼服。

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夜晚。

由工程师们组成的乐队在一旁奏乐。科罗廖夫和他的妻子妮娜.伊凡诺娃跳了一曲，然后又换了好几个舞伴。他是当晚舞池里的红人。此时的他和工作时相比完全判若两人，十分和蔼可亲。因为事务繁忙，他极少有机会参加这种大型社交活动。不过他在和熟人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会显露出另一面。这时的他很放松，也会讲讲笑话什么的。他是晚宴的核心人物，和他在一起我们都很自在。

那天晚上，我决定向科罗廖夫要一个签名。我以前从没干过这种事，以后也再没有。我把我的一张自照交给他，他在上面的留言令我永难忘记。

“亲爱的罗沙，愿银河无法将你束缚，愿太阳风送你上路。”

那天晚上，科罗廖夫活力十足。他的体型像公牛一样健硕，但是他的健康问题一直不大理想。斯大林时期的古拉格苦役使他落下了许多病根。

晚宴前几周，他被确诊为肠道息肉出血。他于1966年1月5日住了院，这家医院位于莫斯科，专门收治高层领导。几天之后，他获准回家，好和家里人一起庆祝他五十九岁的生日，前提是他要在第二天回到医院进行息肉切除手术。

1月10号那天，科罗廖夫邀请了尤里和我以及其他几位学者和科学家到他家来过生日。他住在一座二层小楼里——以今天的标准来看颇为简朴。院子里的花园种着樱桃树，苹果树和桦树，簇拥着长满了郁金香和玫瑰的花圃。这栋房子坐落于莫斯科北郊——其所处的街道现在已经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这里是科罗廖夫的私人疗养地。他平时基本没时间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妻子是一位很有造诣的音乐家，夫妻二人都很喜欢看戏，但是都没有时间，于是科罗廖夫就在起居室里安了台放映机，并且命人将他点名要看的电影和新闻影片送到家里来。

尤里和我当晚搬来了一座青铜塑像当做生日礼物。塑像的名字是“前往群星”，上面有全体航天员的签名。这家伙至少有50公斤重，一路顶风冒雪的把它搬到科罗廖夫的家里实在不算轻松。它还从我新买的大衣上扯下来了一个袖扣。

当晚，科罗廖夫敬了好几轮酒。他情绪高涨，对组员充满溢美之词。“我们面前的任务十分伟大而艰巨，”他说，“凭借着彼此理解和艰苦努力，我们一定能克服未来的一切困难。”然后他转向尤里和我，更有感情的说：“今天在场的有两位杰出的年轻人，他们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接着他开始挨着个地感谢我们。他在和我握手的时候说了几句令我刻骨铭心的话，尽管当时我无法完全理解。

他说我的太空行走是他这辈子最后的成就。

夜色越来越深，客人们也都散去了。科罗廖夫把尤里和我留了下来。保姆们把桌子收拾一空，然后端上了美味的俄式馅饼，这是科罗廖夫家私人厨师的保留节目。桌子上摆上了一瓶三星亚米尼亚干邑——这是丘吉尔当年的最爱。然后保姆们都退了下去，妮娜.伊凡诺娃也去睡觉了。

屋子里就剩下了我们三个，这时科罗廖夫的话匣子终于真正打开了。他说话的语气活像一个神父。他向我们讲述了他不平凡的一生，尤里和我很难想像眼前这个人究竟吃了多少苦。

一切都是从当年科罗廖夫从家里被人抓走投进斯大林治下最为偏远冷酷的劳改营的那个夜晚开始的。1938年4月的一个夜晚，一辆汽车来到了他家门前，他还没来得及跟三岁大的小女儿娜塔莎和孩子的母亲，他的第一任妻子西娜.文森蒂妮告别就被塞进了汽车里。然后就是殴打和折磨，以及一位年轻的内务部军官对他无休止的审问。

“想喝水吗？”审问者问他，他说想。他刚刚接过水杯，审问者就把水罐砸在了他的头上。“你们科学家真没出息，一个水罐就把你搞晕了。”他嘲笑道。

对科罗廖夫的“审判”终于来到了。他被人押解这走过一片迷宫般的走廊，最后停在一座双扇大门的前面。门开了，里面是一间灯火通明的大厅，坐姿后面坐着三个人，都是党内的高层成员。一开始科罗廖夫松了一口气，因为这几个人他都认识。中间坐得是人民委员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这三个人后来被称为三人审判团，日后的资料披露，他们是大清洗的幕后推手。但当时科罗廖夫还以为伏罗希洛夫会对他公正审判。

伏罗希洛夫交给他一份文件，让他大声朗读。文件指控他曾经在经手修建一座农业研究所是虚报预算，用多余的钱来造火箭工程和太空技术研究所。他们问他是否服罪。他否认了这些指控，于是三个人中的一个大叫道，“你们这群混蛋全都说自己无罪。先判他十年再说。”

这场“审判”总共持续了不到一分钟。

多年以后，科罗廖夫上位之后，克格勃方面向他出示了构成当年指控的档案。他认识写这些档案的人。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人是谁，尽管之后有人猜测是瓦朗坦格卢什科（Valentin Glushko）从中插手，他后来成为了科罗廖夫的竞争对手。因为格卢什科没有像其他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那样被投进古拉格。

干出这种事的人根本不在意他们对人才的摧残给国家带来了多大的损失，他们不过是一群贪图权势的蠢货罢了。

“审判”之后，科罗廖夫被关到了离西伯利亚科雷马地区的马加丹有一百多公里的一座岛屿上，日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描写过这个地方。在这里科罗廖夫曾经在隆冬时分一连几个月在森林里砍树，或者在矿井里做苦工。劳役强度之大，足以将人压垮。他的身体饱受摧残，。但是随着二战的进程加快，莫斯科开始召集火箭科学家。科罗廖夫也被召回了。

科罗廖夫对他离开监狱的那天早上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他还记得狱友们送给他帽子、大衣和手套来御寒，他还记得监狱的大门是怎么打开的，当他走进阳光中的时候，身后依然在苦苦挣扎的犯人们如何紧紧地攥着劳改营四周的栅栏。

他身上没有钱，于是就设法搭乘了一辆过路的卡车。司机坚持要他用自己的靴子来抵车钱，作为交换他穿走了司机的旧鞋。当他赶到马加丹的时候，这一季的最后一条渡船已经开走了。这条船随后在风暴中沉没。接下来还会发生一连串事件，使科罗廖夫深信自己是吉人天相。

下一班船还有半年才能开过来，在此之前鄂霍次克海都会被坚冰覆盖。科罗廖夫被困在了这里。在-40℃的漫漫长夜里，他流落在街头，寻找栖身之处。他在搜寻过程中捡到了一块新鲜的面包。这块面包就放在两座兵营之间的土路上，前往古拉格的犯人们会在这里做短期停留。他狼吞虎咽地消灭了面包，然后混进了兵营里。

第二天早上，他问犯人们是谁把那块面包放在路上的。所有人都笑了。在这么严苛的环境下，没人舍得扔掉这么大一块面包，而附近也没有面包坊。科罗廖夫不是一个信教的人，但他仍然把这件事当做上天赐给他的征兆。直到多年之后，这件事对他来说依然是个迷。

为了能熬到下一班渡船开来为止，科罗廖夫不得不在当地做苦工度日。直到五月底他才搭船来到了纳霍德卡，准备转乘火车前往莫斯科。但此时他已身患重病，在哈巴罗夫斯克被人从火车上扔了下来，恐怕他会死在车上。

他由于败血病而全身肿胀，牙龈出血，牙齿脱落。一个当地人把他带到了一位地方土郎中的家里。老郎中用大车把他拉进了深山，当时山上的雪都化了，满眼是绿油油的青草。科罗廖夫尽管已经咽不下东西了，还是把嫩草嚼烂了吸吮汁液，直到满口出血为止。青草中的维生素很快就见了效，一周之后他就恢复了，这才继续坐火车到了莫斯科。

到了莫斯科之后，上面也不允许他回家。他被带到了一栋孤零零的公馆里，和其他许多知名科学家关在一起。生活条件还算舒适，可再怎么说也是监狱。不过我以为这至少保证了他们的人身安全，因为纳粹德国一直试图行刺苏联科学家和军界要人。

在最初几年，科罗廖夫和他的狱友们见不到家人和朋友，哪怕从公馆十一楼的窗户向外看去就能看到他们的家。唯一的对外沟通方式就是写信。公馆里没有牢房，人们住在集体宿舍里。伙食很不错，在自由时间还可以到围栏圈定的范围以内去锻炼身体，他们管这片区域叫猴子园。

在这里他们全身心的投入了赢得战争的努力之中，设计了大量新型火箭和飞机。直到1944年底他们才获准与家人团聚。

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科罗廖夫获得了红军上校军衔，并被派往德国搜集冯.布劳恩研究火箭的情报。当他赶到德国人的秘密基地时，冯.布劳恩已经投奔了美军。不过科罗廖夫的手下还是获得了不少重要的火箭制造材料和技术人员。1946年返回莫斯科之后，科罗廖夫就成为了新成立的设计局局长，他俘虏的德国工程师们则成了他的手下。

我们的国家受战争的蹂躏比欧洲大部分地区都严重。两千万人丧失了生命。很难想像，像科罗廖夫这样饱受迫害的人会如此全身心地为实现这个迫害过他的政体的目标而工作，但是大多数苏联人都有极强的使命感，急于重建家园，振兴科技，保家卫国。火箭科学正处于这一大潮的前沿。

科罗廖夫关于研发新型火箭的许多想法都是革命性的。一开始他的同事对他都抱有怀疑态度，但他很快就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当时的首要任务是研发洲际弹道导弹。科罗廖夫依靠SS-6 桦树火箭 (R-7 Semyorka) 做到了这一点。1957年8月，他成功地将一颗模拟弹头从拜科努尔发射到了堪察加半岛，航程6000公里。美国人直到一年之后才成功进行了类似的发射。这是两国军备竞赛的开始。

但是即使在当时，科罗廖夫就已经开始着眼于更宏伟的目标了：太空飞行。直到1957年秋天“旅伴一号”升空时，他才彻底恢复名誉。接下来的九年里，他向所有人展示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和坚韧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