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等闲平地起波澜——鱼说中东路事件（一） -- 北溟有鱼

民国的三个面相：第一个是制度面相；第二个我要考察一个现代化的面相；第三个我要考察一个思想文化的面相。

我们知道，代议制的核心就是三权分立，而三权分立中主要是两权，就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制约和制衡，因为司法相对来说要超脱一点，尤其是一般的政治台面上，就是两权在争取。但这两权往往是不知道怎么协调、怎么操作。掌权的人那时候是段祺瑞，一开始他真心想老老实实按西方那个规矩来运作代议制，我去做一个责任内阁。但是他发现，如果按照西方的规矩运行，他处处碰壁。反过来，他不玩这套，他引入军人干政，玩弄权术，纵横捭阖，他发现这时候是如鱼得水。就说你往好了做行不通，往坏了做一路畅通。

　　

　　民主的招牌、代议制的招牌，没人敢摘下来。包括蒋介石在鼓吹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时候，他都是在内部讲话里讲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它实际上是一个军人统治，或者说中国的军阀时期。军阀时期是挂着最先进的一个制度招牌，但实际上是军阀。军阀却始终不能直接去统治，除了非常少的阶段或者小区域，像县，包括省，他都不好赤裸裸的去统治，他必须有一个省议会。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从清末以来，尤其是从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已经彻底服膺西方的制度。甲午以后，进化论才流行，《天演论》才发行，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必读书。在这个进化论的前提下，西方制度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价值观意义上的东西。虽然我们不了解它，众人也操作不好它，但是这个招牌没人敢把它摘下来，摘下来就意味着复辟。人们在这个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开始的时候人们还真的想着去尊重它，说我们真的去操练它，操练之后发现不行，就开始阴奉阳违了，开始挂羊头卖狗肉。挂的是这个招牌，我底下该干什么干什么。然后再进一步就像国民党时期有个训政，因为老百姓不懂，我教他们：训，教训，我把他们教会，然后再来实行。说实在的，就这些口号和制度运行最合适的就是训政，就是虚伪程度还低一点。

　　

　　也正因为意识形态上有了进化论这个因素，有了制度的这种崇拜、迷信，一些西方附带的东西，比如说相对的尊重个人自由，尤其是在大都会里头，相对的尊重个人自由，相对的言论自由，相对的新闻自由，一直到国民党时期，还是有的。就说你到国民党时期，还可以自己办报，但他还是会查你。

　　

　　真正的政权的运行实际上是在按传统的路数在进行，从帝王时代的皇权和绅权联合统治，变成军人和绅士联合统治，就是加拿大学者的说法。基本的路数都是传统的，只是这个传统有点千疮百孔。军阀们也曾经想修复这个，想祭天、想祭孔、想振兴国学。不仅袁世凯想搞这个，连那个狗肉将军，“三不知将军”：不知自己多少钱，不知自己多少枪，不知自己多少姨太太的张宗昌，他也在讲经，也在印十三经，据说中国印的最精美的十三经就是张版的。但是他们实际上做不到，他们并没有能够真的去恢复传统，恢复不了传统，也摘去不了现代民主共和的招牌，所以整个民国的政治确实有一种吊诡，有一种玄幻的感觉。

思想文化面相：因自由而繁盛

　　

　　不管怎么走，一直走到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溃败，它并没有实现一个真的专制，或者说是一个立体的专制。而且它的过程很漫长，在这过程中，实际上它给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国的大学，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思想界，中国的艺术界留了特别大的空隙。所以这一时期，可以看到，确实是思想文化的繁盛时期，是一个教育的繁盛时期。

　　

　　我前面讲过了，其实一直到国民党时期，蒋介石特别想进大学，特别想里头有党化教育，有个人崇拜，他特别想，但他就没有做到，他穷一生精力都没有实现。

　　

　　中国大学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始算起，经过二三十年的摸索，的确后来形成了一套，虽然后来有很多野鸡大学，但是人们不在意它，就像现在美国也有野鸡大学一样。但是在众多野鸡大学里有鹤立鸡群的仙鹤，有好大学，而且也不少，这是什么原因呢？

　　

　　中国人办大学，历史形成的格局是开放的，从北洋时期到国民党，甚至从清末开始就是开放的，没有人敢对外国人说个不字，必须让外国人进来。而且整个经济是二元的，在北洋时期没有什么国有经济，在国民党时期有国有经济了，但没有强大到垄断的地步。所以总是有一块领域是政府管不到的。这样大学就形成了三种格局：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三足鼎立。

　　

　　像今天的北师大，一个重要的根基就是辅仁大学，它就是天主教的。如果没有辅仁这个底子，北师大不会这么强壮。当年很厉害的就是辅仁大学。北大现在是鹊巢鸠占，原来是燕京大学，也是教会大学，是新教的。协和医学院，当时确实是世界一流的医学院，是中国西医的开创者，也是教会大学。南边的圣约翰、华西等等都是。国立的，最标准的是北大。国民党时期还有中央大学。清华实际上是半国立，因为它始终有一笔庚子赔款在制约它。南开大学是私立的标版。

　　

　　这样的大学确实办的非常棒，这种开放使得大学只能这么办。因为外面就是这样办的，教会是这么办的，私人是这么办的，受外国资本支持的大学也是这么办的，那国立的大学就只能也这样办，要不这么办就没有竞争力。

　　

　　在民国，大学运转的过程中都办的像模像样，以至于说某些军阀要来办大学的时候，都要比着这样来。唐继尧办云南大学，当时叫东陆大学；张作霖办东北大学，现在还在，虽然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了。曹锟也办了个河北大学，但是现在河北大学不往那段追溯。他是学校的董事长，每次去学校，他不敢干涉用人；发工资的时候，让他的副官装一大盘子大洋送过去，还是下跪送过去的。教育怎么办？我们讲就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非常简单，只要坚持这点就行。

　　

　　那时候基本上还是保持了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或者说对大学自治的一种基本尊重，于是我们就觉得民国时期的大学真好，而且教授们在抗战之前生活很安逸，只要去到一个好点的大学任教，就能过很舒服的生活。如果是留英美回来的，到一个大学，就能得到四百多块的月收入。是什么概念呢？当时的警察一个月八块。

　　

　　再就是思想界，大学如此自由，那么基本的言论自由就是可以保障的了。你可以办杂志，只要想办就可以办，《新青年》就是这样自己办起来的，教材也是如此，都是民间自由办起来的。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当政的都是军阀武夫，不知道宪政是怎么回事，就像民国的外交家顾维钧所说的那样，袁世凯对西方民主，缺乏起码的认识。袁世凯如此，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团体”中的骁将，则更是等而下之。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虽然武夫不了解西方的代议制，更不懂民主是什么，可毕竟他们都是从晚清过来的，深知清朝积弱积贫的历史，明了若干年来中国学习西方的艰苦努力，虽然他们不了解代议制，不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这个制度的优越，却是经过西方的“先生们”验证过的，即便在清朝的王公贵族最喜欢的帝制德国，也有国会和宪法。吃过西方军队苦头，并且受过西式军事教育，其中有些人还留过学（德国和日本）的经历，至少知道他们所效法的西方，称雄世界的道理。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武夫，实际上，对风靡知识界的进化论，也略晓一二，他们对当时堪称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从心底里服膺的，就当时而言，西方的制度，就意味着进步，意味着进化的方向。所以，不了解代议制，不明白民主制度，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不理会这个制度，不希望尝试按照这个制度操作一下，好让中国也强盛起来。我们所说的北洋军阀，其实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推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不见得都是我们教科书所说的卖国贼，至少，也有希望中国好起来的愿望。所谓的“北洋团体”中，像张勋这样的人是少数，而且属于团体的边缘人物（不是北洋军事学校出来的人），其它的人，即使对共和并不热心，也不至于公然开倒车，所谓的袁世凯复辟，他的帝制，其实并没有取消代议制，打的主意是君主立宪制。反过来也可以理解，尽管中国进入共和政体以来，国家之混乱，国势之衰落，比之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复辟却总也实现不了（包括强人袁世凯所尝试的看起来仅仅退了一小步的帝制），反对者中，最有力量的还是“北洋团体 ”的军人们。进化论的魅力，在那个时代，显然不是其它什么力量可以抵消的。

　　

　 但是，在这16年中，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场景，每当这些武夫打算尊重代议制的时候，跟国会往往很难处理好关系，处处是坎，冲突不断，什么事都做不成。当他们抛弃了对宪法，和对国会的尊重，实践起他们一向熟悉的权术操作、军人干政时，则到处绿灯，诸事遂顺，想干什么往往就能成什么。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但的确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