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极通俗极简略本政治经济学（声明） -- 抱朴仙人

在中国古代，“革命”和“改良”字眼都很少出现，前者源于“汤武革命”，后者的诞生就不可考证了，清末革命者的“革命党”自谓，革命和改良两个词语才流行起来。在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对政策进行大的调整称作变法或新政，被统治者反抗根据立场分别称作起义、起事、造反、叛乱。自“国人暴动”开始，有确切纪 元的近三千年中国历史，自下而上的成功革命很多，自上而下成功的改良却凤毛麟角，大多是革命胜利以后再另起炉灶。

革命基本伴随着血腥，会破坏原本勉强维持的生计，会导致国家国际地位的急剧滑坡。不到十分的绝望，有一技之长者不会主动卷入。当年康有为主张改良，论据之一是法国革命，“百日内伏尸百二十九万”。革命或叛乱的主谋，肯定是绝顶聪明的人，即使在黑暗的统治时期，谋求个人出路也比普通人容易，什么会使他们最终决定铤而走险呢？

不外乎四种：首先可能是司法不公正，有冤不能伸，“逼上梁山”，因此玩命的不胜枚举，上升到革命高度是另一回事情。普通老百姓受了委屈，伤害以后给个“说法”和少量赔偿就“阿弥托佛”了。真正的有志者受了委屈，要么始终隐忍，要么在沉默中爆发。其次是贪官污吏横行，有真才实学靠本事发达的路被堵死，黄巢就是榜样。如果社会秩序很不公正，生活艰难的知识分子会踊跃投身革命。镇压太平天国的左宗棠是举人出身，很早就名满潇湘，好像还专门考察过太平军。第三是认为政权岌岌可危，觉得能够取而代之，张角的“太平道”，洪秀全的“拜上帝会”，虽然功亏一篑，东汉和满清的统治已经严重失灵。还有就是大祸临头，不愿束手就擒，陈胜、吴广起义，武昌新军起义，统治阶级下层的残暴，功不可没。“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一旦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秀才、举人）也加盟革命，就像照亮黎明前黑暗的启明星，能照亮正确的革命方向。

还有一种情况，因为没有活路投身革命，在斗争中成长为智勇双全的革命领袖，朱元璋就是。不过没有好的革命形势，在革命中成长的起义者很难形成气候。黑暗的统治下，几种情况一般同时出现。

“乱世出英雄”，黑暗的统治埋没了真才，社会的动乱由此萌发，结束动乱还得人才发力。但破坏远比建设容易的多，如果动乱伊始体制外的人才华更高，动乱的结束，只有等实际的改朝换代了。

“民之轻死也，以其求生之厚也”，成功革命经验多多的中国，普遍论调恰恰是“好死不如赖活”。演出一幕幕“跳楼秀”或其他自杀秀的人，真的想死，是谁也拦不住的，“跳楼秀”是临近绝望的最后挣扎。有报道称北京已经形成“上 访村”，越级上 访者不顾地方政府打击长期驻扎，这是好事，说明他们还没有放弃对中央政府的希望。如果越级上 访者都消失了，却不是因为投诉问题的良好解决，那才是可怕的。能搭上几年的艰辛，不顾家乡权力部门的镇压“告御状”，如果没有了希望，还有什么不敢做？

如果动乱来临，最反动最离奇的电台听众最多，有钱人会换高价外汇并抢购物资，特别有钱的会想法避居海外，底层老百姓要么等救济，要么挨饿或铤而走险，在交通通讯发达的21世纪，有一处火星最多几周就会影响全国。如果有一件引发公愤的偶发事件，不用“有鸿鹄之志”的“陈胜”，一个泼皮振臂一呼，满怀怨气的人们也会冲向仇家和声名狼藉的官员。动乱骨干为了防止被“秋后算账”，势必将所有参与者拖入深水，贪官财产、二奶等是最好的奖励兼“投名状”，届时暴乱者不被杀光或推翻政权是不会罢手的。动乱中，束缚在家乡的年轻男女最容易成为暴徒或受害者；因为穷困在外地打工的“流民”可能会为昔日不平大动干戈；因为社会保障行将崩溃的老人和失业中年人会无所顾忌；因为亲人音讯全无的士兵会焦躁不安；心怀异志的军官借机煽风点火；有条件的技工会武装自己和亲友；为求自保的官员和黑社会勾结建立准军事武装；不知死活的分裂分子蠢蠢欲动；海外强国乘机挖掘人才和资金；邻国惶恐被波及或趁火打劫，难民、武器大量涌出国境……如果不能迅速平息，中央政府会成为众矢之的。原先名义上的执政组织不下台，也无法和反政府武装达成有效的妥协，体制内的强势派别想登场，也要把原政府和原领导作为批判的靶标。无论谁掌权，落到实处的“反腐”都是巩固政权、筹措资金的必须。旧政权的安全人员想保住饭碗，首先要在这一问题上不遗余力，手中掌握的大量贪官资料是最好的筹码。当然如果旧政权在联合国的地位很高，国名和外交地位要继承下来。只要不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在国内形成对峙，民族意识觉醒的大国是很难分裂的，现代社会也缺乏割据的经济基础，有核武器罩着，也为了防止核扩散，海外对分裂分子的支持也会在一定限度。

专制国家动乱一旦开始，介入的军人和知识分子不推翻原政权是不敢妥协的，妥协意味着死亡，现代摄像头系统和特务组织不是吃干饭的，不搞“秋后算账”的担保从来不可靠，因此东欧剧变必须有明确结果。苏联可以镇压一次匈牙利改革，可以联合盟友再次镇压“布拉格之春”，但很难第三次出招，否则可能像美军在越南那样被拖死。在现在的伊拉克，如果能掐断反美武装的武器来源，武器坏一件少一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工业国，不用专门的兵工厂，小镇工厂也可以迅速批量生产步枪和炸弹，强悍的车臣人很多武器是手工自制的，换成制式武器俄军伤亡还要高。只要民间有大量的退伍兵和技术工人，任何理智的领导人都不敢轻易对非分裂分子下屠杀令，杀不干净意味着政权灭亡，并有可能因为“反人类罪”被绞死。

国家动乱，领导人经常避难海外，小国领导人到大国避难可以，大国内乱，领导人到海外早晚会被遣送回来，大国的侨民、投资和战略协调比失去国家后盾的傀儡有价值。没有国家力量作后盾，建立流亡政府也没人搭理，“X奸”的罪名就铁板上钉了，为把原先所谓的海外“民主人士”送进议会，流亡的高官及家属很可能都是筹码。如果很多侨民是上一次革命的副产品，如果海外有镇压过的大量分裂分子的后代，连“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可能在异国他乡喊了。敢不负责任的出逃，自然敢出卖一切国家机密，托洛斯基只是为了自保，还没有导致动乱或躲避动乱责任，但对于苏联，托洛斯基必须死，戈尔巴乔夫可能有善终。对比对国家的伤害，戈尔巴乔夫晚年幸福的无与伦比！“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严刑骏法下，中国没有发生起义的朝代好像还没有一个（短命区域政权不算）。科技的发展和教育的进步，使得中下层获得了更多的发言权。经常看到有的“学者”认为，面对自动武器和发达的交通，起义（成功）已经不可能。不知道他们政治和历史是怎么学的，马克思高度赞扬了火药对市民打破封建专制的作用。康熙乾隆这么精明的“主子”，一个把原始机枪发明者戴梓流放，一个禁止火枪作为武举考试的科目。“苏东巨变”，“一夜之间”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并曝尸，估计KGB和CIA都始料未及。

交通的发达、分工的专业、严格的枪支管理只是使“稳定”状态下迅速割据成功不太可能，而不能阻止一个政权被内部武力推翻。相反，大大增强了这种可能。“发达的交通”除了直升机和士兵的两条腿，很容易被有预谋的破坏。发达的交通和现代化技术改变了“天高皇帝远”的历史，也为新反抗模式创造了条件。非洲、拉美部分国度频繁的政变，搁在冷兵器时代是无法想象的。稍微用一下心，一个初中文化的残疾人都可以制造惊天动地的爆炸案，其实，汽油等常见物用好了威力比“硝铵化肥”、“毒鼠强”大多了。虽然疑点甚多，但初中文化的人在禁用硝酸铵化肥前制造大量炸药的确没多少困难，雷汞-雷管等引爆装置自己制作难一点。

没有腐败的政府配合，拥有枪械的反政府武装也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如果政府人心丧尽，拥有正确政治策略和战术指引的城市游击战就会成为专制政权的梦魇。当年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正确的，如果同时在部分城市开展游击袭扰而不是罢工和武装起义，相信反动政权崩溃更快。部分书籍把车臣格罗兹尼战斗和巴格达战斗归入城市游击战范畴，个人认为不妥，格罗兹尼战斗是巷战不是游击战，巴格达战斗巷战和狙击战成分更重。城市游击战应该侧重打击秩序和心理而不是有生力量，条件有利时也不放过好机会。城市游击战不是利用“人体炸弹”等制造恐怖事件甚至针对平民，而是在相持中瓦解敌人的统治，把“伪军”争取过来，甚至和敌人中下层达成暂时的默契。虽然有伊斯兰教，比起当年越共对美军的打击，现在的伊拉克反美武装斗争水平还有待提高。

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城市对农村影响肯定比农村对城市影响大。游击队员不需要武装到牙齿，土造定时炸弹和手枪就够了，“莫洛托夫鸡尾酒”简单实用。特种兵可以徒手轻易杀死训练有素的士兵，用不入流的禁用刀具等作案，不如加强自身体能训练的歹徒危险。不是蒙元或满清那样的时代，公开禁刀枪可以，公开禁止体育不太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傍晚在繁华街道看到几拨平推着装修工具的民工，心惊胆战。

文明的进步，通讯的发达，重演对内的灭绝性大屠杀并泰然处之困难重重，旧有的行径也可能被“秋后算账”。虽然很反感在王府井乱撞和天安门伤人等伤害无辜的行为，但不得不承认，两位犯罪嫌疑人良心还不是很坏，“玩”的动静只是引发关注，还主动投案。如果心狠一点，破坏力超过胡文海是轻而易举的。

野蛮“执法”的城管和联防几年前很少遭遇暴力反抗，是因为当时面对的基本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下岗工人，以及文化程度不高的进城农民，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失业大学生加入了小贩和“盲流”大军，“执法”比过去温柔多了也麻烦不断。当场的暴力反抗不可怕，面对有组织的打手，血气之勇无济于事，可怕的是仇恨的积攒，聚集到一定程度有目的的报复。

迫于生计，曾经拿自己的藏书摆摊，不止一次的目睹过城管暴行，兔死狐悲，有时候压抑住心头怒火自问，如果受害者轮到自己会怎样？按照恩格斯“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他权力机关不越出法律的范围；否则起义就成为公民的首要义务”观点，不想当缩头乌龟，为求公正，只有发动革命一条路。当郑州女大学生被打落牙齿的新闻传来，不知道该庆幸还是恐慌，还没有酿成未来的暴动。在工业社会，无论怎样加强管制，用常见物配置爆炸物都是很容易的事情，造枪是好技工的起码标准，连续的有针对性地大破坏和爆炸造成的恐慌会迅速蔓延全球。防“非典”运动的机制维持外敌入侵时的秩序管用，应对有组织的内乱远远不够，除非授权地方大规模武装，否则即使加强几倍的关卡也可能沦为暴动者的练兵所。

革命和改良行动路线是根本对立的，不过都是王朝中后期社会矛盾加剧的产物。改良未必能缓和阶级矛盾，不改良肯定加剧社会矛盾，直到革命到来，阶级立场完全确立。如果国民整体气质是豪放的，改良的前夜一般也是革命的前夜，一千多年来，大多数中国人信奉“好死不如赖活”，革命的前夜是改良的失败或错过改良，中国成功革命经验硕果累累，多半建立在统治阶级改良失败的阴影上。

革命、改良、政变最早都是中性词，自下而上推翻政权是革命，自上而下地救助被统治者是改良，统治阶级“狗咬狗”激化是政变。清末反清义士自称“革命党”，清廷最初也跟着称呼“革命党”，后来才改称“乱党”。从19世纪末开始，半个世纪中国整体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革命渐渐成为褒义词，“改良”有时候甚至沦为讥讽的字眼。革命胜利后，革命政权掌权不忘本，“反革命”专用于人民公敌，把“反革命”解释为“反对上一次革命成果的革命”是严重的政治错误，“革命”一词配享褒义词的太庙。此后自下犯上，不管初衷为何，只要尚未成功或未平反，只能被主流媒体称作反革命，参与者被称作“反革命分子”。

很多时候，革命中坚和改良中坚初衷是一致的，往好处说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往坏处（可能就是实处，呵呵）说就是怀才不遇者们认为社会不公正，想凭借能力进入利益核心的路线选择。改良派认为可以通过取悦最高统治者和合法抗争改变不公正的现状，革命派认为改良派的路不好走甚至走不通，想发达必须拿脑袋作筹码，把本朝（或前朝）推翻。因为机缘巧合，二者是经常转换阵营的，当然，转换的频率不可能太多。俗话说，“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辛亥革命，革命派点燃了导火索，改良派才是脱离满清奴役的主力领导者，各省新政权多数落入原先改良派（保皇-立宪派）的掌握。不过只要介入革命，保皇派也成了灭皇派，否则一旦革命失败，人头难保。

大浪淘沙，不到关键时刻，参与革命是出于“救国救民”的理想还是“为个人前程”投机革命是分不清的。不过如果不是乱世，一旦卷入，没有明确的结局是无法全身而退的。与政府作对到一定程度后，除非把政权推翻，或流亡海外，或利用某种力量形成均势并达成公开协议，否则全身而退是不可能的。“受招安”必须先击退“官军”的屡次围剿，就是投机革命的小人物“王老五”，接受“金钱美女”诱惑前首先要熬过“皮鞭、烙铁、老虎凳”的考验，还得担心“金钱美女”被执法者瓜分。如果招供完不久革命就胜利，还得吃“二茬苦”。

即使成功“招安”，也要为新的主子贡献“投名状”，“招安”往往是政权为降低平乱代价或无可奈何的产物，“秋后算账”是必然的。小说里宋江一伙的下场都知道，现实里史书没具体提，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黄天霸用昔日兄弟的鲜血染红了顶戴，在勾心斗角的官场，他的走狗生涯是否真的快乐呢？奴才获得奖赏是好事，不过有的“功劳”是讳莫若深的，知道黑幕被灭口正常。就是正大光明的功绩，当年为推卸杀害石达开幼子的“功劳”，两名清廷武将居然当众斗殴。辛丑年，王公大臣躲着和洋人谈判的差事。“三一八”惨案后，段其瑞长跪现场并终生食素，实际控制局势的张作霖也不贪功……杀害刘胡兰的行刑者，看了电影说不真实，立即被举报揭发。日本鬼子比较大胆，杀人竞赛公开报道，几年后找中国干爹成了任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周兴为主子坏事做绝，后来被新同僚“请君入瓮”也是咎由自取。每一个时期，都有数不清的野心家，其中不乏真才实学之辈，但多数只在王朝末期，卷入起义或叛乱，治世至多表现为党争，因为只有黑暗统治下，才有适合“革命”的土壤。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的火灾，一是有火种，二是有合适的气候（风、湿度等），三是有大量的可燃物。二、三一旦具备，稍有不慎，就是巨灾，而且可燃物烧光前，是很难抑制的。“防患于未燃”，把易燃的火气导出燃尽是防火的关键，中止易燃气体的产生是防灾的根本。否则，除非火气不多，可以用压制的手段暂时遏制，但至多延迟火灾的到来。就像鲧治理洪灾，疏导不得力，早晚得溃堤，而且破坏力会倍增。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均贫富”一直是历代“革命”的口号，“打土豪、分天地”也是“均贫富”的行为一种。只要能做到司法公正，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实现“共同富裕”，革命的危险就可以消除。即使天灾发生，野心家趁火打劫也难以形成气候。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说，与其等农奴自下而上地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地解放农奴。

毛主席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希望革命经验最丰富的祖国，不会有新的经验产生。

2006旧作《把窗户纸捅开》一部分，2007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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