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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思言MM——鲍威尔“煽动叛乱”案（1）

但是，美国军方却拒绝萨姆斯到庭作证，也拒绝提供萨姆斯的报告。

实际上，从1953年鲍威尔夫妇回国后，联邦调查局胡佛要求司法部起诉鲍威尔，司法部认为最容易抓鲍威尔小辫子的就是萨姆斯这件事。司法部助理部长沃伦·奥尔尼要求FBI对此事进行调查。FBI因此反复与美国海军、陆军、国防部进行查证磋商，重点就是萨姆斯能否作证，萨姆斯报告能否提供。从1954年，一直讨论到1959年开庭之前，结果是：NO，萨姆斯不能到庭作证，萨姆斯的报告不能提供。

这就奇怪了。难道萨姆斯这件事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于是赶紧去翻，结果仅在美国人约翰.托兰写的《漫长的战争——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翻到了下面这样一段描述：

在战争的狂飙席卷一条50英里的前线时，在麦克阿瑟的公共卫生军官、陆军准将克罗福德·F·萨姆斯的东京办公室里，正在发生一件使人震惊的潜在的事情。几个星期前，一名深入到东海岸元山附近敌人阵地后方的特工通过电台报告说，敌军正染上一种疾病，其症状是发高烧、腰痛、头痛，大面积疮肿。萨姆斯将军担心这是一种没见过的满洲地方性流行病。要是中国人带来这种瘟疫，就会把没有进行免疫的联合国军消灭。萨姆斯向麦克阿瑟报告说，这种瘟疫可以像流感一样通过呼吸道迅速地，大范围地扩散。黑死病（鼠疫）死亡率几乎百分之百，这种疾病是黑死病的一种后期症状，此事和任何军事行动一样重大。

萨姆斯详细查询了战场上所有医务人员，发现没有人熟悉这种瘟疫，而在北朝鲜也没有任何卫生谍报人员。48岁的萨姆斯决定自己必须亲自去这个地方，以确定是否真存在一种瘟疫。他在埃及时曾见到过这种流行病，因此对此病有所了解，此外他熟悉元山地形。他求助于在特别行动部队和海军中的朋友把他一人或带一小队人马运到海岸，以期给麦克阿瑟一个明确的答案。

这一行动全部由海军中尉尤金·克拉克筹划，他曾在仁川搞过两星期的间谍活动，对元山一带也很熟悉。这次行动对克拉克而言简直是轻车熟路。他并未感到有多少困难，只是确实担心被染上这种瘟疫。

“别着急，中尉，”萨姆斯说，“我会给你和其他人注射疫苗的，但你应知道要分阶段打，共打三针，可是我们没时间了。”

“好吧，你就碰运气吧，我也听天由命了。”

克拉克考虑到北朝鲜人也许会有萨姆斯的照片，于是机敏地提醒他最好刮去胡子假扮成外科医生。萨姆斯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他不想成为另一个迪恩将军。

他们跟尹钟（音译）一起向釜山进发。尹钟是一个朝鲜小伙子，曾跟克拉克在仁川搞活动。萨姆斯此番行动对他的手下保密，说成是去第8集团军进行例行访问。在釜山他们登上一艘防疫船号LGIL1091，船上配有必要的实验室设备，用于化验化脓的疮伤和血样。

3月8日早上，船开往元山，次日中午抵达港外约定地点，然后被护送通过布雷水道。萨姆斯的小分队首先去了附近的丽岛。他们从当地居民那里打听到，中国军队中许多人得了伤寒和天花。一名韩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已经分别派了两组特工人员上岸摸情况，但是22名特工无一返回。由于中国军队已进入这一地区，韩国人不愿冒险再派另一组人马。

3月10日，小分队返回丽岛向其他特工人员和难民进行了调查。他们报告说，元山一带大面积传播的疾病主要是天花和伤寒。克拉克了解到，空投的6名韩国特工已在沿海着陆，除了一人外都被北朝鲜或中共的人抓获。最初报告瘟疫病症的那名特工现在已在中国军队据说大量患病的山区的西南20英里处了。大浦里附近的一家野战医院据说同时接收了1500位重病号。

2月12日，由于决定不再使用笨重的装有实验室的船只，小分队登上一艘山卡尔森中校指挥的美国驱逐舰“华莱士·L·林德”号。“林德”号的任务是炮轰沿海所能发现的目标。它一直向南行进到大浦里附近海面。天黑了，大海喧闹起来。船长说这时乘橡皮艇登陆太危险。克拉克和萨姆斯商量了一下，除推迟行动等待时机外别无选择。“林德”号起锚计划向元山返航。次日下午5时，大海平静多了，小分队又登上“林德”号向大浦里进发。抵达大浦里后不久，他们换乘“林德”号上的救生艇，一名海军记者带着相机急忙加入进来。在离岸几百码的地方，小分队改乘充气筏。那个记者也想上去，被克拉克阻止。看起来很滑稽：他们三人一组乘充气筏向海岸划去，充气筏由救生艇用一根长绳子连着，船上的雷达一直跟踪，以使把他们很快拉回来。

登上－片黑漆漆的海岸后，迎接他们的是令人恐惧的景象。仅一英里以外的是被雪覆盖着的高大险峻的群山。前面有几辆卡车闪着车灯，顺着岸边的公路向南行驶。突然，美军飞机投下照明弹，飞行员们不知道他们这样干危害了一次秘密行动。炸弹爆炸了，几辆卡车被火舌吞没。飞机开始扫射这支车队。克拉克和萨姆斯意识到幸存者将会散开来，这一地区很快将布满巡逻兵，但二人都决定不停地向约定地点进发。他们在岸上的联络员用步话机警告说，他们正接近布雷区，应该再向南运动。这时他们的作战服已被冰冷的浪头打得湿透了。他们没带徽章，但都拿着手枪和手榴弹。萨姆斯还带着一些试管、注射器和装着吗啡的可折叠的皮下注射器。这样做有双重目的。“首先”，萨姆斯回忆道，“通过静脉注射吗啡迅速使病人进入昏迷状态，这样我们可以把病人弄出来抬上船。在他平静状态下，我们可以进行化验诊断；吗啡注射器的另一个目的更玄乎一点，即我们已商定，一旦落在共军手中下场不会好，不如早些结束生命。”

经过大约20分钟的英勇搏击，他们安全到达目的地，迎接他们的联络员是一位讲英语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朝鲜特工人员高先生。高带他们通过布雷区并告诉他们这一地区挨炮轰是常事，附近只有一些中国公安部队。“我们过于担心了”，克拉克自嘲地说。在一片较偏僻的海岸附近，他们从一个伪装的洞口进入狭窄的通道，通道一直通向一个大山洞，高躲开了。克拉克和尹动身去找报告上所说的附近村子里的医院。他们试图抢出一个病人并把他带到山洞里来——抢不来活的，死的也行。与此同时，萨姆斯将向两名曾仔细观察过这种可疑瘟疫病人的特工人员询问情况。这位将军慢慢爬下通道，手扣着手枪扳机，因为他知道他可能正在进入他自己的坟墓。

在萨姆斯询问特工人员的同时，克拉克和尹小心地找到了看来已饱经炮轰而没人住的村子。三个中国士兵懒洋洋地倚在上面搭着粗帆布的断壁残墙上。他们背着枪但很松懈，以致克拉克误以为他们是医院里的服务员。他闪身进去，看见两个病号躺在帆布床上。问题是得干掉三个守门的。克拉克悄悄地命令尹去牵制他们。不一会儿出了一阵声响，两名士兵跑去看，克拉克蹑手蹑脚走到第三名士兵背后，一刀刺死了他。第二名卫兵跑向医院，被克拉克用刀刺死，又一个中国兵从树丛里冲出来，被尹割断喉咙。他们把这三具尸体拖进树丛，而后冲进房子里看看里边有什么。克拉克希望发现一名死了的中国病号给萨姆斯带回去，但两个病号都活着。克拉克决定先向萨姆斯报告再杀死他们。也许没这个必要。

克拉克爬回山洞时，萨姆斯已询问完毕并得出了满意的结论：这种病不是瘟疫。萨姆斯简洁地跟克拉克说，这些特工人员已仔细地观察了这种可疑的病例。脸上、腿上、胳臂上和身上发疹子，除了出血的天花不会是别的病。“没有任何身体感染或横痃性（鼠疫）或败血症之类瘟疫的证据。没有呼吸方面的病症。”萨姆斯总结道，造成混乱的原因主要是出现了“黑”，使北朝鲜医生误以为是瘟疫。因为朝语中的“瘟疫”意思是“黑死病”（鼠疫）。而且这些医生从未见过一例瘟疫。

过了一会儿，萨姆斯小分队又返回橡皮艇。克拉克猛拉连在救生艇上的绳子，便被马上拖回救生艇。他们一登上驱逐舰，卡尔森上校就让他们每人喝一口“药用”白兰地，克拉克直指他们冰冷湿透的鞋和衣服。萨姆斯给麦克阿瑟发了一封电报，说他们对于瘟疫的恐惧已烟消云散了。不幸的是，公共关系部门把这一事件泄露给了新闻界。也许是克拉克拒绝带上岸的那个海军记者已经完全得知了这个消息。合众社头条新闻：“美军将军冒生命危险深入敌后调查致命的传染病。”这就是中国人认为美国正在进行细菌战的证据，结果后来使许多战俘遭受了不幸。克拉克和尹暗暗地庆幸，他们可以逃过注射另外两种防疫针了。

左看右看，看不出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啊？顶多也就是有个“地下党”内线，“迎接他们的联络员是一位讲英语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朝鲜特工人员高先生”。还有就是打算抓个战俘回去检查检查病情，不是后来也没抓吗。再说这些都跟本案无关，辩护律师问不到这一块。就算问到，萨姆斯完全可以不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法官肯定判他可以不回答，陪审团也肯定能够理解，对不？至于就紧张得打死都不能出庭吗？真要是像约翰.托兰说的那样，萨姆斯上庭作证，那不是教育美国人民挺好的一场“秀”吗？想想身配十字勋章的英雄出现在法庭上，用他冒死深入敌后的感人事迹，驳斥“美国叛徒”的煽动谎言，岂不是令人万分期待吗？

您再期待也没用，人家不肯来。

为什么不肯来？

于是再翻，结果又翻出两个线索。

第一个线索：

日本记者西里扶雨子从上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着手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资料的收集、调查、研究和报导，先后在BBC 、CNN、PBC 、ITV 等世界著名媒体报导了日军细菌部队的战争罪行，出版了《生物战部队队731 ― 被美国掩盖的日本军战争犯罪》 、《731 部队的生物武器与美国》 等著作。1997年9月，英国BBC 电视台准备制作《 战争的科学》 三集节目，西里负责其中生物武器的日本采访和节目制作，题为《 人类之敌》。为此，西里采访了大阪医科大学的校长山中太木。山中太木毕业于大阪医专，1940 年在恩师的极力推荐下进入南京日军细菌战1644 部队，是鼠疫、霍乱等肠道传染病的专家。有多份证言证实，山中在1942 年的浙赣作战和江西江山撤退之际曾指挥部下向当地居民散发染有细菌的馒头。采访中山中太木告诉记者：1948年，他被联合国军司令部召唤到东京，正是这位萨姆斯准将命令他提交在战争中的研究报告书，并询问了关于石井四郎的情况。

第二个线索：

台北国立政治大学藤井志津枝教授在一九九五年十月《国立政治大学学报》上发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发展生物化学战重要人物之研究》一文中说：“在美軍的徵召下，北野、石井、岩松等生化戰部隊的元兇，即以其在東北研發的流行性出血熱病原體（也许这就是萨姆斯如此关心鼠疫或败血症的原因），協助美軍維持三十八度線的防衛（當時「盟軍總部科學調查團」出現在三十八度線附近，其中心人物是日本醫師會會長田宮猛雄、石井四郎、北野政次和若松勇次郎等）。由於北野等的出色表現，使得美軍在一九五二年免除對近一千餘名日本陸軍軍醫的驅逐，在東京大審上，完全不復有醫療『戰犯』的存在”。

原来如此。

当然，萨姆斯如果出庭，对于辩护律师可能提出的、诸如“你是否与日军细菌战专家有过接触”、“是否得到了日军细菌战的研究资料”等等问题，可以眼都不眨地回答一连串的“NO”，但是谁又能知道，这些事到底会在五年、十年，仰或是五百年后被揭露、被证实呢？难道想让获得过十字勋章的萨姆斯将军承担作伪证的可能吗？

但是，如果连大英雄萨姆斯都不能出庭作证，那么美国军方还有谁能出庭作证？

实际上，美国军方不但拒绝了萨姆斯出庭作证，而且不同意任何与细菌战相关的现役军人出庭；不但与细菌战相关的人员不能出庭，而且新闻官也不能出庭。当然，有关文件更是不能提供。国防部甚至提出撤销这个起诉。

可是司法部和国务院不答应。前者不能允许美国法律受到践踏，后者不能容忍美国形象受到损害，所以这个官司必须打下去，打到底。

• 【原创】和思言MM——鲍威尔“煽动叛乱”案（完）
• 【原创】和思言MM——鲍威尔“煽动叛乱”案（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