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元老监国体制绝不可行 -- 南京老萝卜

所谓“元老监国”，是指在退休的国家级、副国级、或者到国务委员副总理一级的人员中，选择一定的人组成某种机构。这个机构对国家大事、重要人事有最终的决定权。这种模式，我认为不可取，原因如下：

首先，在法理上，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赋予。没有这个法律基础，任何人都不是“正确”的天然代表。国务院是由于人大的授权，党中央是由于党代会的授权。离开了“授权”这个基础，不可以有任何人、任何机构由于自认为“有经验”、“道德高”从而天然正确，从而凌驾于各级组织之上，即使“事实上”他是正确的。比如，处决杀人犯，遵照法律的要求去执行，那是正义得到了伸张，而私下进行，就是私刑，多少显得不那么合情理。我们知道，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是合理的运行构架。这个构架，应当是尽量少地掺杂个人因素，只有它在微观上不符合所有的个人，才能在宏观上尽量多地符合大多数人。如果它特别照顾某类人，那只能说这个构架被那类人所操纵了。

邓在92年南巡，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对中国的前途作出了决策。这是由于权力运转的缺失造成的，应该是中国最高决策机构的悲哀。我们今后应当极力避免的现象，而不是设立一个机构来加强这种现象。而邓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由于战争年代、改革开放前期积累的巨大威望。离开了这个特殊背景，我不认为任何人，包括386、486等职业官僚体制中的精英，有资格去做这个事。没有这个资格、没有这个水平，而硬要去做这件事，不会有什么好效果。

其次，在实际操作上也不可行。你不是要有法理基础吗？好，那我来设计一个元老院。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三代以及周围的人，算是元老，大概有十多个人吧。过两年后，四代及周围的人退下，又有十几个。这批人退下来的时候已经是70多岁了，基本上还有10年左右头脑清醒的时间。怎么设定元老院呢？第一，这个元老不好界定，什么级别算是元老？副国级以上，那是10多个（要是人大、政协的副委员长以上，得要好几十个），要是副总理以上，又要扩展到差不多四五十人，两届就是七八十人的规模，加上前几届中有高寿的，那就是个百人会了。第二，人都是要走的，都是由清醒到糊涂的，你怎么界定这个人说话靠不靠谱？是只做一届，还是象邓那样直到最后时刻？或者由医学专家来界定这个已经糊涂了，说话不算了，那个还清醒?这么个百人会开大会是几乎不可能的了，只好请秘书们互相串通消息。由雪里蕻先前讲过的“知道不知道”来看(见61人讨论)，你怎么防止这个百人会演变成秘书、家属弄权的场所？

这个元老院事实上存在过，就是早先的“中顾委”。它有很大的权威:有绝对的话语权；说话时，当政者不仅要听，而且是毕恭毕敬地听，能做的，做，不能做的，也要解释、弥补。中顾委的出台，是邓为了推进改革，不得已推出的权宜之计，而不能认为是常态。随着时间的推移，中顾委也走进了历史，决策阶层和行政阶层（董事会和总经理），才能按照一个正常的模式运转。既然中顾委已经作古了，我们就没有必要让它再借尸还魂了。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矛盾的本质。目前的状况是，行政阶层占用了太多的国家资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一个垄断权力、资源的寡头阶层已经形成。行政层面，从国家级到地方政府，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当激起民变的时候，通常也是以警察、武警出面压下去，这个以朱相和温相前期尤甚。最近几十年来，国家是日益强大、发展，这个是不容否定的，但是，这个发展也是以牺牲很多小农、工人、平民的正当利益换来的，这个也是存在的。这才有了对现政权“监督”的要求。我认为你的行政行为损害了我的正当利益，为了保证我的正当利益，我要求对你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是这个道理吧。当然，这个“正当”是个“小我”的正当，但是，当千千万万这类“小我”积累起来的时候，就自然形成了一个“大我”。

监督的本质，就是权力分配。我不象原来这么信任你了，要把交到你手里的权力，拿回来一些。对行政官僚来说，如果这个权力是上层、前任所授予的，那么，权力的再分配倒确实是再向上集中的。但是，在法理和事实上，我们要确信，这个权力是由下层人们所授予的，而且，这个权力也确实应该为了下层人民服务的，所以，这个权力的再分配，应该是向下的，而不是向上。

“人民”是个抽象的词，具体起来，就是极少数是没有缺陷的完人，加上千千万万既勤劳刻苦，又有各种弱点的小人物。我认为，让这些有各种缺点的小人物能达成协议，互相协商，在保证自己各自利益的基础上得到最大的共同利益，也要好过那种保留各自最小利益，把尽量多的决策权交予一个“完人”，寄希望于这个“完人”的品质。很简单的理由，这样的“完人”，作为个人，一定存在，而一个常设的决策机构，则绝无可能。就如同某个大款是慈善家，这个是可能的，但是希望大款阶层就是慈善阶层，这个，不可能。因为人，都是由各种利益所牵制的，而私利，是一个人处事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并且，再完美的人，也是有缺陷的，最起码，就算他脑袋超级灵光，他最直接的信息来源也就是家人和秘书，对某个政策，他能有普通人的感受吗？所以，把国家的决策权交给这么个退休的人（或机构），实在是一个很滑稽的想法。如同主教练临场指挥，你觉得主教练水平不行，只有换教练，而不可能再去弄一个“原主教练现场指导团”。

如果权力向上分配能解决问题，事实上问题早就解决了，也用不着我们今天再来弄个元老院。比如贪官、渎职，我们有中纪委、监察部、反贪局大刑伺候，决策失误，我们有人民代表大会提案，行政诉讼来阻止。侵犯个人权利，法院是纠正一切冤假错案的最终机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仗工整，言简意赅，义正词严，豪气冲天。再不济，我们还有上访制度，可以越级直到党中央国务院。照理说，只要有一个系统work了，那监督就顺理成章地实现了，可是，这一切，为什么都不灵光了？为什么逼得人想出了“元老院”的主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所有小人物们应该得到的权力，都停留在纸面上，无论是文化革命也好，改革开放也后，权力从来就是在上层为官僚阶层所操弄。草民们没有办法了，草民们从来没有梦想过自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元老院”，对草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它就是一个新版本的“青天大老爷”。对统治阶级来说，就是他们权力分配不均、势均力敌的时候，需要出面协调的一个“大佬”，只能再增加一个以退休高官为主的新的固化的官僚次阶层。

清朝直到戊戌变法前，还是人心所向，至少还能得到大家的认同，只有使大清好了，皇家各种关系理顺了，国家才能好，才能不受列强的欺负，“小我”才能正常生活。可是变法失败了，之后十几年，大清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已经没有了，没有人相信这个构架能支撑起中国。不要它，抛弃它，摧毁它，逐渐成了民族的共识。武昌起义看似一个偶然的事件，却是压垮大清的最后一根稻草。国民党也一样，如果它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则必然被人民所抛弃，无论它军事上是多么强大。袁世凯的北洋军，要强于南方各省的革命军，老蒋还是世界四强之一。怎么样了？还不是灰飞烟灭。改革，能改则改，最后一条道走到黑，历史上同样有很多先例。

最后，谈到老人们的去处，我觉得现在挺好。大部分386时代的高官们，听戏的，写书的，都很悠然。自然规律，谁也抗拒不了，不如顺着它，心宽才能长寿。政界的这些老人们，寄情于青山绿水，琴棋书画中，绝对有好处。从公的来看，要相信下一代的能力，毛主席走了，天也没塌，邓小平走了，香港也回归祖国更美好了。这些都是聪明人，明白自己和毛、邓的差距，那今后走得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从私的来看，自己弄权一辈子了，再颤颤巍巍地走向主席台，不怕别人说自己吃相太难看吗？

纵上几点，元老监国模式，极，极以为不可。在法理上没有正当性，在事实上也不可行。要解决监督的问题，只有眼睛向下，还政于民。而且，事实上，随着网络大字报这种技术手段的出现，情况还不错。所以，目前，没有必要请老人们再回来。

• 很遗憾，党内争论不是宫廷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