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说俺感受到的京沪差异 -- 大懒虫1号

河里真有意思，居然引出了这么多有意思的回贴。公鲨河友引用的两句话的确是我文中最核心的意思，是都市生活形态造成了以相对方位取代绝对方向的定位系统，经多人质疑，花了点时间查了下居然发现了更多有意思的资料，私心以为还能佐证我观点，但需略作修正，上海都市生活是其独特性的主因，将所得贴上来同享，也是一番辛苦。

公鲨提到上海马路两侧建筑所挂的门牌，正是构成上海土人方位体系里最基础的一点，它的完整性的确为上海一大特色。不过形成与完善经历了一百多年时间。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户籍管理，而且遍及城乡二元社会，但这个制度针对的是人，重在国家控制。而编制门牌并且钉挂门牌则针对建筑物的物理定位，尤其是户户上牌于外重在予外人辩识方便，体现城市管理而非人头管理的理念。上海门牌普及率如此之高则功在租界。

设置门牌为辨识马路两边的建筑物所需，而马路正是租界大力推进的一项公共设施，1853年适于西式马车行进的街道开始建设（行马车的ROAD叫马路，中英混搭造词），1864年英租界马路面积占到租界总面积的23%，已远高于中国传统城市。以马路为通道的棋盘式街区方正、有序、便捷，连接里弄住宅的马路则四通八达，人行道与车道分离，煤气灯的路灯照明系统的使用，一个以马路为轴心铺陈展开的近代城市雏形已具。

1865年，英租界马路开始统一更名，南北向干道以中国省份命名，东西向干道以中国城市命名，这个命名规律保留至今（改革开放后新开发地区有例外），并将中英文路名竖于道路拐角处。法租界不同，比如淮海路（原霞飞路），大木桥路没有这种规律可循。

前两项工程完成后，与之配套的门牌制度开始实施，早在1860年工部局（英美租界的自治管理机构）开始对所有建筑房屋施行统一编号，悬挂门牌。工部局出资为租界居民住宅订立门牌号，并免费赠送号牌，以便管理。1866年5月英租界内华人居住区的弄堂按习惯沿用的中文名称来命名。通俗易记的马路名称、里弄名称成为英租界地名的两大系列。至此，英租界内便捷的通道、简明路牌和门牌识别标记的系统工程完成。

门牌制度的原罪。

租界人丁商贸兴旺发展之后，上海第一轮城市化运动开始，那就是租界的越界筑路。所谓越界筑路就是无合法依据先占地，然后取得中国政府事后承认。当年城市扩张以马路为开路先锋，主要是修马路而不是建开发区。当然修完马路后主要还是服务于商品房开发。英法租界早期都在外滩一线，英租界向西到静安寺，向北进军杨浦，法租界推到了徐家汇（见到基督教堂多的就是原英租界，天主教堂多的就是法租界）。

手段嘛就是强拆。当时这些地方是标准上海农村土人祖居之地，马路红线所到之处，貌似有补偿款，不接受者则由当年城管队员强拆。租界巡捕既不属中国司法系统，又不归属英法司法系统，是租地的租户们的聘用人员，所以我定性为有准警察功能又无编制的城管队员。

在红线沿线的农舍呢，一律划入租界管理，标志就是由城管队员钉门牌，一旦钉上门牌再伸手收税款，即房屋税和巡捕捐。可见门牌这件事有多么重要，租界只认房子不管人头（将西方定位的门牌制度与东亚文明中户籍制度中的人头管理二合一的是东洋小鬼子，抗战期间靠着定位的门牌与管人的户口簿，小鬼子老爱在半夜冲进民宅查户口，一幢房子里小到一个亭子间中多出一个户口之外的人，立刻作抗战分子带走）。

因为钉门牌还隆重推出了上海第一位青红帮老大—黄金荣。他当年应聘法租界巡捕房，正是在越界筑路的钉门牌事件中表现优异而崭露骨头角，最后此人荣任巡捕房督察长20年，凭借此势力在上海横着走。

话说到了强拆这一步一定好看不了，土人们愤怒动祖居老宅挖祖坟，你强钉个牌子在我的房子上我反而得交钱给你呢，哭天抢地的斗争场面那是可想而知的。

如果能通用今天的语境，我倒可以给个理由，因为自此土人从农村户口转制为城市户口，上户口总要有些支出的，至于这个城镇户口的含金量嘛，就不便展开了，不利于我们凝聚对帝国主义的仇恨。

不过这么公开招人恨的事情主要是法国人干的，他们的文化传统原也是君主集权制，所以专制性难改。自由商贸起家的英国就爱使用利诱，英国人越界杨树浦一带时，利用英租界公共设施先进这一条，为红线所在地的居民通行自来水，哪户同意接装自来水后才装钉门牌，然后也是两税开征。虽然嘀嘀咕咕的不少，但一物换一物好歹公平些，场面就好看多了。

总之上海的门牌制度就是这样建立起来并严格执行下去的。户户不落空牌牌上门楣背后体现了城市管理理念，而实现它则体现为刚性手段，带着上海城市化扩张的罪与罚，最终全上海建起了完善的门牌制度。对门牌制度的信赖是深入到上海土人骨子里的，以致邮递员，出租司机碰到疑难杂症，都会信心满满的回答，只要有门牌号一定找得到。

万千罪恶归英法帝国主义，诸多便利优势归上海人民。中国人民想要此等荣耀，应该将诸如编制门牌到户不遗牌乃至城市扩张运动干得只有便利没有罪恶，现在看来难度很大。

按说较之上海租界这类按需发展出来的城市，本土城市拥有一项天然优势，那就是良好的整体规划，北京西安开封南京这类首都不谈了，象平遥这类中小城市都呈现出同等特性。这些城市在规划街区，街道和编制门牌上牌方面将拥有多么大的先天优势。

而我前面介绍的沾了那么多血和泪的上海门牌制度，一出生就带着病，那就是由缺乏统一规划和统一治权带来的矛盾性。

上海租界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英法两大租界，英法租界以现延安路为界。马路命名英租界有规律，法租界不遵。但更麻烦的是体现在门牌编制上的大矛盾。

英租界南北干道门牌号南小北大，法租界倒过来北小南大。东西干道两家一致全是东小西大。但这是指浦西，浦东又要倒过来，西小东大。这还不够乱，美国人又来伸一脚，老美当时还嫩得很，只占了虹口一带又没定边界，、关心中国人精神远胜物质（美国人来的多为传教士，现在为民主传教士，还是比较一以贯之的），人马太少又穷，折腾半天只在租界里修了两条马路，就这么两条马路还出妖怪，东长治路门牌偏是西小东大，和英法全拧，南北向又与英国保持一致。

政出多门一定会乱，东西方皆然。

因此上海门牌虽全但却不能仅凭门牌一项依靠规律来推断，一条道走向前会发生例外。如果您寻找600号，行过598号下一个号是6号，您一定要镇静，再镇静，千万别抬头望天，而是立马低头打电话，请问您老人家是在北京（路）还是在南京（路）。上海门牌是一定不会错的，排列也是有序的，您今天碰到了临界点，穿越时空触摸到了历史的印痕，也许那正是纵贯英法租界的南北干道，路牌刚好倒了个儿。若要自救细看门牌上的路名，必定由北路改南路，亦或是由东路改西路，路名正确只管放心拍马向前。

因为这个，上海定位系统里的另一位登场了，那就是交叉道路，它可以帮助划定区域，不致从延安东路开到延安中路而不觉。当然座标定位首要功能是简捷，但是对于上海而言它还有个功能，这个交叉定位可以弥补漏洞。比如东路，中路，西路，南路之类的少说一个字，那您可就穿城去找吧。比如有天山路，还有天山支路什么的不在一条直线上，不作二次定位，一字之差满头大汗。

而当年租界在规划道路时有意使用棋盘格来分隔区域土地，在小范围内营造出方正的区域性道路来，同向道路基本保持平行，依据马路命名规律可以大致推断目的马路与所在位置的关系，交叉还是平行马路。研究下南京东路附近道路，那叫一个密如蛛网，这种高密度道路设置给经商活动和公共娱乐活动带来物流与人流聚散的双重便利，也带来了定位的高接近度。

最后登场的是定位系统中又一极具上海特色的――地标。

好几位河友提到了地标使用的普适性，比如南门北门，东城区西城区等等，还有在北方常被人提到的某某树之类，不涉及现在三四十年的新地标，我部分同意。

但上海新老地标蕴含更多的是自身的文化生活密码：名称鲜见建筑物与方向词的联合使用，而往往表现为建筑物或地域名本身；地标多居交通要冲；地标以公共休闲娱乐建筑与地域为主体，人对建筑物的使用有直接关联；地标体系中黑白兼具；不见自然物只有人工建筑（沿路为人工载培树种少见百年大树，河流灭得差不多了）；上海地标适用的广泛性。

其它城市中常见的南门北门没有进入上海地标体系，因为没有城墙，另外城门之类不构成外形绝对特征而必须与方向词联用方可定位的地标，上海比较少见。

地标具有独一无二的建筑特征易辨识是入选的第一要素，而丰富多彩的上海建筑为上海地标体系提供了源泉。

地标分布多为交通要冲，或是繁华区域。但建筑物内人的活动才最终了决定地标成立与否，上海地标多为著名商家，首屈一指的公共娱乐场所，备受推崇的公共休闲场地，比如先施公司，大光明电影院，跑马场，大世界，南京路，徐家汇，百乐门舞厅，外滩，公园等等。知名度高，经营稳定长久的商家，最终得以商号名称成为代表精准地点的地标名称。

更有意思的是黑白兼备的特点，那些白天黑夜都易识别的地标，比如商场，舞厅和外滩，或运营时间长，或至夜间方灯火通明而成为这座城市的夜明珠，使它们跻身地标行列。曾问过老人，解放后特别是文革期间没有夜生活了，半夜十二点能把人约到那儿呢，老人想也不想地答到，西藏路靠南京路有家星火日夜商店，昼夜亮着灯就去那儿。反观百乐门，建筑物犹在，地理位置未动，但人们对建筑物的使用变了，它的特性就变了，人气知名度就消失了，百乐门从地标中慢慢隐退，同区域的地标逐渐被静安寺取代。

都市建筑物繁密的存在，弱化了大自然的方向感，强化了相对定位的便利与快捷。地标不仅有辅助划定区域的功能，更重要功能是直接定位，它本身就是精准地理点位，以它为中心成扇形，前后左右过几个门面外加马路名的左右转弯，都是极易定位的所在。

（有个现象有意思，地标有门牌人们却不记，只记其商号或活动性质，而只记门牌的往往不是地标，却反指其性质，比如76号，比如803。想去的不记号，不想去的号码要牢记）

规划良好的街区，四通八达的马路，有路就有车的公交系统，煤气路灯进而电灯等广泛使用的物质条件，经营管理良好的娱乐休闲空间，商业区，生活区与公共娱乐区的合理布局，一个新型市民阶层相对统一的闲暇时间，夜生活时空的打开，人们活动区域与活动能力的扩展与多样化，如此频繁而密集人员流动需要地标系统，在全体市民生活经历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众多商家和娱乐场所的存在，被广泛认可的地标就此诞生。地标使用的便捷反过来刺激了人们创造地标的兴趣，层出不穷的各种各样级别的地标指点着上海方向。

就这样，入城不过百年的上海土人们比建城高达千年的城里人更快更彻底的消退了方向感。

写到这里，本文可以结束了，但是有个大补丁要补，那就是上文全为租界里的上海，还有上海老城区呢，租界外的上海市区呢，不是遗漏而是这个话题更合适放在另一个角度来陈述。归总一句话，在两个不同文明阶段的城市管理角逐中，上海华界（租界之外的上海城乡人民）落败不属意外，但是上海华界既没有盲目排外也没有实行驼鸟政策，下场竞技技不如人，认赌服输，但很早就惕厉自省，知耻而后勇，落后了但始终没让人拉得太远。这样上海得以保持了一座城市形态的完整而不是支离破碎，得以形成完整的城市文化而不是参差不齐。

资料摘编：

租界道路交通的崭新面貌，给上海人造成的刺激，不仅是物质层面上的，也是精神层面上的。

有人比较说：“租界马路四通，城内道途狭隘；租界异常清洁，车不扬尘，居之者几以为乐土，城内虽有清道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偏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几有天壤之异。”连外来旅游者也嫌其肮脏不堪，“往往不堪涉足”。

而租界的市面因道路交通发达而日显繁荣，成为上海的政治、经济中心，而华界几乎仍停留在原有面貌里，并且有愈来愈多的华人居民迁往租界。

1871 年《北华捷报》的评论认为“本地官吏对租界中成长出富有的华商地区每每感到烦恼。他们本国人每喜欢与我们外国人做邻居，这是与每一个好的中国人敌视外国野蛮人的态度不相同的。我们整洁明亮的街道，干练的警察，对县官来说经常是一种呵叱，因为他所管理的是南市污秽的河浜和破烂的僻巷”。同期在经历连番战乱折磨的府城松江，居民已不相信官员有维持秩序的能力，成批逃往乡村。上海近郊市镇多陷于人去城空的惨状。

面对如此尴尬，李平书如此描述他的心里感受：

吾一言通商以后之上海，而为之愧，为之悲。愧则愧乎同一土地，他人踵事增华，而吾则因陋就简也。悲则悲夫同一人民，他人俯视一切，而吾则局促辕下也。要之，通商以来，“上海！上海！”其名震人耳目者，租界也，非内地也。商埠也，非县治也。岂非所谓喧宾夺主耶？抑非所谓相形见丑耶？而吾上海之人，数十年来，处之夷然，安之若素，面不赧而心不惭，形若睡而神若醉，主权日见其放弃，疆土日见其丧失；若秦人之视越人，漠然绝不关怀，日惟征歌选色，置酒高会，以行吾乐而已！

他满怀信心地表示，只要华人振作起来，讲求公德，锐意进取，“十年后，法政讲习所，乡约演讲所，分区遍设，加以改良之新戏曲，新弹词，感移人心，无论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人人知公益之当先，私利之当后。其进化如此。他如消防队，义勇队，保卫地方，并佐巡警所不及，若此者，在他年为已熟之果，在今日为方萌之芽，爱护此芽而勤于灌溉，必有发达之一日”。

不少人希望“如租界之法以治之”，以求“勿贻西人之笑，乃为幸事”。正是在这样的刺激下，上海人变被动为主动，奋起直追，“仿租界之式”，城厢内外、闸北、吴淞和浦东等地相继成立马路工程局，华界开始了自己的道路交通近代化进程。

（李平书：上海名医世家之后，科举制度下的举人，清朝知县任内因抗法而被革职。后参加洋务运动。回上海后，经商办实业成为上海士绅。同时又是（老城区）士坤自治的核心人物。身为华界商团领袖，辛亥革命后支持革命党人陈其美上海起义，直接攻打江南制造局，促成上海光复。并成为民国后上海首任民政总长。传闻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即是他上任后设法取下的。）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李平书首倡上海地方自治运动。集议创设总工程局，以整顿地方立自治之基。官方同意后，选出37人为议事经董或办事总董。李平书任领袖总董,统管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在掌理总工程局的4年中,共辟建、修筑道路60多条；修理、拆建桥梁50多座，新辟、改建城门3个，疏浚河浜9处，修筑驳岸、码头11座，年收入达16.4万余两。（比较难分类李平书，政治人物他不是官派的，政治活动家他有实权，地方城市自治在中国属稀有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