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日本的现状看发达工业国家的崛起历程 -- 马前卒

五 经济效率与现实世界

现代经济体系具有很复杂的组织结构，在工业领域、机器与人力被企业组织在一起，开发自然矿产和能源，造出人们需要的商品和更多、更精密的机器。在教育体系中，人们把知识传授给下一代，并让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得到锻炼，最终为未来的社会提供更多的人才。在科研部门，专业人员不断的进行实验、研究、思考，为社会提供和储备知识与技术.....这一切结合起来才是一个能够生存并扩张的经济体系。很显然，任何人都不可能理解所有行业的运转细节，但为了分析整个社会的运行规律，经济学家必须将所有的行业纳入考虑之中。这就要求经济学家对复杂的现实经济体系做一定的简化。简化模型能帮我们解决许多问题，不过，在应用任何简化模型的时候都必须时刻注意模型与现实社会的不一致，并力求将这种不一致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目前的西方经济学已经发展了数百年，审视它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假设是很有必要的行为。

西方经济学的基本主张有下面几点

1 财产私有制是社会的基础

2 自由贸易原则是经济运行的规律

3 政府不应干涉经济

同时，依附于这种经济学体系的政治理论则指出，自由主义政府是最好的社会组织方式，公民自己会对生活作出选择，政府的任何干涉和控制都将带来效率和福利的损失。

对于这些原则，支持它的知识分子用各种方式来试图证明它的不可侵犯，有的乞灵于自然法，有的竭力从宗教中寻求帮助，总之是要把这些法则套上神圣的光环，把反对者扣上“反对文明”或者“道德败坏”的帽子，从而试图阻止对它们的质疑。其实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任何一种社会理论都曾经先后被套上过这种光环，也都曾先后被无情的贬斥为罪恶的源泉，但无论这些论证巧妙还是拙劣，历史总在前进，经济发展才是历史的根本动力。

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达到富足，因此，效率是经济活动的基本评价标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人类社会趋向于能达到最高效率的制度。在许多时候，这种趋向通过缓慢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极端的情况下，不同经济制度的社会会进行对抗，而同一个社会内部也会出现不同经济制度的对抗，具体表现就是战争与革命。无论是哪一种，总的趋势都是效率较低的经济制度被淘汰。这个道理显而易见，为了解释现代西方发达社会的社会制度的合理性，我们应该研究现代经济体系的效率问题。

基于效率标准，现代西方经济学确实有其逻辑基础。简要的可以总结如下：鉴于人人自私，只有私有财产才能在自私的保护下得到最好的照看，并通过拥有者对财富的渴求达到最快的增殖目的。同时，自由贸易是社会分工的组织纽带可以使任何财产体现出它的价值，并流动到能够使其最快增殖的主人手里。如果前两个原则得到贯彻，那么，一切财产都会在最能将其增殖的主人手里得到了最好的照看，政府要尽量避免打扰这个最优状态。至于附属的政治理论和其他具体的经济政策，不过是把个人自由和福利量化后代入这个逻辑结构的结果而已。

这个理论推导看上去完全自恰，甚至还可以解释身边农贸市场上的许多具体现实，这就是它能够占据主流地位的原因之一。不过，只要我们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许多问题。其中最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企业悖论--如果我们完全接受自由贸易理论，会发现企业是一个多余的东西，因为各种社会资源完全可以通过市场配置完成分工并达到最佳状态，在个人生产与市场之间出现一个在内部实行计划经济的组织一定会导致效率损失。亚当.斯密曾经使用一个著名的别针厂的例子来说明分工促进效率，但如果自由贸易真能完成这全部的分工的话，别针厂就不需要存在了，每个车间和工种大可成为一个独立的企业，相互博弈竟价，还可以在同类企业中形成竞争，最终达到最佳的资源配置。再极端一点，连这种车间级企业的存在也违反市场规律，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每个工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市场中博弈，最终用复杂的契约和换算方式达成平衡，完成整个别针的生产过程。但事实上，别针厂运转的很好，并没有被无数个人的竞争所排斥，其他各个工业部门也存在大量运行良好的企业，这说明光用私有制和自由贸易两条原则来组织经济活动还远远不够。

企业为何存在？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在内部实行计划经济的组织？为什么工人大多数接受固定的日工资而不是对每天的劳动都进行一次谈判竟价？为什么资本家要雇佣经理、监工和工人并指望这些不拥有企业本身的人去为企业的利益努力工作？难道不能让他们为自己工作，然后从他们手中购买劳动产品吗？这一切的原因在于真实世界与西方经济学经典模型的偏差。西方经济学一方面指出分工能够促进效率，另一方面又指出这种效率必须通过交换来得到体现，张五常之流的经济学家经常会使用这种例子：A、B两人达成协定，合作伐木，其中A力气大，负责砍树，B擅长赶车，负责把树运到城里供出卖，两个人通过契约来规定收入的分配比例。如果任何一方认为分配比例不利于自己，或任何一方能找到索价更低的合作伙伴，都不会达成合作协议。这样，最终的收入分配方式充分反映了砍树的工作和赶车的工作所值的价钱，充分调动了两个人的积极性。

这个例子有问题吗？没有，正如前面所说，西方经济学“甚至还可以解释身边农贸市场上的许多具体现实”，如果模型限于农贸市场和伐木工人，模型的逻辑没有问题，关键问题在于这个模型无法推广到整个世界，认为这种伐木工人的契约在各个经济部门复制无数次就能解决所有经济问题是书呆子的想法。我们必须分析这个契约的形成过程：在这个契约里，A、B双方都很了解对方的劳动，很清楚伐木+赶车就能带来利润--所以他们可以迅速达成合作的意愿。双方可以在无数的合作者中进行比较，寻找索价最低的合作者，这种比较是基本不消耗成本的--如果在合作过程中一方要提高出价，你可以迅速找到替代者，这个成本也可以忽略不计。

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下面几个条件：

1所有合作者都很清楚能够取得利润的合作目标，达成这个共识所需要的成本如果不是0也可以忽略。

2选择合适的合作者不需要成本，如果某个合作者中途退出，寻找新合作者的成本也非常低。

3所有工作和资本都可以被量化评估,具体到个人，并通过所有具有这个技能者的竟价达到合理价格。

如果条件1发生变化--市场上存在许多劳动力，具有各种各样的技能，但他们并不清楚如何组织这些技能--这正是符合大多数现实的描述，他们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合作，通过试错法淘汰效率不高的组合方式，努力寻求更大的利润。但他们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加入已有的经济组织寻求一个好职位。或许这个选择并非最优方案，但试错法的成本或许更高。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让大部分劳动者达成某个共识是不现实的，哪怕是最粗疏的共识。因此，最好的方法是在已经结合好的企业中接受稳定的契约，这个契约并非是最公平的契约，但在信息交换会占用大量成本的情况下，或许是一个成本相对最低的选择。另外，必须指出的是：在社会中，对某个行业具有深入了解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一方面强调人的智能体力限制，认为分工达成效率，另一方面又要求每个人都了解整个生产过程，从而“理性”的达成契约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同样，条件2也很难得到满足，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合作者过多或对其他工作缺乏了解等原因，无法允许每个人都去挑选自己的全部合作者，由一个企业根据某些条件来挑选并管理劳动者显然更有效率。最后是条件3，必须指出，在日趋复杂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把所有的工作都量化评估后分发计件工资是很不现实的，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用预先制订好的分配制度来代替更符合经济学原理的计件工资。

与最优的资源配置相比，任何经济计划都可能带来效率损失，这是对的，市场可以使资源配置趋向于最优化，这也是对的。但是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配置资源都需要成本，计划经济的成本已经被讨论的很多了，譬如：当雇员每天领固定的工资而不是计件工资时，雇员会趋向于偷懒，当企业使用固定的考核指标时，考核指标之外的事项将不被重视这都是计划经济的成本。但纯粹的市场经济同样存在巨大成本，因为在个别劳动者不能完全理解整个经济体系的时候，一切资源和人力的组合都需要用试错法和竞价来挑选，这对于两个樵夫组成的砍树经济或许合适，但如果你指望任何现代工业企业的全部成员通过自由的互相交易来完成分工合作，谈判时间可能会超过整个人类历史，甚至永远无法达成谈判。在这一方面，企业家要比经济学家清醒的多，为了最大程度的追求效率，他们不追求虚幻的“最优配置”，而是宁可在一定程度上用人类智慧来分配资源而不去指望低效率的市场。

前面的讨论或许有些复杂，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上面的讨论：市场可以对资源配置提供压力，使资源配置趋向于最优化，但在复杂的现代经济中，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过低，人类必须创建企业，在企业范围内对资源配置进行计划管制。这种管制不一定能达到最优配置，但它可以更高的效率完成资源配置，从而节约了最大的成本：时间。事实上，目前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并不否认企业存在的现实，但他们坚持认为企业的存在不改变总体上的市场经济，因为企业之间还在互相竞争，形成外部的市场经济。另外，经济学家还坚持认为随着企业的增大，内部成本会逐步上升，带来越来越高昂的成本，从而保证了宏观上的市场经济。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的另外一个事实是：随着经济体系越来越复杂，科技门类和工作种类不断增加，市场本身配置资源的成本也在越来越高。特别是在一个科技进步不断改变最优资源配置方式的社会里，市场永远不会及时的把资源配置到最优。两相对比，理论上对最优配置的趋向并不能帮助市场经济获得胜利，胜利永远属于成本相对较低的一种经济制度。哪一种制度将胜出呢？经济学家在作出市场最优的结论时并没有详细的对比两种体制的成本--事实上，从来不愿意关心具体的工业生产过程的经济学家也没有这个能力。在这篇短文里，作者也同样不能作出这种对比，因为这需要考察整个工业、科研、教育体系，但我们可以从现实中得到一些启发。

我们在前三节中介绍了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并粗略讨论了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结果，我们发现了庞大的垄断企业和与被大财团控制的国家机器。这说明企业的最佳规模已经堪的是与国家相比，（日本人戏称自己的国家为“日本株式会社”）甚至使地球的尺寸都嫌太小。自由市场被迫交出了统治地位，成为垄断企业的附属品和装饰物。而垄断机构需要服务人员，不是为了自身产业的兴旺，而是为整体利益服务的官僚、工程师和教育人员，他们或许没有小业主的精明算计，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创造了超出其他体制的效率。这种制度，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也人称其为改良资本主义，但不管叫什么名字，它与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市场经济都相去甚远。这种体制也不是凭空出现的，与其他体制一样，它经过了激烈的竞争并取得了最终胜利，1840年，一向不干预具体经济运行的中国 政府败于为财团利益而战的英国军队，丧失了独立关税权，这就是中国人对这种制度的第一次感性认识。无论经济学家论证的多么巧妙，逻辑多么清晰，事实足以推翻一切。

西谚有云“存在既真理”，前面的讨论一直遵循了这个思路，因此我们不注重复杂的逻辑推导，而是基于效率竞争原则，直接观察现实的世界，从而发掘当今世界的经济规律。同样基于这个思路，我们也要找出目前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存在理由。应该注意到，现代经济学奠基于在西方刚刚开始进行贸易活动的年代，那个时代的自耕农、行商、海员乃至海盗们的行为决定了这门科学最初的思考方式。在亚当.斯密及其他早期经济学家系统地陈述经济学规律的时候，他们只能去总结眼前的现实--以帆船贸易为主的商业，以个人手工劳动为主的工业，以畜力耕种，没有生物科学指导的农业，以及缺乏官僚机构的政府。而人口，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更少更分散，大部分经济契约在相互熟悉的人之间发生。在那个世界里，经济体系比今天要简单的多，工业革命尚未发挥它的威力，无视组织计划的作用，忽略信息交换的成本对于早期经济学家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顺便说一下，亚当斯密在著作中谈到的唯一有现代化气味的工厂就是我们前面提过的别针工厂。为了描述这样的世界，经典经济学理论确实足够精确了。不过，我相信，如果亚当斯密能够复活，看一眼今天纷繁复杂的工业社会，他一定会重写他的著作的。

经济学如果真是一门单纯的科学，在现代工业彻底取代传统的生产方式以后，它一定会修订自身的一些基本假设，但由于经济学直接讨论世界的财富分配，它早已不是一门单纯的科学，而是与文化、政治、贸易、阴谋等种种力量相结合，互相影响，这导致了它不能象其他科学一样，随时根据现实修订理论，最终造成了经济学理论相对现实世界的滞后。另外，在今天，虽然结合紧密的垄断企业已经统治了这个社会，但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依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既然西方经济学倡导自由竞争，那么支持这种学说自然对已经在经济、社会、科技发展中占据有利位置的本国有利，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与科技均远远落后，传统的生产方式和农贸市场式的交换仍有其空间，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把一些边缘的简单装配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后，倡导自由贸易和私有化的经济学家正好大展拳脚，这就是传统经济学在今天的生存状态。

六 对近代历史的一种解释方式

在第五节里曾经谈到，“由于经济学直接讨论世界的财富分配，它早已不是一门单纯的科学，而是与文化、政治、贸易、阴谋等种种力量相结合，互相影响”，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下，对历史的描述方式也趋向于用市场和私有制来解释15世纪全球化以来的兴衰。在这种历史观中，凡是有自由市场的的地方就有繁荣，凡是把私有财产神圣化的地方就有高速的经济发展，而凡是政府试图规划经济的地方最终都会衰退，西方因此而兴起，古老的农业帝国因此没落。不过，既然本文的作者否认市场是大工业时代以来的主要发展要素，自然也不会承认这种历史观的真实性，下面将阐述另外一种可能的历史解释。

用市场和私有产权两个标准来预测一个国家的兴衰有一定的道理和适用范围，本文作者认为这个适用范围的下限不晚于1800年，在这以后，科学技术的进展和世界贸易的深化使经济体系复杂程度急剧上升，同时使大多数人完全卷入世界经济体系，完全遵循自由竞争并指望私有产权制度促进繁荣的国家在此以后将被逐渐淘汰。但在此之前，整个世界的低技术水平和组织水平决定了自由市场的兴盛。事实上，在16世纪以前，由于中国发达的官僚制度扫清了土地贵族，中国对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低税率是其他国家难以相比的，手工业品生产足以压倒其他任何国家，这正好解释了在西方扩张的早期，贵金属向中国的流动。但是在1800年以后，西方工商资本与国家机器的紧密结合使他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力量，最终能利用工业革命的优势向世界扩张，把原来只能欺压落后民族的贸易站变为向发达农业文明挑战的基地，最终控制了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唯一的例外是日本，弱小穷困的日本能在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从落后的半殖民地转变为发达国家，任何历史解释方式都不能把这个事件排除在外，下面将具体讨论1800年以后的历史发展。

在近代历史中，经济是最关键的决定力量，而1800年以后的世界进入了现代工业和全球贸易阶段，由于企业的最佳规模已经堪与国家相比，只有受到国家机器坚定支持的经济体系才可能得到最快的扩张。但是，工商企业与国家机器的结合不能在一夜中完成，与任何其他社会变革一样，变革的成败和效率取决于具体的社会条件。中国与日本均处于远东，先后在19世纪中期受到西方的打击和刺激，都作出了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努力，但成败迥然不同，为此，我们必须从变革前的社会、文化诸方面寻求原因。

在前工业化社会中，中国堪称典范，发达的官僚制度消灭了分封制度，除了皇室和极少数儒家官僚，中国没有其他特权阶层。与其他农业社会相比，中国既没有土地-军事贵族也没有宗教特权集团，因此能在广大的区域内维系和平，并且保持较低的税率（特权阶层相对人数少）。特别是在宋朝以后，政府不再直接控制人口活动，只是通过税收来维持运转。自由的自耕农和手工业者构成了社会的基础，创造了相对繁荣的社会经济。如果把作者送回到前工业时代，作者一定会选择中国作为栖身之地。

与中国相比，日本的农业社会要落后的多。分封制是日本国家的基础，大大小小的诸侯把国家分成数十块，互相攻伐，只在名义上承认天皇的权威。间或有某个强悍的 大名（领主）压倒其他大名，占据幕府将军之位，但也只是领主中的强者，占有相对较大的领地，并不能用统一的官僚体制取消其他贵族的半独立地位。由于领主众多，内战不止，日本拥有庞大的武士阶层。大名和武士都属于贵族阶层，接受农民的供养，在19世纪初，虽然已经多年没有大规模内战，但武士和领主依然占总人口的20%，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日本平民的经济负担之沉重，生活之贫困可想而知，这个体制一直维持到19世纪中期。

中国和日本都属于完善的农业文明，与美洲、非洲、澳洲与世隔绝的落后文明不可同日而语，西方虽然扩张迅猛，但在1800年以前，限于手工业和帆船贸易所能提供的力量，只能在远东建立渺小的贸易站用美洲金银来交换远东的先进产品。直到鸦片战争（1840）和美国舰队攻击日本（1853）中日两国才感受到西方的威胁，产生一些改革思想。在这样的局势下，只有尽快转变制度，谁就能摆脱殖民地地位。威胁来自西方，转变制度自然均以西方为样本，但具体如何转变，有两种选择：其一，走西方自由市场发展经济，然后发展出自己的垄断资本与西方对抗。其二，直接学习西方的现行制度，建立垄断资本。两条路对比，前者是西方的自然发展过程，有先例可循，但历史证明这条路需要漫长的时间。第二条路可以迅速的转变制度，但由于转变过快，必须用高积累政策来支付迅速转变的社会成本。中国选择了第一条，而日本走上了后一条路，这种选择的原因何在？

社会变革需要两个主要条件1 上层精英的指导2 下层经济组织的转换 从这两个方面对比中日社会，可以得到决定变革方向的原因。在社会上层，日本建立稳定的农业社会比中国晚的多，且土地狭小，无法支撑稳定的官僚政府，所以军事贵族取得了统治地位。在社会下层，日本生产力水平低，市场被分割，自耕农无法独立生存，必须依附于领主，为大地产效力。在这种制度下，贵族不仅仅要负责维持社会治安，抵御外敌入侵，还要直接插手生产，管理领地内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贵金属开采，分配物资，对经济实行放任政策是行不通的。反观中国，土地广大，政权统一，上层的任务是需要维持社会安定，兴修水利，只要不横征暴敛，下层自然会互通有无，物资自发流通，自耕农通过统一的市场取得食盐、铁器就能进行生产，所以无为而治一直是中国的指导思想。这两个差别最终导致了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走向。在需要向新制度转变时，中国的上层儒家官僚在漫长稳定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具有了半宗教的特征，发展了自身的哲学体系，很难迅速转向，官员和学者拒绝放弃长久以来一直成功的管理方式。而日本的上层精英是军事贵族，没有稳定的哲学，唯一绝对相信的是力量，自然乐于接受能增强他们自身利益的学说。另一方面，在下层组织方面，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反而成了劣势，长期的自由放任导致中国无法适应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的要求，既没有愿意直接插手生产的精英，也缺乏服从纪律的工人。相反，落后日本农业社会一直处于领主的直接管理之下，很顺利的转向了工业化的目标--对于下层而言，服从领主是维持生产的唯一途径。套用一句老套的话--历史是螺旋上升的，往往在更高的层次上转回原来的位置，落后的农业生产技术和艰苦的条件要求贵族直接管理农业生产，而现代工业也要求国家政权介入生产，两者结构上的相似也给予了落后的日本以更好的发展机会。

传统的观点把整个农业时代看成一个发展缓慢，适用统一经济规律的时代。但如果对整个地球的农业文明进行考察，会发现早期、较低级的农业社会和晚期发达农业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构。（早期、晚期并不一定代表时间上的先后，只是表示一个总体上的繁荣程度和发展顺序）任何农民都不能够孤立的在地球上生存，为了维系生产，一个农民需要有军事力量保护他不受掠夺，手工业者为他提供铁器、食盐，以及其他器具，以及外来力量为他调节纠纷，兴修水利.........根据这些外来服务的提供方式，我们可以做出早期农业社会和晚期农业社会的分界线。

早期的农业社会，交通不便，贸易不发达，农业技术低下，独立的自耕农无法从市场上取得服务和资源，农业生产共同体被限制在狭小的地域内。这时，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各个地区独立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并由当地的权力机构具体组织生产，提供服务，抵御灾害和入侵。。这种经济所支持的政治结构就是在欧洲和日本持续了上千年之久的分封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由于政治单位比较小，市场不发达，封建主不仅要控制土地、还要直接控制农民的具体活动，是一种原始的计划经济。早期农业社会如果处于合适的地理环境，有继续发展农业技术和克服交通障碍的可能，在经历长时间发展之后，会形成统一的大市场，粮食、手工业品自由流通，只需要较小的官僚机构就足以提供市场所不能满足的服务，如在整个大河流域兴修水利、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分散在各地的军事贵族和他们的庄园显然是一种过于累赘的高成本机构，历史的浪潮迟早要将他们淘汰，由高效率的中央官僚机构取而代之，这就是发生在中国和小亚细亚的具体事实。假如不发生工业革命，西方和日本在农业和贸易得到发展以后，也会逐步走向这个方向，事实上，西欧的自耕农与商人已经建立了发达的中央官僚机构并逐步剥夺地方贵族的权力。但这种农业社会的大趋势最终为工业革命所打断。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得出结论：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时代需要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权力对经济的直接介入，这种趋势与发达农业社会的自由放任在根本上是冲突的，但与早期农业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却多有相象之处。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中有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现代工业社会与早期农业社会在组织体系上的相似验证了这一点。也正是这种相似使西方和日本的社会易于向大工业时代转变，中国和土耳其等国在工业化的路上却步履维艰，必须从头开始创造一个新的管理体系。事实上，在中国和土耳其这种一度拥有发达的中央官僚机构和对经济的放任传统的国家，往往是军队担负了在社会中引入组织纪律并直接管理经济的任务，这也和西方、日本军事贵族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中坚力量的过程颇为相似。

另外一个能够验证这种说法的事实是18-19世纪，英法全球争霸的结果，英国的贵族阶层与全球贸易相结合，法国的贵族却为大革命一扫而空。英国可以利用旧社会的组织资源，法国则必须重新开始。最终这种差异导致了法国的衰落和英德两国的兴起。

注意：限于作者能力，上述的历史解释暂时没有足够的数据和事实支撑，尚属不完善的理论，希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这个问题并多加指正。

七 中国的选择

今天的中国，无论左派右派、保守激进，各种势力都承认中国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岔路口，中国何去何从？工业时代的竞争是胜者全得的斗争，中国要么称雄世界，繁荣昌盛，要么沦为发达国家的廉价生产车间，永无翻身之日。中国的会拥有哪一种未来呢？关键还是在于思想。

在工业社会到来以前，历史事件的发展方向不以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在社会结构和自然条件造成的历史潮流面前，任何把历史潮流引向另一个方向的计划都被碾的粉碎。西方的霸权，中国的衰落、日本的兴起、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沦落，无不表明了历史大潮的不可抵抗。但进入工业时代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由于通讯方式的进步和普遍教育的实行，无数的人可以通过现代的通讯手段交流思想、协调行动，一个组织，甚至一个人，都有可能能通过思想的传播来改变世界。而改变世界的可能性是否会变成现实，关键就在于思想是否符合实际，是否抓住了时代的脉搏。

当今中国的思想界，奉自由市场为强国之本，私有产权为立国之纲，却看不到发达国家强盛的根本；为了维护教条甚至为了一己私利而无视帝国主义统治地球的现实。特别是整个统治阶级在糜烂之余，还要拿这种过时思想为自己牟取的非法资产辩护，长此以往，中国危矣！中国缺什么？缺人身自由吗？在西欧诸国封建割据，贵族指挥农奴劳动的时候，中国已经把自耕农和行商作为社会的基础了。缺市场规则吗？在日本和欧洲的贵族还在裂土封疆，鱼肉人民的时候，中国已经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了。缺乏私有产权吗？中国在2000年前就消灭了随意夺取农民财产的贵族阶层。这些“优点”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积累了上千年，为什么反而让中国沦为穷困的殖民地呢？事实上，在当今世界，中国最缺的是组织纪律，缺乏与大工业时代相配合的制度，缺乏能够让中国拥有独立产业基础，不受外国盘剥的政策！

梁启超曾总结到：“日本变法，则先变其本。中国变法，则务其末，是以事虽同而效乃 大 异也。”。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回顾百年历史，我们发现这句话依然适用，今天台上台下高呼“改革”、“现代化”的兖兖诸公认准了自由市场强国的方向，对其带来的问题视而不见，反怪改革之心不诚，力度不大。对此景象，作者虽然闲居在外，也不得不说几句，聊尽人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