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祖国Vaterland（一） -- 道孙吴

他把城市地图摊开，放在床上，然后坐在地图旁边，结果一屁股陷进了席梦思床垫里。他没有多少时间。长长的苏黎世湖伸入市区那些街道网格之中，就像一把蓝色的餐刀。根据他从经济调查部那里得到的材料，佐格先生在湖街那里有一栋房子。马赫找到了这条街道。它贴着湖的东岸，大概在饭店南边四公里远。

有人在轻轻敲门。一个男人在小声喊他的名字。现在又是谁？他快步走到门边，一把把门拉开。走廊上站着一个上了岁数的侍者，举着托盘。他看起来吃了一惊。“对不起，先生。277房间的那位小姐向您致意，先生。”“啊，当然。”马赫站到一旁，让侍者进来。那老头儿犹犹豫豫的，好像怕马赫揍他。我脸上的表情一定很可怕，马赫想。不过他无意换成另一副表情。侍者把托盘放下，咳了一声，右手放在胸前，掌心朝上。等他发现自己没有得到期盼中的小费之后，就识趣地离开了。托盘里面是一瓶鹿谷（Glenfiddich）威士忌，苏格兰最好的牌子。酒瓶旁放着一张卡片，上面只有一个单词。“Detente？”

他松开领带，站在窗户旁边，喝着威士忌，望着窗外的苏黎世湖。黑色的湖水周围绕着一圈黄色的路灯，其间点缀着红色、绿色和白色的灯饰。他又点了一支香烟。这个星期的第一百万支。

窗户下面，有人在人行道上无拘无束地放声大笑。湖面上有一盏小灯在缓缓移动。没有大会堂。没有军乐队。没有万字旗。没有灰色宝马。没有制服海洋。自从——多长时间来着？——至少一年以来，他第一次置身于钢铁和花岗岩的柏林之外。他把杯子举起来，看着里面那浅褐色的液体。这么说，世界上毕竟存在着另外的城市，另外的生活。他注意到在瓶子旁边还放着一个玻璃杯。这么说她管饭店要了两个杯子。他在床边坐下，望着电话。手指头敲着桌子。我一定是疯了。

她有一个习惯，就是一边把手插到外衣口袋里，一边歪着头微笑。在飞机上，她穿着一件红色羊毛外套，系着一条皮带。她的腿很漂亮，穿着黑色丝袜。当她生气或困惑时（她常常如此），她会用手拨弄耳后的头发。窗户外面的笑声飘远了。“过去二十年里你没听说过这些事？”在施图卡尔特的公寓里，她的这个问题听起来有轻蔑的味道。她知道很多事。“战争中失踪的几百万犹太人……”他捏着她的留言卡，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然后躺到了床上。十分钟后，他拿起听筒，与接线员通话。“277房间。”疯了，疯了。

他们在大堂里一棵枝繁叶茂的棕榈树下见面。大厅另一边，一个弦乐四重奏小乐队正在演奏施特劳斯轻歌剧《蝙蝠》中的舞曲。“那瓶威士忌不错。”马赫终于开口说话。“和谈条件。”“接受。谢谢。”他看着那个上年纪的大提琴演奏者。她的两腿分得很开，好像在给一头母牛挤奶。“天知道为什么我应该相信你。”

“天知道为什么我应该相信你。”“规则。”他一字一句地说。“第一，不要再撒谎。第二，按我说的做，不管你愿不愿意。第三，你把要写的东西先拿给我看。如果我告诉你不要写什么东西，你就把它删掉。如何？“成交。”她面露微笑，向他伸出了手。她的握手平静而有力。他第一次注意到她戴了一块男表。“又改变主意了？”她戏谑地问道。他松开了手。“你打算要出门？”尽管是在室内，但她仍然穿着那件红色外套。“对。”“你有笔记本吗？”她拍拍外衣口袋。“随身不离。”“我也是。很好。咱们走吧。”

在欧洲的黑色汪洋大海中，瑞士是一个灯火明亮的孤岛。它四周都是心怀敌意的国家。南边是已被“领袖”墨索里尼统治了四十年的意大利王国，叫嚣要收回讲意大利语的蒂契诺州；西边是达尔朗海军上将统治的法兰西国，不断煽动法语区的分裂情绪；东边和北边是大德意志帝国，它的高层官员们总是妄图像十五年前（1949年）吞并列支敦士登一样，把瑞士的德语诸州也纳入版图。小小的瑞士能在三个强邻的觊觎下存活至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瑞士奇迹”，他们这么说。

二战结束后，欧洲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巨大变化。卢森堡已经变成了“摩泽尔兰”，阿尔萨斯-洛林变成了“威斯特马克”，奥地利则是“奥斯特马克”——“西部边区”和“东部边区”。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凡尔赛和约的丑陋私生子，已经萎缩成“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位于大德意志帝国的环抱中，由帝国保护长官卡尔登布隆纳（历史上1943年接替海德里希的盖世太保头目）统治；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早已从地图上消失。在东方，帝国领土被分为党卫队控制之下的四个总督区：奥斯特兰，乌克兰，高加索和莫斯科。克里米亚半岛和伏尔加河德意志人聚居区是其中的飞地，两块由帝国直辖的“样板殖民区”。德国公民去帝国东方腹地的那些城市需要获得内政部的特别许可，因为东方属于“军管区”，依然处于绥靖不休、暴动不止的准战争状态。由于惧怕肩扛地空导弹的俄罗斯游击队的袭击，汉莎航空甚至取消了从柏林飞往乌法和叶卡捷琳堡的航线。

在西方，12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荷兰、爱尔兰、英国、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根据1947年的《罗马条约》组成了欧洲联盟，它们都是德国的盟国，德国则是超然于欧盟之上的“指导国”。在东南方，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和土耳其也早已成为德国的卫星国，以一种更低级的仆从形式依附于“欧洲新秩序”。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德语都成为第二语言，从小学起，这些国家的学童们就必须学习柏林指导编写的德文识字读本。人们收听德国的广播，开着德国造的汽车，看着德国的电视，里面播放的是德国的电影和音乐节目。他们在德国财阀拥有的工厂里工作，抱怨着德国游客在那些挤满德国人的旅游胜地的恶劣表现。德国队在所有的国际比赛中都获胜，只有板球除外，因为那种游戏除了英国人之外谁也不会玩。

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只有中立的瑞士是一个例外。元首并非特别垂青瑞士，但是时势的发展救了它一命：1946年，最高统帅部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入侵瑞士的“圣诞树”计划，但是此时美国宣布停战，接着“冷战”就开始了。在帝国元帅戈林的劝说下，入侵瑞士的计划被无限期搁置——许多人都说，这是因为戈林在瑞士的银行账户最多。

随着冷战的持续、欧洲和世界经济的复苏，瑞士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它那发达的金融业成为互不往来的两个超级大国集团之间进行经济接触的唯一渠道。美德之间通过瑞士进行秘密会谈，双方的特工在这里窃取对方的科技、商业和军事情报。“瑞士只有三类公民，”刑警总部的那个瑞士问题专家告诉马赫，“我们的间谍，美国人的间谍，还有试图同时帮两边掌管钱财的瑞士银行家。”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那些银行家们纷纷在苏黎世湖的北岸落脚安家。汹涌而来的金钱冲刷着苏黎世湖的湖岸，留下一层厚厚的浮渣，不过，这是用马克、英镑、美元和瑞士法郎堆成的浮渣。就像天鹅岛一样，银行家们的别墅隐藏在高墙和铁门之后，房前还遮挡着密密的树丛。马赫探身嘱咐司机：“开慢点儿。”

他们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支车队。马赫和夏莉的出租车后面跟着两辆雪铁龙警车，里面坐着瑞士警察。他们从美景大街转到湖滨大街，马赫一个一个数着路旁的门牌号码。“停在这儿。”出租车猛地靠上了路边。两辆警车没来得及反应，从他们身旁冲过，在前面一百多米的地方刹住车，然后倒了回来。夏莉向四周张望了一下。“现在干什么？”“现在我们看一看赫尔曼·佐格先生的家。”马赫付了车费，司机调头向城里的方向开去。街道上静悄悄的。

所有的别墅都有周密的保安措施。但是佐格先生的家——马路对面，从头数第三座房子——简直是一座堡垒。大门是实心金属的，足有三米高，两旁是厚厚的石墙。门上装着保安摄像机。马赫挽起夏莉的胳膊，装成一对情人的样子，从门前走过去。他们穿过马路，站在佐格住宅的私人车道旁边，耐心地等着。马赫看了看手表。刚过九点。

五分钟过去了。他刚想开口提议离开，这时从门后传来了一阵哐啷声，接着是马达的蜂鸣声，那两扇铁门缓缓地向内打开。夏莉凑到他耳旁，小声说：“有人要出来了。”“不，”他朝马路远处点点头。“有人要进去。”

一辆大马力的豪华轿车。英国车。黑色的本特利。它从城市那边飞速驶来，拐进大门。前排是司机和一个男人。后排坐着一位银发老人。大概这就是佐格先生。马赫注意到车身离地面很低，它驶上车道的斜坡时，四个轮胎发出砰、砰、砰、砰的声音，接着就从他们的眼前疾驰而过，消失在大门里。

大门嘎吱嘎吱地移动，关到一半时嘎然而止。两个男人出现在房子那边，快步向大门走来。“你！”其中一个男人用粗暴的语气高喊，“你们两个！站在那儿别动！”他手里握着什么东西。是手枪。马赫握住了夏莉的胳膊。停在他们前面的一辆警车突然开着倒车灯冲了过来，变速箱嘎吱直响。那个保镖本已走到他们身边，看到这架势后连忙停下了脚步，接着开始迟疑着后退。那辆警车在他们面前刹车，玻璃摇了下来。车里的警察冲马赫和夏莉高喊：“看在老天的份上，上车！快上车！”马赫打开后座车门，把夏莉推了进去，然后自己也钻进了警车。那个瑞士警察熟练地来了个三点式倒车，扭头向城里的方向开去。佐格的保镖已经不见了。大门在他们身后砰然关上了。马赫转过头来。“你们瑞士的银行家是不是都这样戒备森严？”“这要看他们是在和谁打交道。”那个警察调了调后视镜，以便能看到后座上的情况。他大约四十多岁，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您还准备进行别的冒险活动吗，马赫先生？也许在哪儿再打场小架？下次如果能提前通知我们的话，也许会对您有所帮助。”“我想你的工作是跟踪我们，不是保护我们。”“跟踪和保护。这是我们接到的任务。顺便说一下，后面那辆车上是我的搭档。这一天真他妈的长。原谅我的语言，小姐。他们没说还有一位女士。”“你能把我们送到饭店吗？”马赫问道。那个警察忍俊不禁。“这么说现在我又成了司机？”他打开报话机，和他的搭档通话：“已经没事了。我们回湖滨饭店。”夏莉的笔记本放在膝盖上，正在写什么东西。“他们是什么人？”“这个警官和他的搭档是瑞士警察，来确保我不会跑到伯尔尼、翻墙跳进哪个大使馆去申请政治避难。他们还来确保我毫发无损地回到祖国。”“这是在下的荣幸。”从前座传来咕哝声。“你面临什么危险吗？”夏莉问。“显然。”“耶稣！”她又在写什么东西。马赫望向窗外。湖对岸几公里外，苏黎世城的灯光成为照映在黑色湖水上的一条光带。他的呼吸在玻璃上凝成一片雾气。

佐格一定是刚从办公室回来。确实很晚，不过苏黎世的银行家们都工作到很晚。一天工作十二或十四个小时是常有的事。佐格的房子只有一条路可以抵达，这就排除了最有效的安全措施——变更回家路线。至于湖滨大街，一边是湖，另一边是几十条街道，则是保安工作的噩梦。这能解释一些现象。

“你注意到他的车了么？”他问夏莉，“车身很沉。轮胎抓地的声音很响。在柏林经常能看见这样的车。这辆本特利有防弹装甲。”他把手指插到头发里。“两个保镖，监狱一样的高墙和铁门，防弹轿车。佐格先生是哪门子银行家啊？”

她的脸庞在暗处，他看不见她的表情，不过能够感觉到她的兴奋。“我们有授权书，对不对？不管他是哪门子银行家，起码现在他是我们的银行家。”

他们在老城区选了一家餐厅吃饭。洁白的亚麻布餐巾，沉重的雕花银餐具。侍者在他们身后站成一排，姿势优雅地揭去每一道菜上面的银罩，就像魔术师在变戏法。如果说湖滨旅馆的房间花掉他半个月的工资的话，这顿饭会花掉另外一半。不过马赫不在乎。

她不像他以前遇到过的任何一个女人。她不像德意志妇女联盟大力培养和宣传的那种女人，生活重心只围绕着“孩子、教堂和厨房”——丈夫的晚饭总是热气腾腾地及时上桌；丈夫的制服永远洗得干干净净，熨烫平整；五个孩子一个个喂得像斯特拉斯堡鹅一样红润肥胖。不，她不是那样的女人。国家社会主义的女孩痛恨化妆品、尼古丁和酒精，夏莉·麦吉尔（68学运也被套上来了，汗）则滥用这三样东西。她的眼睛在烛光下尤其动人。夏莉喋喋不休地对他讲纽约的事：国外的新闻报道，她父亲在柏林的外交官生涯，约瑟夫·肯尼迪的弱点，政治，金钱，男人，她自己。

她在1939年春天出生于华盛顿（“和平时代的最后一个春天，我父母总爱这么说”）。她父亲在珍珠港事件后离开柏林，回到华府。她母亲总是试图成功打入美国的电影圈子，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成功。50年代中期，迈克尔·麦吉尔被派往新西伯利亚，残存的苏联的首都，出任大使。那个地方对四个孩子来说太危险了，所以他们被留在了美国。夏莉进了弗吉尼亚几家学费昂贵的女子学校，每次都因为违反校规被踢出校门：抽烟，吐痰，骂人，刻意违反她所知道的每一条校规。

“我去了纽约，想当一名女演员。这想法行不通。接着又去试着当记者，还可以。进了哥伦比亚大学，了结了我父亲的一桩心事。然后——你猜怎么着——跟老师谈恋爱了。”她摇了摇头。“一个人能有多傻呢？”她娴熟地弹掉一节烟灰，“还有酒么？”

他把瓶子里最后一点葡萄酒都倒到了她的杯子里，然后又要了一瓶。轮到他发问了。“为什么来柏林？”“想摆脱纽约。我母亲是德国人，所以比较容易拿到签证。我必须承认，‘世界欧洲报导’不像它的名字那样响亮。在三流写字楼里租一间办公室，两个胡子拉碴的男人，一台电传机。老实说，谁能拿到德国签证，他们就招谁。甚至像我这样的。”她喝多了，眼睛水汪汪的，看着马赫。“我不知道他结婚了。那个老师。”她打了个榧子，“最基本的观察错误，你说是不是？”

“什么时候结束的？”“去年。我到欧洲来显示自己不是一事无成。特别是对他。所以我被人排斥的时候感觉特别糟糕。老天！还要回去面对那帮家伙……”她喝干了杯子里的酒，侍者忙走过来，为她又倒了一杯。“可能我有恋父情结。你今年多大？”“四十二。”“正好在我喜欢的年龄范围里。”她透过眼镜冲他笑了笑。“你最好留神。你结婚了吗？”“离婚了。”“离婚了？这么说我大有希望。给我讲讲她。”

她的率直让他放松了警惕。“她曾经是……”他更正了自己的错误，“她是……”他停住了。你如何来概括一个和你结婚九年、离婚七年、向当局告发你的妻子呢？“她不像你。”他能说的也就是这个了。“什么意思？”“她没有自己的见解。别人想什么，她就想什么。她没有好奇心。她充满怨气。”“对你？”“当然。”“她在和别人交往吗？”“嗯。一个党的小官僚。比我更适合她。”“你呢？你有对象吗？”马赫的头脑里出现了一个高音报警信号。下潜，下潜，下潜。

离婚之后，他有过两段短暂的浪漫关系。住在他楼下的一位女教师，还有大学里教历史的一位年轻女教授。后者是鲁迪·哈尔德的朋友。有时候他怀疑鲁迪把给他找对象当成了他的终生职业之一。每段关系都持续了几个月，直到她们厌倦了约会前最后一分钟从韦尔德市场打来的电话：“这边有急事，抱歉……”。

他对这个问题避而不答。“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应该去当个侦探。”她冲他做了个鬼脸。“你的回答太少了。你应该去当个记者。”

侍者又倒了一轮酒。等他转身走后，夏莉说：“你要知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第一眼就讨厌你。”“啊哈！那套制服。一下子就把人给暴露了。”“那套制服，没错。今天下午我在飞机上看见你的时候，简直认不出你了。”对马赫来说，这也是令他今晚心情颇佳的原因之一。他不再随时在镜子里和橱窗外面看见穿黑军装的自己。不再有人看见他走近就害怕地躲开。“告诉我，他们在美国怎么评论党卫军？”她翻翻眼睛。“哦，拜托，马赫。别破坏这么好的一个夜晚。”“我是认真的。我很想知道。”他必须耐心哄劝，才能得到答案。“好吧。刽子手，”她最后哦终于开口，“施虐狂，恶魔人格。那类评价。这可是你要问的。不是针对你个人，你知道。还有别的问题吗？”“还有一百万个。一辈子也问不完。”“一辈子！好吧，问吧。反正我今天晚上没有事。”

他一下子想不起来要问什么了。好像思维瘫痪了一样。从哪个问题开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