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的老师马修 一 -- 阿辉1

我的老师马修

前天看“海豚湾”扯出了日本人的话题，这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位老师。

自称是盎格鲁萨克逊人后裔的马修，是我的一门英文课老师。

很早以前，当德国人的飞机在伦敦上空盘旋的时候，他的母亲，一位英国中学的英文老师，和他的父亲，一个美国农场主的儿子结婚了。他们搬来美国，在美国西北部，那个以盛产土豆闻名的州，安家落户了。他的父亲在自己的土地上种土豆和玉米，她的母亲操着伦敦口音教孩子们英文。

马修的模样能满足我对绅士的想象。

他的已略带灰白的金发，永远梳得一丝不苟,这让我联想到乡下外婆织布机上的经纬。皮鞋一尘不染不说，还亮，是那种苍蝇上去都得拄拐棍儿的亮。裤线刀锋似的毕挺，不同花色的各式格子衬衫，熨得极为平整。

绝不像我另外一门课的老师，牛仔大裤衩，光脚套着运动鞋，就上课来了，整个儿一没文化。

上课姿势也好，站得笔杆条儿直，如果走路，头也绝不晃动。他看你的时候，也不低头弯腰，只是眼睛朝下，下颌微动，就算看过你了。

一点不象我那个女老师，还是女的呢，穿着不长的裙子，踢拉一双塑料拖鞋，就是我们穿去洗澡，夹脚趾头那种。总是坐在讲台的桌子上，两条不穿袜子的腿，还不老实地乱晃荡。

不过我后来就见怪不怪的了，因为我从电视上看到，一群花季少女，好像是一个什么学校的球队，赢了全美冠军，去白宫，被布什接见。多大的荣誉阿，人家就是穿夹趾塑料拖鞋去的。

有人在报上表示对拖鞋进白宫，见布什是否合适的异议，人家女孩子回答，“不容易了，我们已经穿了裙子了”。

我看了有点奇怪，那意思莫不是说，就算穿着比基尼进白宫，也没啥稀奇，说不准德州牛仔小布什还更爱看一些？

我以后再看见任何老师有我看不明白的衣装，或者坐在讲桌上，哪怕是能施展吸盘大法坐在黑板上，我眼睛都不带眨一眨的了。

扯远了，回到马修的话题上。

所以我说，马修的形象，时常让身上粘着小儿的鼻涕奶渍，刺棱着杂乱短发的脑袋就赶来上课的我感到惭愧。

马修还有点胖，他的胖有点特殊，你从身后绝对看不出来的，全部都在肚子上。所以当他自嘲象七个月身孕的孕妇时，我没笑，我觉得比喻很是恰当。

他还有个特点，需要用手比划什么的时候，喜欢翘兰花指，他当然不知道在中国人的概念里，这叫兰花指。我班上有同学据此推测，认为他是GAY。而事实上不是的。

他结过两次婚，前妻离异。

第二次比较有意思，他娶了个小他二十岁的日本太太。这本也无甚大不了的，但问题是，那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师生恋。为此他丢了在前一所教会大学的教职。

我一直觉得有趣，美国人的观念是如此古怪，性和婚姻，自由开放。但在学校里，不管是哪一级的学校，师生恋，绝对是丑闻。

他曾在课堂上谈到过他的这段异国婚姻，他说“丈母娘当初极力反对，最大的理由是认为他年纪大了，不能生育，结果他四十四岁结婚，从四十五岁开始，两年生了仨。”（第一胎是女儿，第二胎是双胞胎儿子）。厉害吧？

他还说，有一次，他和他的年轻妻子去逛街，在星巴克喝咖啡的时候，被一白人老翁追着问，从哪里ORDER来的美娇娘？气得他将一杯热咖啡借着桌子的掩护，浇到老翁裤子上。

我那班上，有二十多个学生，大多是美国人。几个口音古怪的外国人，除我外，一个台湾人，一个俄罗斯人，还有二个印度人和一个越南人。

第一次上课，就扯到各国的人口上。

对比了各国生育文化的差异后，他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做了很多的评点。

我是这样一个学生，心胸不够宽阔不说，还比较护短。

我可以关着家门，在自个儿家里大骂特骂，但我不能容忍外人当着我的面，说我出生的那块地方什么不好，有时候可能是真的不好，那也不能当着我的面说太多，得给我留点面子。

所以我开始还能安静地听，当其他同学都热烈发言的时候，我碍于自己口语不好，不想多说。可我的老师马修，数落完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是如何的没有人性，是如何的践踏人权之后，居然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不多生孩子，到美国来就多生孩子”。

我现在想想也没啥大不了的，可问题是他当时那口气和神态…...

我坐不住了，左右就我一个大陆来的中国人，我可不就是生了又生的那一个么？都被人说到鼻子上了，我再不回应，不是忒没有面子了吗？

我于是也不举手，就坐在椅子上，毫不礼貌地插话“我们到美国来生孩子，是为了帮助伟大的美国，完美地体现它的人权和人性，好让美国人都象老师你一样，有批评中国的把柄。”

老师马修不说话了，一双灰蓝色的眼珠，不动声色地看着我。

我知道自己失礼，赶紧站起来继续说，“想要中国人不搞计划生育很容易，只需美国帮个小忙，移民三亿来美国，老师觉得怎样？也不需要高技术，有知识什么的，就农民。美国多的是荒地，移民三亿中国农民，不给美国政府找麻烦，给些荒地，自给自足就成，您觉得怎样？”

班里的美国同学“哇”的一声，我弄不清那是不满，还是感叹。

老师还没说话，那俄罗斯人倒半真半假地接口了“好主意，其实移民俄罗斯也成，俄罗斯也大片大片的荒地。”

我不敢再说话，心里有点后悔，乘一时口舌之快，这门课要是挂了，我的损失可就大了，那可是找不回来的时间和绿油油的美元啊。

我第二次跟马修有冲突（如果那算是冲突的话），是因为一节演讲课。要求是五分钟时间，简述一个历史事件对一个民族的影响。

我的孩子小，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就偷了点懒，不想翻大堆的资料，去讲述我不熟悉的事件。就讲了“南京大屠杀”，那种惨绝人寰，留给中国人心头不能愈合的痛。

演讲完毕。下课了。

马修叫住我说：“你们中国人，是一个不肯原谅日本人的民族，不管日本人后来做什么，你们就是选择不原谅！日本人偷袭过珍珠港，我们愤恨过，但是我们现在会选择原谅。”

我看着马修那张很绅士的脸，用我的烂英文慢慢地说，“我相信老师您是知道的。偷袭珍珠军港，和屠杀南京平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日本人后来做过什么值得我们原谅的事我不是太清楚，但我知道，死在南京城的就有我手无寸铁的先辈亲人。三十余万阿，老师，您想想看，那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的大学城，人口不足二十万，等于把这个大学城的人一个不留地杀上两遍。再说了，两颗原子弹丢给日本，于美国算打回一拳，两不拖欠，中国呢？…”

老师马修不再说话，我其实还想像愤青一样问问，您是因为娶了日本太太，屁股坐在了日本那边？还是表现了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和孤陋寡闻？

我不敢问，因为心里忐忑，怕这门课挂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