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拉美化：“中国模式”有多独特 -- 土拨鼠yuanap

请看看美国的有识之士在19世纪末的时候是怎样批评现状大声疾呼的：

为纯科学呼吁

A Plea for Pure Science

亨利奥古斯特罗兰/Henry Augustus Rowland

编者按：1883年8月15日，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亨利奥古斯特罗兰(1848－1901)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年会上做了题为“为纯科学呼吁”的演讲。该演讲的文字后发表在1883年8月24日出版的Science杂志上，并被誉为“美国科学的独立宣言”。中科院科学时报社主办的《科学新闻》杂志2005年第5期全文发表了这篇演讲的中译文（王丹红译，王鸿飞校，小标题为译者所加）。一百多年后重读罗兰的“为纯科学呼吁”演讲，可以感觉到今日中国的科学发展与美国当年颇有相似之处。在当前我国科技界尚存在许多急功近利、浮躁浮夸以及学术不端行为等现象的情况下，罗兰先生的文章更是具有洞穿历史的警世作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征得科学时报社同意，我刊特将演讲译文全文转发，以期对我国科学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有时我们会被问及这样的问题：你最喜欢一年中的哪段时光？对我来说，春天最令人愉快，大自然从冷漠的冬天中苏醒，生命的力量又开始涌动。树叶生长、蓓蕾绽放，眼前的一切生机盎然，令人赏心悦目。在这大自然生命复苏的时刻，我们的心也为之狂喜。但是美景不会永恒，叶子会到达它的生命极限，花蕾盛开后就走向枯萎。于是，我们开始问自己这样的问题：这一切是否最终都归于虚无，或者它会带来丰硕的收成？

在它的成长过程中，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也有着春天般无以匹敌的勃勃生机。森林被砍伐，城市被建立，一个伟大而强盛的国家在地球上被创造出来。我们为自己的进步而骄傲。我们为这些新生的城市而骄傲，仅仅在几年前，这些地方还只是美洲印地安人狩猎美洲野牛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现在只是我们国家的春天。我们的眼光不能向后看。无论叶子多么美丽、花儿多么鲜艳、它们生长的速度多么令人惊叹，但叶子毕竟是叶子，花终究是花。我们更应该向前看，去发现这些繁荣的结果是什么，收获的机会是什么。如果我们及时地这样做，那么我们也许能发现那些威胁果实成熟的害虫，或者看到收获正因缺水而受到摧毁的贫瘠之地。

1 为了应用科学，科学本身必须存在

我应邀在今年AAAS年会的物理学分会上作报告。我乐意在这个题目上讲让你们高兴的事，我乐意向你们列举我的同胞们在此领域所取得的进步，他们为认识宇宙的秩序而付出的高贵努力。但是，当我走出去收集等待收割的谷物时，我发现的却只是杂草。杂草丛中散落着一些鹤立鸡群的高贵谷穗。但是，它们是如此之少，以至我发现我的大多数同胞并不了解这些现状，还以为他们有一场大丰收，而实际上最终等待他们收获的不过是杂草。美国的科学只存在未来，它没有今天和过去。在我这个位置上的人应该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做些什么才能创造出我国的物理学，而不是把电报机、电灯和其它的便利设施称之为科学。我并不是想低估所有这些东西的价值，世界的进步需要依靠它们，成功发明这些东西的人应该受到世界的尊重。但是，虽然一位厨师发明了餐桌上的一道新鲜的美味佳肴，使世人在某种程度上享受到了口福，但是，我们并不会尊称他为化学家。但是，人们将应用科学与纯科学混为一谈并不是罕见之事，特别是在美国的报纸上。一些卑微的美国人偷取过去伟大人物的思想，通过这些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让自己富裕，他们得到的赞美高于那些提出这些思想的伟大原创者。如果这些原创者思想中有一些庸俗成分，他们早就可以做出成百种这样的应用。我时常被问及这样的问题：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究竟哪个对世界更重要。为了应用科学，科学本身必须存在。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在科学上）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中国人知道火药的应用已经若干世纪，如果他们用正确的方法探索其特殊应用的原理，他们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化学，甚至物理学。因为只满足于火药能爆炸的事实，而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我们现在只是将这个所有民族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然而，我们的国家也正处于同样的状况。不过，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我们获得了欧洲世界的科学，并将它们应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就像接受从天空中落下的雨水那样理所应当地接过这些科学知识，既不问它们究竟从哪里来，也没有感激为我们提供这些知识的伟大、无私的人们的恩情。就像天堂之雨一样，纯科学降临到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国家更加伟大、富裕和强壮。

对于今天已经文明化的一个国家来说，科学的应用是必需的。迄今为止，我们的国家在这条路上走得很成功，因为纯科学在世界上的某些国家中存在并得到培养，对自然的科学研究在这些国家中被尊敬为高贵的追求。但这样的国家实在稀少，在我国，希望从事纯科学研究的人必须以更多的道德勇气来面对公众的舆论。他们必须接受被每一位成功的发明家所轻视的可能，在他们肤浅的思想中，这些人以为人类唯一的追求就是财富，那些拥有最多财富的人就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人。每个人都理解100万美元的意义，但能够理解科学理论进展的人屈指可数，特别是对科学理论中最抽象的部分。我相信这是只有极少数人献身于人类至高的科学事业的原因之一。人是社会动物，他们的幸福感非常依赖于周围人的认同，只有极少数的人有勇气追求自己的梦想而不在乎所处的环境。过去的人们比现在更为与世隔绝，一个人只和少数几个人交往。 因此，那时的人们有时间创造出伟大的雕塑、绘画和诗歌。每个人的思想都可以相对自由地追随自己的想法，结果就成就了古代大师们伟大、非凡的作品。今天的铁路、电报、书籍和报纸将世界各地的每个人联结起来，他的思想不再是个人的，不再是独立和独特的，它要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并依赖于外部世界，因此在极大的程度上失去了原创性。按照今天的标准，过去的天才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可能都非常贫乏，周围弥漫着傲慢的建议告诉他如何使其外表与自己的身份相符。他从来没有新想法，但他至少能吸收他人的思想来填充自己苍白的精神世界。所以，这位过去时代的天才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比别人高得太多而不为世人所尊重：他的思想被裁剪成标准形式，所有新生的分支被压制，直到他不再高于他周围的人。从此，世界通过这种过多的交流降低到同一个水平。过去的陆地拥有我们今天无法欣赏到的高耸入云的大山和幽暗的深谷，它们安静、平和，构成了伟大壮丽的陆上风景。如今，深谷被填充、高山被削平，随风起伏的麦浪和冒烟的工厂成为大地上的风景。

在普通人看来，这是好的变化。较之以往，人们的生活更快乐，精神状态更好。但我们失去了高山赋予的气势。我们厌倦平庸，这是我们国家所遭受的诅咒。我们厌恶地看到我们的艺术家只为金钱而工作，并且恳求国会保护他们以避免外国人的竞争。我们厌恶地看到我们的同胞从国外获取科学，然后夸耀他们在这里将其转化为财富。我们厌恶地看到，我们的教授因追求应用科学而不是纯科学从而损害了教授的声誉，当整个世界有待研究时他们却麻木不仁，当整个宇宙的问题有待解决时他们却袖手旁观。我们希望这个国家在平庸之上尚有更崇高和尊贵的东西，一座高山也能让风景不再是单调沉闷。我们被奥秘所包围，大自然赋予了我们情感去享受这些奥秘，赋予我们理智去揭开这些奥秘。大自然呼唤着我们去研究它，我们更好的感悟力也促使我们走向这同一方向。

多少代人来，只有少数学习科学的学生将对自然的研究珍视为最崇高的追求。无论富裕或者贫穷，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对自然及其规律充满热爱。世界因科学的应用而带来的进步应归功于这少数人，但他们中只有极少数曾从世人那里得到他们应有的回报。

法拉弟(Faraday Michael，1791-1867，英国物理学、化学家，1831年发现电磁感应现象并提出相应理论，后被麦克斯维和爱因斯坦进一步发展)是所有电光机器、电气铁路、电力传输等基本原理的伟大发现者，尽管整个世界因他的发现而富裕，但他却死于贫困。这也是今后一段时期中跟随他脚步的人必将面对的命运。

但是，未来还是有因纯粹热爱而研究自然的人，以前人们未曾获得过的更崇高的奖赏在等待着他们。我们已经开始追求科学，站在门槛上想知道里面究竟有什么。我们通过重力定律解释了行星的运动，但是谁将解释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两个相隔数百万英里的天体彼此相向运动呢？

今天，我们能够非常容易地测量电量和电流，但是我们有方法来解释电的现象吗？光是波动的，但我们知道波动的是什么吗？热是一种运动，但我们知道运动着的是什么吗？普通物质随处可见，但是谁探究出了其内部组成的奥秘呢？

所有参与工作的人都有机会，竞赛已经开始。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需要在不确定的时间里，用最优秀的头脑做出最好的工作。

当其它国家在竞赛中领先时，我们国家能满足于袖手旁观吗？难道我们总是匍匐在尘土中去捡富人餐桌上掉下来的面包屑、并因为我们有更多的面包屑而认为自己比他更富裕吗？但我们忘记了这样的事实：他拥有面包，这是所有面包屑的来源。难道我们卑贱如猪，认为谷粒和谷壳的价值比珍珠高得多吗？如果我对时代的认识是正确的，那么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满足于我们低下的地位。目标低下使我们几乎变成了瞎子，但这是可以恢复的。在一个新国家中，生存的需求是首先需要关注的事情。亚当受到的诅咒降临到所有人身上，我们必须自己养活自己。

但是，让整个世界更轻松地生活是应用科学的使命。我读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它阐明了应用科学在世界上的真实地位。在蒸气机时代的早期，一个热爱阅读甚于工作的男孩获得了一份工作，他的职责是在每次引擎运动时开关阀门。男孩的阅读被他的工作所打乱，他很快发现通过将阀门与引擎的活动部分联结起来，让活塞的运动带动阀门的运动，他就能从工作中解脱出来。这个故事说明需求是发明之母，所以我认为人类真正的追求是智慧。对自然所有分支的科学研究、对数学的研究、对人类过去和现在的研究、对艺术的追求，以及对所有这些事业的培育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高贵的事业，它们是人类最高级的职业。对有更高理想的人来说，商业、科学的应用、财富的积累是一种诅咒，但对世界上那些没有能力从事和鉴赏崇高追求的人来说，却是一种祝福。

2 教授的职责是促进科学进步

随着科学应用的日益增加，生活变得越来越容易，购买仪器所必须的经费也不难获得，追求生存之外的其它东西成为了可能。

但是，在能够更多地从事纯科学之前，精神品质的培育应该与国家财富的增长平衡。通过合法的专业工作，成功的雕塑家或画家自然能够获得财富。对小说家、诗人和音乐家们来说，职业成功就意味着财富。但是，科学家们和数学家们却从未有过这种对工作的动力：他们必须通过做其它工作如教学等来维持生活，只能将业余时间奉献给对科学的追求。通常情况是，因为所挣得的薪水少得可怜、因为仪器设备和资料文献的匮缺、因为他们所处的精神环境，而更重要的是因为生活理想不高，他们被迫将自己的业余时间花在给应用科学或其它增加财富的手段上。那么，我们该怎样兑现对那些少数人中的少数人的尊敬呢？尽管也面临所有这些现实困难，他们仍然坚定不移地认定目标，持之以恒地从事纯科学研究，给这个世界最珍贵的贡献，他们创造的伟大知识丰富了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当这些知识被应用到物质生活时，成千上万人的生活更加富裕，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受益于此。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拥有从事纯科学研究所需的所有设施，他们拥有丰厚的薪水以及每一件工作仪器，但却全力投入了商业性的工作，他们到法院作证，去做其它可增加现有丰厚收入的工作。如果这些人放弃教授的头衔，而冠之以化学顾问专家或物理学顾问专家的称谓，那么他们是值得受到尊重的。我们的社会确实需要这样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人拥有最著名大学的教授席位，而他的精力和能力却用在科学知识的商业化应用上，他以尊贵的身份出现在社区，在报纸又成为科学的解释者，那么这对他和他所在的学院来说都是一种耻辱。这是对其所在科学事业的致命打击。给他以恰如其分的称谓，他马上就会成为这个社会中有用的一员。将一个按规则并能以身作则培育科学的人放在他的职位上，结果会多么的不同！那些正在世上寻找生活目标的年轻人，看到他们眼前这个高尚和高贵的人生，他们就会发现世界上还有比积累财富更为尊贵的东西。于是他们就愿意将生命奉献给相同的事业，他们就会尊重那些将他们引向更高境界的教授，这一境界是他们通过其它途径所不能企及的。

我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被误解。因发明而获得财富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从事商业化的科学工作并不是一件有失体面的事。但是，纯科学应该是具有教授职位的人的追求目标，这个目标之伟大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们生活的目标是追求财富，那就让我们诚实地从事商业，与他人竞争财富。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了我们认为更崇高的事业，那么就说到做到，无论贫富都随遇而安，二者都不能改变既定的追求。

教学工作会消耗大部分精力，这也是绝大多数在教授职位上不进行任何科学工作的人的一个借口。但是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很少本国教授所承担的教学或演讲工作像德国教授那么繁重，后者却以在科学期刊上发表详细阐述、精心写作的论文而著名。我自己也肩负教育工作，深知这意味着什么。然而，在这里我仍然坚持认为：只要您愿意，您就会找出时间来做科学研究。但是，在这里我们依然无法逃避这个国家的诅咒：平庸。我们的学院和大学很少寻找有声誉的一流水平人士，我甚至听说过这样的事，一所知名学院的董事曾经声称教授不需要做研究，因为这是浪费时间。我高兴地看到在该学院的优秀科学家的呼吁下，该董事会的大多数董事都不认可这位董事的观点。

毫无疑问，教学工作是重要的。一位成功的教师应该受到尊重。但是，如果他没有引导学生向最高方向努力，难道他不该受到谴责吗？我们国家的绝大多数纯科学都是在大学和学院中进行的，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些大学和学院的状况。首先我们看看现状是怎样的。

3 什么样的机构才称得上大学

有一位人士，我们可能会称他为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英国作家和艺术评论家，他认为伟大的图画应是能够给观赏者以伟大的思想)的实际追随者，他声称在这个国家里他拥有船长、上校和教授等多种头衔。这个故事真实与否并不重要，但我们都知道我们同胞们的习惯是对此没有原则性的争议。所有的人生而平等：有的人既是船长又是上校，又是教授，因此所有的人可以这样。这个逻辑是决定性的；相同的逻辑也适用于了我们的中小学、学院和大学。我手上有一份教育专员在1880年写的报告。根据这份报告，我们国家有380或者400个左右的机构称自己为学院或大学！我们或许可以借此声称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拥有大学的数量比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总数还要多。事实足够明确，整个世界也基本上很难有能力支持如此多的一流大学。它们一窝蜂地出现，平庸的诅咒一定会降临到它们身上。它们必定是一群蚊虫，而不是自诩的雄鹰。深入的分析将证实这一观点。约有三分之一的这些机构渴望被称为大学。我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只有2名教授和18名学生的机构也称自己是大学。而另外一所“大学”有3名教授和12位学生!这些例子并不罕见，自称为大学的小型机构和学校的数量相当高。很难从这些学校的统计数据决定它们的准确地位。极端的情况比较容易处理。谁能怀疑一所拥有800名学生和70名教员的机构会比拥有10或20名学生、2名或3名教授的学校要高出一个等级呢？然而，这并不总是对的。我知道的一所拥有500多名学生的机构，按我个人的标准来看不过相当于一所高中。统计数据有或多或少的缺陷，如果我仔细推究的话会有更多的弱点。我列举出下面的数字： 1）在330所自称为学院或大学的机构中，其中218 所机构的学生数在0到100之间， 88所机构的学生数在100到200之间，12所机构的学生数在200到300之间， 6所机构的学生数在300到500之间， 6所机构的学生数超过500；2）在322所自称为学院或大学的机构中，其中206所机构的教员数在0到10之间，99所机构的教员数在10到20之间，17所机构的教员数在20以上。

我们也许能够通过学生的平均年龄了解这些机构的地位，以及实现真正的大学理想的方式，这些统计数据是可以获得的，也或者它们已经存在。学生与教师的比例数据也会有所帮助。所有的这些方法都只给出这些机构现有地位的大概情况。但还有一种方法可解决这个问题，这会很准确，但只限于告诉我们该机构可能的潜力。我指的是这个机构的财产。在估计财产时，我没有纳入土地和建筑物的价值。因为好的工作既可在宫殿中做出也可在陋屋中做出。我用研究机构的运转性经费作为估算的标准，我发现：234所机构的低于50万美元；8所机构的在50万美元—100万美元；8所机构的在100万美元以上。

不容置疑，世界上的高等教育机构都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这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通常的情况是，一个学院教育一位年轻人的成本远远高于他所交的学费，成本一般是学费的3到4倍。教育的层次越高，这个比例就会越大，一所最高等级的大学只能期望学费占其收入的一小部分。因此，在所有事例中，我所用的方法都给出了可能的真实性。根据这些数字，只有16所学院和大学的投入金额达到或超过了50万，其中只有一半的基金达到或超过了100万。后面这个数字对一所学院来说也是非常小的；在世界上将一所经费不足100万美元的机构称为大学，实在荒唐。然而，我们有100多所这样机构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滥用了“大学”之名，但实际上它们中的大多数是值得尊敬的学院。其中那些值得尊敬的学院获得的捐赠还有望增加，这是它们应得的，也许长久以来它们还一直在为自己的不幸称谓而自责。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一个社区呢？它将大学特许状颁发给只有2万美元捐赠经费、2名所谓的教授和18位学生的机构，或者有3名教授、12名学生、捐赠经费只为2.7万美元的机构，而且绝大部分经费都花在大楼上。此外，还有相当多的类似机构，有16所机构只有3位或更少的教授，更多机构确实只有4-5位教授。

这类的事实只会存在于一个民主的国家，它所自豪的是将所有的东西都降低到同一层次。或许我可以这样说，这类事情只可能存在于这样一个民主国家的早期，因为明智的公众很快就会发现：一个错误的称谓并不能改变事物本身的性质。这一真理才是我们应该告诉这个国家的青年人的最为重要的事情。

人们也许会争辩说，所有这些机构在教育方面都做出了好工作；许多负担不起学院和大学费用的年轻人在这里接受教育。我并不反对教育，虽然我相信调查会揭示出这种说法之荒谬，但这种说法并不是我要反对的。我所反对的是降低我们国家年轻人的理想。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正在上的是一所学校而不是一所大学；要让他们知道学校之上是学院，学院之上是大学。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只接受了一半的教育，他们与世界上的一些人相比如原子般微不足道。换句话说，他们应该被告知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