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请看新发主题 -- 花差花差农民

百度评价：“沈先生也许并非优秀的历史学家，但确实称得上是一位称职的历史教育家。这体现在三点：第一是历史教材的编写；第二是历史普及读物的撰写；第三是历史类词典的编撰。”

《先秦历史故事》就是沈先生的一部历史普及读物，对童年的我有很大影响。现在此书正在我手边。不过此书虽然名为故事，文字通俗易懂，实际上却不是那种凭空臆造或者只读古书写出来的历史散文。

比如说沈先生写长平之战，就使用了秦俑考古的材料：“一号坑出土的武士俑五百多件，身高1.75——1.86米，坑内有兵车六乘，每乘驾马四匹。他们排成严密的队形，前锋的横队以弓弩为主，侧翼横队也多用弓弩，中间车、步的纵队多用长兵器……（二号坑）全部（包括估计的未出土各俑）有兵车八十九乘，步兵五百六十二人，骑兵一百十六人。他们手执的都是实战用的青铜兵器。”他也引用了战国时铜鉴上的《水陆攻战图》当印证材料。写商朝，沈先生引了殷墟遗址和妇好墓的发掘结果；写春秋初年的国都规模，则引了考古发掘鲁都遗址的数字。

这就是专业历史学者和非专业的区别，他们懂得以考古材料为权威实证的道理，也容易接触到考古界的成果，而这是民间爱好者所忽视的。我看近来河里写唐军编制与武备的那位河友，他就只会从《通典》上摘抄文字并翻译成现代汉语，至于唐朝的武士俑装束如何？没提。考古界对网上大肆吹捧的“陌刀”的发掘和考证如何？不知道。考古发现的古代战场情况呢？毫无涉及。这就是第一重差距。

第二重差距，是在对历史的严肃态度上。比如说《先秦历史故事》中，沈先生认为吕尚不可能如传说中那样80岁被文王登用，就认为：“师尚父是伐纣时临阵指挥的大将，如果八十岁才做官，伐纣时至少已经超过了九十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即使如此，他也先说“后人传说，姜太公长期在渭河钓鱼，过了八十岁，才被周文王发现”。而他写武王伐纣的兵力，是“只有三百辆战车，三千名精选的勇士”，但也随后就写“有的古书加上四万五千名士兵”。

历史材料不是用来随意剪裁的，有多少就列出来，绝不能像某些人写历史散文那样，丝毫不考虑其他说法，只是根据自己预设的立场而选择数字。而写文章时，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就不要下明确的结论。比如说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文化，历史的科学态度应该说“可能是，但是没有找到文字资料，所以只能说是不大清楚”。对荀子的生卒年如何断定，在史学界有争议的情况下，那就明明白白地写“生卒年也有些疑问……总之，他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人”。

就拿最近我刚争辩的某场战役的参战人数这个话题，我就不知道，某位河友坚持认为的双方参战人数到底出自何典？我们再看看沈先生如何写城濮之战：

古书没有记载清楚，并不是你的责任，作为现代作者就老老实实写“古书没有交代”，或者“尚且未知”不就行了？我真不知道那位河友为什么不能像沈先生写城濮之战那样尊重历史，为什么要自己编个超大的数字？历史读物绝对忌讳把自己私人的好恶，预设的立场代入其中而删选史料，这会误导读者的。第二重差距就在于此。

最后一点，就是历史观。当年明月写了《明朝的那些事儿》，一以贯之的史观是什么？谁能不吝赐教？难道就是“人都是复杂的综合体”么？沈先生全书是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你可以不同意这一史观，但也应该有对历史整体的、系统的、可自洽的判断标准，尤其是在写宏观历史的时候。黄仁宇就用他认为的“数字化管理”来对照明朝历史。这也是一种史观嘛。

再往前追溯，古代阿拉伯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就提出了“历史不仅是朝代更迭的记录，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发展的真实描写。历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历史的对象应是人类社会及其物质、精神文化生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类的发展史，人是历史和社会的中心。人是社会的产物，因此人类的生存和社会活动，离不开物质资源、地理环境和气候等客观条件”的伟大史观。今人写史，难道还不如古人重视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