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文论武之事实民主（一） -- 井底望天

（比较忙，发一篇前些日子写好的）

十

有了这三个条件的成熟，中国应该也必须发展出一套合乎自己国情和文化传承的民主制度来。现在的舆论界，动不动就把美国的政治制度和选举制度作为民主政治的代名词，来一个独家垄断的解释权，真是亵渎了民主这个词汇。

由于这个原因，俺比较愿意用“民本”，也就是俺们的老祖宗孟夫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这个思想，要求的是普罗大众的人民的利益要放在第一位，然后才是国家，最后才是当政的官僚。

而与这个政治传承一脉相连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为政思维，因此把“民本”翻译成“people first”应该是比较准确的。这个民本思想，与2003年中国政府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算是比较贴切。

要想实现民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时刻警惕，不忘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因此不是用来寻求小集团和个人的私利，而损害人民大众的利益。虽然说在现在情况下，这个要求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但正是这种对为政者道德要求的政治正确性，才可以让大家理直气壮地要求对为政者的政风、执政党的党风、和做官老爷的官风进行整肃。在这种政治压力下，迫使政府必须进行实打实而不是虚与委蛇的严肃吏治，加重打击贪污腐败的力度，防止人家给你来个合法的外衣，就堂而皇之地通过合法化的贪污途径，而侵犯人民的利益。

与中国的民本思维不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民主制度，主要是靠选举制度来保证民众的政治参与。但正如俺之前提到的，由于政治运作的法律条文的繁琐化，和系统的复杂化，由人民选出来的政客们，往往在具体操作中，并未真正做到好的代议功能，更多的是变成了资本操纵和谋取私利的工具。

这里不论是美国三权分立中的行政和立法制衡，还是欧洲内阁制度中的行政和立法集中，都有一种和民主精神背道而驰的情形。那就是在选举获得政治权力的过程中，考虑的是如何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和选票，因此说一大堆竞选的诺言，但是在权力到手之后，却是回归到小圈子的利益博弈。

俺在《大国游戏》中用了一个比喻，就是美国的领导人选拔制度，就是在两派菜系中派出的厨艺高手出来竞争。你作为选民，要么就选择民主党的大厨，要么就选择共和党的大厨。两位大厨说得眉飞色舞，知道自己的屁话反正最后也没有多少会兑现，而选民们反正也是听之任之，也不太当真，是党派的按照党派立场划线，不是党派的就看老子心情如何，随意摇摆来决定选举结果。

这个过程虽然有缺陷，也还是说得过去。可是最大的问题是，选完了之后的政策实施，则完全是按照自己一系的菜谱了。民主党就是大政府、高税收和高福利，共和党就是大市场、少税收和少福利，再加上其他的关节点，比如说医疗保险、非法移民、同性恋权益等等，反正是每一道菜都是不同烹调方法。

你说俺们屁民想吃麻婆豆腐，对不起，你的川菜大厨选举输了，你只能吃红烧豆腐。这种选一个领导者，就要接受全盘菜单的方法，其实并非一个好的选择。

而中国的情形则有些不同，是在下一届比较合适的候选人中，挑一个大家比较接受的选择。但是这位大厨并没有一整套的政策菜单给固定下来，因为俺们看重的不是人家家传的菜谱，而是人家具体炒菜的功夫。那么至于哪道菜该煮给俺们百姓吃，那就要看什么事情引发百姓的共鸣了。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高层领导人产生的制度，其实比之于美国的制度，不是说更加优异，但至少是各有千秋。比如说，当美国的总统选出来之后，人家基本上就是一套班子全是自己的人马，除了在国防部军界缺乏渊源的民主党比较会留任共和党国防部长之外，大部分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这时候靠的制衡大概就是国会的多数党派是对手。如果像现在这样，由民主党掌控国会，和前几年那样共和党掌控国会，总统和国会多数党是一党的话，国会里的少数党可以做的就是两个凡是了。凡是你政府要实行的，俺一定会反对；凡是你政府要推翻的，俺一定会支持。

而中国的政治局圆桌会议，更像是一个拼盘，把不同观点和思维的领导人们形成一个集体，通过互相之间的妥协和合作来形成共识。反而比美国总统的独行独断，更显得民主些。

当然俺们要承认，美国的选举制度在底层，显然比现在中国实行的官员选拔制度要合理得多。这也是俺从来不反对在基层政府中，实行选举，以及推荐和公开招聘等多样化的制度。相比较于中国的基层政府，美国的基层政府规模要小得多。虽然美国地方政府官员也可以通过官商勾结，运用改变土地使用权限等等，来谋取合法的私利，但是由于其政府规模小，官员人数少，和权限小得多，因此基层腐败就没有中国那么严重。

虽然美国的一些大城市，比如说首都华盛顿、纽约、旧金山和芝加哥等等，政府财政里面的“浪费”也比较黑，但是很多小的城市，其贪腐规模要小。相对于中国任何县城都有的县太爷们，以及任何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现出来一个小印章在手，嘴脸就比较丑陋的情况，那还是没有法子比对。

如何在地方各级政府机构中，推行精简冗员，把部分政府公权回归民间，是中国一定要走的行政改革方向。

在精简政府机构上面，时机的掌握非常重要。比如说在1990年代中期那一阵子，曾有消息说中国政府准备精简机构。考虑到那时候正好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大规模因为转型而倒闭，导致数量很大的工人下岗，这时候在裁减政府官员，简直就是为社会不稳创造最佳条件。

以当时的情形，东北地区的大量工人下岗，生活困难，海外各种势力试图介入，本地的邪教团体也是趁机坐大，仿佛中国历史上的太平道和白莲教一样，地下组织迅速扩大。而当时中国的北方邻国朝鲜，面临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引发了大量难民越境进入东北谋生。同时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又大兴风浪，攻击中国政府没有善待来自朝鲜的难民。这一切，都将中国的社会安稳状态推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政府裁员，大概就和崇祯元年整理驿站，裁减政府文员而裁减出来一个李自成相似了。好在中国的运气不错，一方面大力打击了邪教，杜绝了海外有心人士在东北的运作。另一方面顶住了西方的压力，缓解了朝鲜的灾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上的压力。

因此对政府的精简，一定要在民间经济活跃，有利于下岗的官员转型的大背景下才应该进行。否则就是为骚动的民间势力，送出组织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