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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宋朝的弗里德曼

现在说经济学，基本上不能够跑掉弗里德曼这个名字，要是你不知道这个Freedman，（自由人吗？和他的经济思想好吻合哦……可惜我碰到过不下10个科班经济的满口这位老先生的所谓思想，却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是Friedman啦。）

96年刚进大学，在图书馆稀里糊涂找到一本满是灰尘的小册子，大名乃是《资本主义与自由》，那个时候，我还疯狂迷格瓦拉，整天和人吵，切到底是自由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毕竟，《摩托日记》显示的思想，明明是自由主义，很合我胃口的嘛。

（那个时代切还不太为人知，很小众的偶像，没有像世纪初，一下子臭大街了，当然，那时穿着他头像T恤的80后脑残，基本都认为此人是摇滚乐手……汗！）

因为自由两个字，好好的看了那本书，第一遍，感觉，颠覆！在看了一遍，大牛……不过特地寒假拿回家给老爸看，老爸看了一遍，笑了，介绍我看了一本中国两千年前的书《管子》，看完《管子》，我笑了，原来这个洋牛人的观点，都是抄我们老祖宗的。

中国历史上，看过《管子》，学习领会之后，成为牛人的，还是有很多的，比如最知名的，便是诸葛孔明了，近世的朱总理，估计对此也深有研究。《管子》讲述的是什么呢？很鸡毛蒜皮的东西，但是，强调了，一个利字。讲究的，乃是因势“利”导，这个“利”字，概括了人的本性……

《管子》写的非常好，其中论米价和金价的部分，绝对超过那个洋牛人对货币供应的论述，更何况，还早了两千多年，而其中的道家思想，也是洋牛人那种“教旨主义”市场经济的来源。这种思想呢，在中国古代，也有实证的例子，比如说宋代的范仲淹，他的所作所为，弗里德曼要是看到，只能叹息，自己的著作，不过是给别人的故事加了个脚注而已。

范仲淹在当杭州知府的时候，遇到大旱，结果呢，粮食收成不好，如果他是一个普通官僚，很简单，向皇上要钱，然后通过花钱，往自己的口袋里面揣些。对了，粮食少了，市面上粮食不足，要涨价的，这个不好，粮价上涨影响政绩，容易被人参上一本，所以，必须抓奸商，同时规定粮价，谁要是卖贵了，就是奸商，要抓回来打板子，（当然，诉讼还可以捞一票。）总之，既要自己脸面好，还能捞到好处的办法，还是很多的，不过，当地的人民就只能挨饿了，本来商人还会运粮来的，看到粮食限价，商人无利可图，那就不管了。正常的市场没有足够的供应，同时管制价格，那么黑市价格就会飙升，最后为了活命百姓还是要破产的，当然黑市如果是官老爷或者官老爷的小舅子，大姨娘控制的，那就更没活路了。

但是范仲淹是管子的信徒，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策略，干啥呢，提价，把粮食价格推高了一倍，如此一来，各地客商看到，杭州的粮价如此高，显然车船贩运，扣掉运费，还是大有赚头的，就各自回去，贩卖了很多粮食到杭州。

粮食供应充足了，粮价也就自然下来了，客商们最后发现，官价虽高，但是市场上粮食太多，要是不卖压在手里赔得更多，所以也就便宜出手，最后老百姓买粮食的价格，则和没遭灾的时候差不了太多，生活影响不大。

市场自身的力量，可以解决其自身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也不做，而最差的办法，是越干涉越坏。

但是，往往这种向坏的干涉，能够给很多经手人带来很大的好处，考虑到他们自身的力量和他们掌握的权力，老百姓就被一次次当成鱼肉了……

范仲淹这样做，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呢？他为百姓节省了钱，为国家节省了钱，（国家的钱也是税收，归根到底还是从老百姓那里收来的。）可是他自己一点好处也捞不到，没有钱过手，如何雁过拔毛，中饱私囊呢？而且，他一个人不捞，也就意味着手下一串的人，都没有机会捞了，而他不捞，也就没有办法孝敬自己的领导，大量行贿好升官了，至于说讨好同僚，礼尚往来，那就更加困难了。

这么一来，虽然他对百姓，对国家都作了天大的好事，但是，却损害了整个官场的生态，从手下，到同级，再到领导，碰到这样的人，都跟着利益受损，谁会说他好话？所以，如此有才华的牛人，最后的下场就是一贬再贬了。当然，郁闷促进了他的文学才能，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岳阳楼记》这样的名篇，可惜，他忧的是天下，不是自己的荷包与仕途，作为官僚集团中的一员，明显是忧错了地方。

范仲淹是新党，王安石也是，荆公的才学就不评述了，写得一手好字的蔡京也是新党，他的财政本领，那是一流的，解决了北宋用兵西北开支问题，基本上取得了对西夏的压倒性胜利，而他死后，宋徽宗禅让给了自己那个傻儿子，加上一个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比百万百姓的生死更重要的李纲，宋朝才亡掉的。宋朝灭亡的过程，比明朝还要荒谬，但是风流才子道君皇上肯定不是罪魁，李纲这种伪君子瞎折腾因素更大。

王安石的变法，对于百姓来说是好的，但是对于官僚集团，也就是中权，或者黑领来说，那可是致命的打击，变法让百姓的负担小了，而这减少的部分，来自中权阶层本来可以捞的好处，想象一下，现在不搞强制拆迁了，那些城建委，拆迁办，建设局，土地局的大小官员，到那里捞油水呀？吃那么一点死工资？外面还有两个二奶要养，领导开口，不孝敬下次绩效考核就回家……这可怎么活呀？

所以，改革自然受到了极大的阻力，中权集团的势力巨大，所以新党最终都如鸟兽散了。但是不久，那个天天喜欢微服私访，逛窑子找美女的才子皇帝登基，他天天出去逛游，当然知道老百姓需要的是什么，原来司马光为首的黑领们竟然干了如此多坏事，所以一上台，就把中权的代表人物都处理了，而且立了一块碑，名叫《党人碑》，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是民贼。

但可惜的是，历史是这些中权或者他们的门徒子弟写成的，所以道君皇帝就因此背了千年的黑锅，本来历史上属一数二的好皇帝，就成了和隋炀帝，秦二世一样的人物了，可惜了……

如果现在还要立这么块碑的话，估计什么苹果王，死死书记之类的，都要名列其中，折腾百姓，自己出了政绩升官跑了，剩下一个烂摊子老百姓买单。

屁民们在历史上没有话语权，唯一的一次胜利，就是《党人碑》，可惜，这个东西，发而成了“忠臣”才子的代名词，多可笑呀。

经济危机来临，只是证明了弗里德曼的正确，或者说，管子的正确，看到一对所谓经济学家出来说，经济危机证明了弗里德曼的错误等等，我真想问问他们，你们看过弗里德曼的原著吗？还是看了几句断章取义的引语就在这里乱喷了？

把中国的经济学家枪毙一批，相信中国的经济一定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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