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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上海三十年往事(一)走穷命带财运的朱鎔基 -- 大势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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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上海三十年往事(三)借外力求变,被逼出来的队伍

借外力求变,被逼出来的队伍

上海八十年代自身变法不多,但各方欠债实在太多,财政上缴中央不改鞭打快牛—无奈,上海自身积累又留不住—没胆,中央投入更不可能—没钱,最后只能给政策,86年同意上海可以向外举债办建设。自此上海开始与亚行世行各国政府谈判讨钱,被逼着按国际规律办,想法与他人规矩对接。逼上梁山打造出一支国际部队。

有位学法律的主儿回忆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那批研究生的生涯。

开学第一天第一课,导师将该法律专业的主要框架理一遍,再花几分钟说明中国相关法律,我国立法尚如何如何,然后列了相关书目。最后导师总结语:这门专业课我教授的课程到此为止,其他请大家自学。另外,我接受了市政府的相关课题研究是……,哪位同学有兴趣欢迎参加,可以用碰到的实际问题作为你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感兴趣的来找我。下课铃响,开门走人。

那位主儿在出国留学正经上课还是留下和导师一块儿折腾之间选择了留下,跳到水里学习游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当年高校师生们八十年代忙外商投资地方法规法律,走的路子差不多,先啃亚洲四小龙相关法律,弟子们被大撒网到上海外商企业做调查研究,然后成初稿,回到企业再征求反馈意见,最后成稿地方规章条例。

到了九十年代初,忙的是与国际接轨细化了的法律。

致力与外国政府、国际银行和机构打交道,前几任的儒雅和风流,国际眼界就更合适,或者说非如此不可。江和朱在中央部委级就是外向型人物,任职上海其人脉与经验也施惠于沪地。当然最大之惠莫过于这二位荣登中国政界TOP5。

朱公受制于资金无力市政建设,因此只能重视借外债的基础建设。

在南浦大桥之前,上海向亚行贷款用于中小企业和苏州河污水系统建设,我觉得基本没对城市发展起过什么作用,后来苏州河水治理成功重头在第二次治理之功。不过自南浦大桥开始,上海开始将国际贷款用于市政建设,这一下成绩就明显多了。

南浦大桥投资总共只有2亿多美元,亚行贷款7000万元。由于是首个基础设施建设,亚行的条款执行非常严格,建筑专业之外,还有大量法律合同。每个节点的时间工程进度都有非常严格的验收制度,按时完成质量达标才拨款,一项项都有法律文本保障。

当时上海身无分文,没法大规模拆迁居民,大桥引桥浦西段无土地可落,引桥只能象蝴蝶翅膀一样盘旋而下。

这座大桥造型就是那个时代的见证,当年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仅仅是建一座市内跨河大桥,资金都匮乏到了什么程度,差的就是钱。

话说当时建筑专业人士毫无问题,可没有国际贷款方面法律人才,财经法律都没对口专业的,二话不说,高校法律专业最接近的经济法专业顶上。本科生,正在学习的研究生,反正没吃过猪肉但见过猪跑的学子老师们,那是会也得上,不会也得上。用他们话说,ABC入门的还没学好,就开始解方程了。那些法律资料一来就是一大箱,堆在地上要到半人高,原版英文限时限刻啃去吧,有些名词词典都没收录,有些不知在法律文本语境中的应用,这份苦都没地方诉,全都是不懂行的没人可问,横竖都得扛下来。

这批先生熬过这道关就成精了,下一个项目他们就是专家了。一部分人进了政府部门或是政策研究室,或是有关机构,最不济也是留校做教授,不是管出法律条例的就是出书研究,全是这个领域的大拿。

题外话,上海法律院校的自我定位很明确,思想前卫数北京法律界,学术功底深厚首推武汉大学,上海法律界判案保守,学术界发表的文章短平快,学者都在海里扑腾着,没一个打算板凳要坐十年冷,将来厚积薄发著作等身。

上海法律院校的教授多数两栖作战,都活跃在司法第一线。机缘巧合风云聚汇的直升到法院领导岗位代职,其他多兼职律师,拳打脚踢闯天下,穷酸气比较少见,书究气在文科领域也算是少的。经济和法律是鲜活的社会学问,多接地气人气还是有好处的。

据说当时朱大先生有言:与亚行合作一定要言而有信,说到做到,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南浦大桥建于1988年12月,成于1991年2月。正好跨过了89年春夏之交。朱大先生当年声情并茂的电视讲话见的人多了,可没人见过他镜头下为了挽留住当时上海有影响力的外商所做的更艰苦努力。当时上海本身起色不大,市政建设刚转向外部贷款还没见成效呢,大概除了他这个当家人没人真正理解不得不这么做的巨大压力。

据说当时南浦大桥建设到了一个节点,可亚行迟迟不来人,人不到就无法检验,钱也到不了。平时所谓合同责任重于一切都是用来对付我们的,他们说不来就不来一点办法也没有。朱大先生一咬牙上海自己垫钱也要保证工期。

亚行终于来沪时良心发现,总算给了句好话,上海执行合同模范,以后可以免验。据说第二次杨浦大桥再贷时就属于亚行的放心工程了。最后亚行将南浦杨浦大桥贷款项目作为成功典范引以为傲。

工程质量优良,工期按时完工,贷款保证回收。仙人板板,这是在上海做项目,达到这些也值得一提?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啊。

这都到九十年代初了,朱大先生过的还是手心板向上求人放钱的苦日子。

好不容易盼到浦东开发,可是当时上海真是水波不惊。特区,开发又不是没说过,有效没效两说呢。中国特色赶上一波就吹哪波,为这朱大先生也发过火。话说上海在浦东开发之前力推浦西相对冷僻的漕河泾开发区,这浦东一开发先前落户漕河泾外商颇有不平,就问官员那我们怎么办呢?官员对之:我们不管,谁让你们上了当。火光冲天是可想而知的。朱大先生和企业家关系一向搞得不错,时不常开会听取意见,这御状哪有不告的。朱大先生气不打一处来,欢迎开发浦东,同时老开发区也要继续开发,共同发展嘛。来钱的都是客,都要好招待,哪能顾头不顾尾,哪个脑残说这种没水平的话。境界水平到底不同。

朱公在国外企业政界名流中口碑一直很好,在上海任上招集的市长高参会满座皆鸿儒,往来无白丁,给上海营造了很好的口碑,留下了不少实用的策谋。

直到朱离任后,后任让理论界搬出了级差地租这项帽子顶在头上当盾牌,开始了被老干部们骂作重开租界向洋人卖地的勾当后,上海才真正被盘活了。92后的上海真正步入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时代。

总以为在几任上海太守里,就数朱公最对上海脾气,十成十的规矩生意经,又有胆来又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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