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再谈谈叛徒问题，并谢野狼兄和公鲨老 -- 史文恭

俺的上一个帖子，完全是一鼓作气写得，所以有些同学夸俺文采好，这是很有洞见的。---因为那篇除了上面关于“六十一个”的引述是“科普”作用外，帖子的主旨是在最后面的挖苦，---当然，这个挖苦是建立在一个充满喜感的逻辑前提之上的。----即，假如现在还有同学抱着文革期间的宣传，把薄一波等定位叛徒的话，那这些热爱文革的同学必然要先面对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核心成员自己的屁股还没搽干净的尴尬。-----由于这个最尖刻又最好玩的前提，----因为提出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不是别人，而是文革里大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老资格的TG党员，政治局常委，---康生，----所以，这就意味着，企图用文革时捕风捉影的方式说薄一波叛徒的逻辑必然要推论，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因此，由于这个连带责任，使得热爱文革的同学们在这个问题上，仿佛穿着一条不合身的比基尼，上面的两点和下面的一点是互相牵扯的。------作为旁观者，看着这些同学努力要在暴露上面的同时，护住下面的窘态，---俺的确忍俊不禁。

但是，这样的做法，俺现在认识到，是错误地。------因为这完全是一种网络论战的手法，用对手错误的逻辑推论出可笑的结果，-----这个过程，其实只证明了一点，即对方错了，---但并没有告诉观众，什么是正确的。----显然，在对方的逻辑足够混乱的时候，做到前者，是非常简单的，----但要做到后者，则是完全另外一件事。

当年俺曾经如此驰骋论坛，后来有一次，一位师兄问俺，

“你又企图用逻辑的推论证明对方不合逻辑吗？”

“是啊，嘿嘿！”

“那么，为啥你要乐此不疲地企图向一个不讲逻辑的家伙证明逻辑呢？-----这岂不是和下面这位女士的行径一样吗？--------”

所以说，俺不得不承认，在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论战中，任自己被情绪的冲动所左右，是愚蠢的。------公鲨老指出俺有“暴戾之气”，的确如此啊。“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看来俺的确人到中年了。

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是非常有益的，尤其是，当我们能听到从历史事实出发的，完全技术性的讨论，如野狼兄那样的意见，这样的争议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避免在将来沦为如下面那位沾沾自喜的家伙，-----

是以，为了不误导同学，为了在证伪的同时和大家说一些俺对党史中“叛徒”问题的一些体会，就好好写一点技术性较为强一点的东西吧。

嗯，俺要讲的就是，关于江青和张春桥的“叛徒”问题。

江青和张春桥到底算不算叛徒，这个事儿其实是很复杂的。因为这涉及到好几个重要的技术性问题：

首先，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都发生在他们从山东老家跑到上海期间，而谈到江青，张春桥在上海的经历，第一个让我们惊奇的就是，他们到达上海的时间，张春桥到上海的时候，才18岁，而江青到上海的时候，也才19岁多一点，而他们到上海具体的年份，张春桥是在1935年，江青比他早了两年，是1933年。------而这两个时间都蕴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背景，-----那就是，早在1932年年底，由于顾顺章这个重量级人物的叛变，TG中央就已经被迫搬离上海而迁移到瑞金了。此后，本来在上海相当活跃的TG地下组织急剧走向下坡路，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从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上海TG地下党相继遭到六次大破坏，曾经威风凛凛的“红队”，“特科”在1934年被打垮，并于1935年最终结束活动，作为TG上海组织的“保镖”的“红队和特科”既然如此，则剩下的TG地下组织的命运可想而知了。--

1934年至1935年2 月，TG上海中央局、江苏省委、团中央和团江苏省委、上海工联等机关连续遭到敌人破坏后已不存在，基层组织也损失惨重。

而同时期，“中统”的工作取得巨大的成效：

“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于1933年2月在上海成立了"行动区"，除加强公开镇压外，还使用了"自首"、"细胞"政策等手段，通过办理秘密自首手续，将叛徒作为内线细胞再安插进中共党组织，以达到架空、瓦解中共的目的。原国民党特务的一个总结可作反面参考:"这种迂回地向共党秘密进攻，自1933 年9 月开始，到1934 年底检查成绩时……已查明的共党干部有485 人，其中已接受我们的任务的有183人。因此，共党在上海的一般活动，我们又恢复到随时了解的程度。" "1934年4月至8月， 5 个月间，我们对于红队的内容已完全明了，它一共有35人，其中有我们的伪装人员7人"。而且，这时敌人又实行了先捕人再办手结，甚至直接绑架、突击的办法，这样，虽然TG特科在租界捕房还安插了一些警报关系，但警报根本来不及发出，有时即或发出也不起作用。”

所以后来TG到了延安后，东哥等清算王明错误路线的时候，提出“苏区工作损失了90% ，白区工作损失了100%”，就是指这个情况。（当然这里东哥的说法明显夸大了。）

那么这个大的历史背景说明了什么呢？

很明显，那就是当江青和张春桥以不到二十岁的年纪跑到上海的时候，上海的TG组织已经被破坏的差不多了。----所以，这两个能够混进TG组织都很难的，更不要说做一个“有破坏性的叛徒”了。

事实上，在上海期间，江青和张春桥所加入的，都不是TG，而是TG的外围组织。----当然，江青不一样，因为她之前在青岛和同居男友黄敬在一起的时候，黄敬是青岛市委宣传书记，据说介绍了江青入党了。----不过这里还是有一个细节问题，即那个时候，TG各地的地下组织参差不齐，所谓青岛市委，恐怕也没几个人，黄敬的这个“青岛市委宣传书记”，看起来很牛，实际在当时情况下类似某个“政治兴趣小组”，江青的入党，恐怕更谈不上是为了某某主义而奋斗，----俺这样说的根据在于，这两位后来的行踪（大概因为TG当时整个地下组织系统的瘫痪）并不像是“组织领导下”的行为。黄敬在1933年7月被捕，于是他的同居女友江青仓皇逃到上海，此后，1933年底，黄敬在青岛出狱（因为他们家很有势力，把他搞出来了。），和江青在上海会和，这个时候，江青已经在上海重新又入了团，她向组织汇报，自己这个男朋友是青岛的党员，

“江青入团之后，知道徐明清是地下党员。她带着黄敬来找徐明清，希望恢复组织关系。黄敬向徐明清谈了他在青岛入党的情况，可是，他没有出示任何党组织证明。

　　徐明清随即把黄敬的情况向中共上海沪西区委反映。区委对此持慎重态度，原因是明摆着的：第一，黄敬没有接关系的证明；第二，黄敬出身于那么错综复杂的官僚家庭；第三，黄敬又刚刚从国民党监狱中出来。他在狱中表现如何，不知道。这样，区委认为不能接受黄敬的请求。尤其是在当时白色恐怖相当严重的情况下，党组织的行动非常谨慎。

　　不过，党组织也不是对黄敬不理不睬。因为从黄敬的自述，从江青的表现，表明他们确实是革命青年。区委决定对黄敬进行考验，让他参加一些外围活动，分配他做一些危险的工作。”----叶永烈《江青传》

此后，--1934年“一二八”游行，明显地暴露了“晨更工学团”的进步面目。“王大个”从狱中托人带出消息，说“包打听”已经在盯梢江青。徐明清赶紧把消息告诉江青，并叫她暂时不要到“晨更”来。

　　俞启威（黄敬）意识到又一次面临被捕的危险，何况在上海又无法接上组织关系，于是决定和江青迅速离开上海。俞家在北平西单劈柴胡同有房子，俞启威带着江青躲往北平。”----叶永烈《江青传》

所以，这个时候的黄敬和江青，其政治身份是很尴尬的。他们两个跑到北平之后，因为没有钱，（俞家对他们的三少爷和这个戏子混在一起极不满意，不给他们资助），江青又在1934年五、六月间，一个人跑回上海. 此后，就在1934年秋天，被捕了。

相对于江青，张春桥的上海期间行为更不上台面了。张春桥之前是在济南，作为一个小文青出了一点小名气后到上海的。当然他的水平是很烂，而且按照叶永烈《张春桥传》的引述，张春桥之前在济南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是一个告密者。

1935年到上海之后，张春桥于1936年加入了一个奇怪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相关材料是：

一个是宋振鼎，也就是当年化名吴志成的人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廿五日写的证明：

　 “我一九三二年九月被捕，一九三五年七月从苏州反省自首出来后去上海。一九三六年五月间，我化名吴志成与原社联林福生(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曾经我介绍张春桥参加为预备党员。这个组织没有党的组织领导，是我们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找我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们当即解散，并通知到所有参加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此后，我再未介绍过张春桥入党。”

当年和宋振鼎谈话的吴仲超，现在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他也写了一个证明：“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宋振鼎同一些叛变自首、住过反省院和不三不四的人成立了一个预备党员委员会，这是个非法组织。由我通知宋振鼎，宣布取消了这个组织。解放前我不认识张春桥，文化大革命中，从外调的小将们口中才知道那个委员会内有张春桥。”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证明上面江青历史的一个关键人叫，徐明清，而徐明清的老公就是王观澜，而证明张春桥历史的关键人叫，吴仲超，而这两个重要的人证，正是康生在临死前托王海容和唐闻生传消息给东哥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章含之给东哥的信里面提到，在王海容和唐闻生到乔冠华和章含之这里了解“王观澜和吴仲超”的情况之后，章含之写到：“以后我俩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 （去查对张春桥的）

所以，可以看出，上面两段关于江青和张春桥历史的记述是很有力的，因为这是在江青，张春桥，徐明清（王观澜），吴仲超等人都在世的情况下，康生在临死前于文革中给东哥的举证。----所以，关于江青和张春桥上面的记述是可信的。

那么，康生认为他们两个是叛徒的论断是否可信呢，关于江青，我们下面再说，关于张春桥，其实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张春桥参加了一个所谓的“预备党员委员会”，这个完全的“非法组织”，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当时不到20岁的张春桥压根还没能混进TG，所以自然也谈不上做叛徒了。----要想做叛徒，得等到张春桥后来到延安后混进TG再说。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张春桥的叛徒罪名应该是不成立的。----但是，还是有一些细节值得我们思索，比如，为什么上面提到的吴志成（宋振鼎）这样“反省自首”出来的人会找到张春桥，并介绍他进入这个奇怪的“预备党员委员会”。-----很明显，吴志成既然“反省自首”，则他当然是如假包换的“叛徒”，-那么这样一个人和张春桥搅和在一起，可以说明什么呢？

再回过头来说江青，江青的被捕，据她本人和美国小姐维特克的说法：

““唉，我在上海干革命真不容易，惊心动魄！”

　　“有一次，我在兆丰公园附近，那里是别墅区了，靠近郊外。忽然听到后面有骂声，一个警察突然往前跑，这时我被两个工商打扮的人架起来，离开这条路，到一个警察分局。天黑了，一大批人押我在野外走路。我当时穿朋友送的丝绒旗袍，罩蓝布褂子，秘密表格在衣角上。架起时意识到被捕了，我大声喊救命，一个人也没有。他们赶快把我弄到野地里，一个人叫我快走，另一个人出来说好话。一个装红脸，一个装白脸。前面是水田，我装倒下了，把口袋里的东西吃到肚里。这就什么证据也没有了。到警察局，听他们打电话，说抓到嫌疑犯。我想是被牵连的……

　　“我被捕后，装着什么都不懂。后来知道有个女的叛变了。她的丈夫先叛变的，有名的黑大汉，他认识我，知道我是地下党员。他当叛徒后骗他的妻子，出卖了党的文件，有一天特务提审我，我又装着大哭大闹。忽然一个巴掌打了过来，我回头一看，正是那个黑大汉……”

“有一天几个学生来给我送东西，我以为是因为我的原因把他们抓到这里的。我就大闹，说他们捉不到真正的共产党，只能抓我们这样的女孩子，给我送东西的也被 抓，我坐班房不名誉了，要失业了，你们索性枪毙我吧。这时一个大巴掌打过来，是黑大汉。他骂道，你这个小妮子喊什么，我认得你……

““后来女青年会来帮忙，陶行知组织了一大批教授来保我出狱……”

根据江青的这段论述，显然，她的TG外围身份应该是暴露了。（否则黑大汉不会给她一个“五指山’），但是对江青利好的消息是，我们看到和江青关系极好的徐明清并没有被捕，（后来在上海期间徐明清曾因另外一个叛徒告密被捕，），而且，江青在从狱中放出来后，又在上海呆了很长时间，（做她的二流影星），假如她被捕时已经叛变的话，她应该有很多机会向国民党告密的，但目前看来，还是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因此，我们可以说，江青的叛徒嫌疑应该是不大的。

那么，写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张春桥，或者江青，他们两个在上海期间，应该没可能当上叛徒。-----但是，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这他们两个是忠贞的党员。----张春桥他压根就没入党，而且据叶永烈的《张春桥传》，张在离开上海去延安前，在济南时，还和国民党特务赵君弼（济南市警察局长。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的山东头目）厮混在一起。他的早期生涯还有很多隐秘的往事。

至于江青，她出狱后先是和徐明清一起去徐老家“躲风头”，此后当江青第三次去上海时，她就进文艺界一边做二流明星，一边开始她的“风流韵事”，最后，因为她当“小三”，把导演章泯搞得和原配离婚，引起了演艺界的公愤，所以呆不下去，然后就回归“组织”，去西安找徐明清，然后去延安了。

在这里，还要顺便提一下崔万秋。----因为崔万秋是军统特务，后来解放军解放南京后从档案里查到了崔在特务机关的登记表。而那个时候，作为山东老乡和小有名气的作家和杂志编辑，崔万秋一边吹捧老乡“北方美女”蓝萍（江青），另一边唆使老乡文青张春桥化名“狄克”写文章攻击鲁迅，这些都是事实。----但有一些文章认为，既然崔万秋是军统特务，那么江青和张春桥和他厮混在一起，显然不是好人。---甚至有些文章认为，江青和张春桥是国民党派到延安的“潜伏”特务，------俺觉得这个说法是略有问题的。

为啥捏？因为：

第一，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里面，对TG破坏最大的，不是军统，而是中统，--因为中统收编的TG叛徒多，对TG的内幕相当的熟悉。---而军统的工作方向更多的是指向军事方面。

第二， 崔万秋是军统特务不假，但他还没有深谋远虑到派江青和张春桥去“潜伏”的地步。根据沈醉的回忆，“我于一九三二年冬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后，便在特务处上海特区当交通联络员，崔万秋当时已参加了特务处，是特务处上海特区领导的直属通讯员，每月薪金八十元。”这里可见崔万秋当时的身份，按照我们现在熟悉的说法，应该就是“线人”。------还远不到进行“伏线千里”式特务部署的层级。

第三， 当时无论江青还是张春桥两个，都太嫩了，江青早就在文艺界搞得满城风雨，---老实说，要不是东哥的个性，后来的江青能成为TG第一夫人的可能性应该微乎其微吧。而张春桥当时连二十岁都不到，只能说一个小混混，还干不了这样高级的活吧。

Okay，所以总的说来，在上海阶段，后来的文革风云人物江青和张春桥都算不上干过叛徒的活儿，不过这两位当时在上海的所作所为，却完全不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所干的。江青在上海的前期还算一个好人，但后来等她进入影星生涯后，就难免那句古老而刻薄的名言：“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而江青那时，可谓兼而有之。----至于张春桥在上海，看看他写的那些文章的水平就能知道，基本上和文学无关，而且还经常靠骂其他作家上位。----所以这两位后来能排名文革四大恶人之冠亚军，也是早有历史渊源的。

至于康生对他们两个的告发，其实也不是没有缘由，张春桥的问题前面已经说到了。而江青呢，虽说她被捕后是被人“保”出来的，那么，既然江青在狱中已经暴露了身份，则当江青“放出来”的时候，----

她是坚定地对国民党特务大喝一声，：“嘿嘿，老娘俺就是共党，怎么样，你们还不是要把俺放了？”

还是乖乖地“履行了手续”才出来呢？那个可能性大一点，想必我们都能猜到吧。所以有些书里说：“在西安，蓝苹（江青）曾向徐明（徐明清）详细谈及自己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后，如何写“自首书”出狱的。”---俺的理解是，这里江青并不是叛变，而只是“履行手续”吧，---所以，她才会和徐明清说明，而且，非常关键地是，徐明清在知道这些情况后还会推荐江青进入延安，这就说明了问题的实质所在。

总之，历史就是这么复杂的，偶尔细细品尝一些史料，琢磨一下结果，还是很有意思的。-----至少要比争论好玩一点吧？

• 刘少奇的招术是个损招--------这个判断和文革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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