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司马辽太郎和姚文元(原题:北京的人们） -- 步亭先生

司马辽太郎和姚文元(原题:北京的人们)

（日）司马辽太郎

翻译：步亭先生

如今的新中国将政治的地位提高到所有价值高度之上。

虽然我知道并了解这点。但是，因为我没有尊敬政治和政治家的习惯，所以在这次访问中经常被搞得晕头转向，而且我对有些事感到很荒谬。

我们一行人在五月下旬，潮湿、闷热的上海到处游览。参观机床厂、拜访天山街道的劳动工人新村、或到明代大官僚建造的豪华官邸，那里摆满了奇形怪状的石头（这座庭院叫豫园，豫的意思是自娱自乐）。

可出人意料的是，负责接待的人突然传话说：“我们需要立即赶回北京。”我们所有人都感觉自己是被牧童支配下的羔羊一般，对这类事实在不太“感冒”。后来才明白，要我们赶回北京，是因为有个“伟大”的政治家要接见我们。

有人问：“这个政治家是谁啊？”

回答是无可奉告。关于这种行事作风，以日本社会的准则来说，让我感觉到异常神秘。除了不知道接见我们的人物，接见的日期也概不传达。不过看着传话人的焦急的神情，大概上面预定接见的日子迫在眉睫。我们一帮人都是些天生异常任性的人。我们和社会既定秩序总是不能很好融合，我尤甚。我太太对我曾在部队里服役过这件事，觉得是件不寒而栗的经历，而不是可笑滑稽。总之我的任性并没有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改变。

我心想：“有这个必要吗？”，没来中国的热情，此时也几乎一落千丈。

我本想在上海多待几天，借此多考察以豫园作为大本营的清末秘密结社——小刀会的详细情况。老实说在即将结束旅行的末期，我感到了身心异常疲惫。如果我在上海结束旅行，乘飞机回日本，几个小时而已。到了上海，就如同到了家的附近一般。不过这次中国之行，同样的事发生了两次。如此行事对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让我觉得实在缺乏礼数。

但是我还是安慰自己，这是一场正式的邀请。既然如此，当然要“客随主便”。我不能放任自己的性子说：“我要按照预定，从上海回国。”只能按照主人的想法亦步亦趋。这是自从我退出军队以来，重新感受“命令”这件东西。其实命令就是停止所有人的个人意志，去你从来没有想去过的地方。原本这是个抽象的有些近乎哲学的东西，但是它却支配现实社会里的人或事，有时更是将他们当成橡皮泥一样按固定规格塑造。我好久没有尝试过被命令的感觉了，这其实也是旅行中的一段小插曲。这段插曲让我更理解，受某某集团或个人正式邀请参加旅行，对我来说是不合适的。

乘坐飞机回北京，是这次旅行的第三次。在我反复思考这种不曾想到的变化时，飞机的机轮已轻轻触到了北京机场的跑道上。中国飞行员熟练的技术让我感叹不已。在离开大阪机场时，我在候机室里碰见一个在日本航空就职的朋友，他说在大阪机场离、着陆的客机中，美国和中国的飞行员技术最好。这里再赘述一句，当飞机引擎停止，我们走下飞机，北京绿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颜色很淡。不单是北京，整个北方初夏的绿化给我的印象，只堪一个字“淡”。我提着行李走进空港候机楼时，抬头一看候机楼上两个大大的红色汉字——“北京”，好久没有看见如此好的草书了，让人感怀不止。

“命令”让我对短期逗留的城市，北京的印象有些“老”。我边走边周围打量，“咦，张进山君哪去了？”

再仔细打量周围的面孔，果然，那张尚且保持着农村纯朴品质的好青年的脸孔，消失了。

在我们的游历过程中，有几个工作人员，一直照料我们的衣食住行。唐家璇是负责人，剩下的还有张和平、吴从勇、和张进山。唐家璇毕业于北京大学，上海人、理论家。他原本是个游泳选手，尤擅自由式。可能因为在无产阶级大革命中的急流中久经考验，所以他对自己游泳的经历也决口不谈。张和平原籍雷锋，这是一个华南农村的地名。总有人说日本人的相貌和中国江南人相似。张氏浓眉、中等个、宽肩膀、长得很像日本的南西群岛的男人。他和唐家璇一样，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日语专科，但他好像不太喜欢做翻译。

他的口头禅是“我是个懒人。”每次他说这话，总会让我们开怀大笑。他应该是四个人中最具有文学感性的，但我们从没交流过对日本文学的想法。比起会话，张氏更擅长阅读。他说话惜字如金，可他从不 吝惜笑容。通过他的笑容，能够表达他的想法。时年他三十上下，行事还弥漫着一股少年的孤独。我想这是因为他离开故乡或许久不使用家乡话的原因吧？他为了到北京上大学，很早便离开家乡。以日本人的眼光来看，北京话对他来说就可以说是一门外国话了。以后他在北京和一个女医生结婚，就此在北京成家立业了。北京有很多上海人，张氏的同乡却很少。

现在 新中国的外国语的专业人士显得异常忙碌。为了展开友好外交，很多外国旅行团进进出出。因此，必须有人组织这些人的旅行、陪同、并适时解释说明当前中国的政治思想、社会现状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们也难得“偷得浮生半日闲”。现在中国主张彻底、完全的男女平等。即使他回到北京的安乐窝，少不了也要听几句埋怨因为他的夫人也上班。

比起他的经历来，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日语专科的吴从勇的更甚。吴氏是个东北人，标准东北人魁梧的身体，相貌异常精悍，略带写神经质。一路上他作为我们的翻译最多。他说话时一直昂头挺胸，用词也一丝不苟，说话也“嘎嘣脆”。年龄看上去和张和平差不多。他的夫人也是个日语翻译，所以两个人一直随着旅游团体进进出出。两个人经常前后脚进出家门。据说夫妻二人已经三个月没见面了。

吴氏有时会充满愤慨的说：“有的中国人，很难将自己当成人民的一分子。”这些人对现行体制或是思考方法或顽固、或消极的拒绝。这些人以老人为主。据说政府还给了这些人一定的生活保护。我听吴氏叙述的时候，中国政府对这些任性的人实施的宽大政策，让我感到异常惊奇。不过仔细一想，什么样的社会都会有几个任性的人存在，这在人类社会是司空见惯。还要声明一点，上面提到的人，我一个也没有碰见过，只是“人云亦云”而已。

张和平走路时一直慢悠悠的，他从来不暴露自己丰富的感性。他华南人特有的幽默性常让举座皆欢。

张氏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在北京图书馆。当时，他正在给我展示四库全书和毛泽东手书的诗词。这是为了向我们这些外国人展示现政权，继承中国大陆政权的正统性，现场气氛异常肃穆。这些书籍卷册摆在高不过腰的架子上，上面还打着制图灯。毛泽东的诗词和四库全书陈列在一起，让我感到很有趣。毛泽东和我是同时代的人，尚健在。将健在的人的墨宝和号称“中国文字文明的集大成者”《四库全书》陈列在一起。这只能告诉我们这些外国人，毛主席已经超越了他的政治存在、成了历史重要的一部分了。“重要”到什么程度？新中国对他的评价是——凌驾于秦始皇之上。

这不能不让我暗自思忱：“毛氏的存在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了吗？”

中国大陆是常被复数政权割据，呈分裂状态时间多哪？（比如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或是不久之前的军阀割据时代。）还是处于“四海升平”的统一状态（汉、隋、唐、宋、元、明、清）多哪？这是西洋人经常争论的问题，欧洲人以方言划分国家、民族，并因此产生了多彩的文明。他们产生这样的疑问是很自然的。中国的方言比起欧洲来更丰富，华南地区的方言更继承于古代越族，而不是黄河流域古代汉民族的语言。这种差别比起欧洲诸民族的语言差别更大。

在遥远的过去中华民族凭借什么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哪？我想这要归功于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如果汉字不是表意文字，会让这么多人有同一民族的共同意识吗?统一汉字并推广它的人就是秦始皇。当然在推广统一汉字之前，他必须统一全中国。在他完成统一大业之前，谁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不过就如同“哥伦布的鸡蛋”故事一样，秦始皇毅然决然地开始并完成了这件大业。“统一”从此就成为了历史后继者的共通意识。汉帝国和秦帝国相比，都是将扬子江以南越国的地区划入了统一的范围，这就是最好的证明。秦始皇和毛主席的思考方法互相对应，它现在还在指导中国的行动方向。

新中国对秦始皇的评价很高，大概这是因为他们讨厌分裂，热爱统一。近代史上惨淡地分裂、军阀和外国势力勾结、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地狱。这是多中国人的亲身体验，这让他们觉得除了维持统一之外，中国没有任何生存之道。当然他们也深知中国社会还存在着另一股分裂的力量。

从诸子百家的时代开始，喜欢（或不得不喜欢）政治争论的汉民族创造了很多国家思想、政治思想，还有难以计数的政治论文。不过很滑稽的是，汉朝两千年以来，可以说其国家的本质一点没变。中国的政治思想对日本的文化形成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中国的国家特色对日本国家的组成毫无影响力。现在的中国，到处都在称赞法家思想。不过历朝历代中国都是儒教国家，以法家思想全面治理国家的只有秦朝的始皇帝。

大化革新以后，日本才建立了健全的国家。一个曾经闭关锁国的国家要从头建设国家机构，必定要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古时的日本政治操纵在南朝贵族的手里，不过这些“贵族”的以政治眼光来看是“土包子”，不过他们崇尚先进文化。所以他们在政治上也全面模仿中国式国家，日本引进儒教的过程从打通和唐朝交通线以后就开始了。公家独占了儒教，他们用儒教治理日本直到平安朝。镰仓幕府垮台以后，即使我们假设武士阶级连《韩非子》一行也没读过，但以现在中国对法家和儒家的分类，镰仓时代以后的日本也是个不折不扣地法家治国。

话越扯越远了。

简短截说，中国从汉帝国以后，改朝换代没有改变国家的本质。毛主席上台以后才发生了变化，人民抛弃了原来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秩序原理，从此开始为了看不见的东西服务了，这是两千年以来首次发生得不可思议的变化。“现代化”的象征毛泽东开始对抗《四库全书》——它象征了数千年的历史。说的再简单一点，毛主席正在“复古”，他恢复了秦始皇的治国思想。这让我观看毛主席的墨宝和《四库全书》一起陈列时，感慨万千。

和中国同属社会主义国家的蒙古，一直在批评“毛主席是皇帝”。当然这是他们的一家之言，因为他们只是从外面观察中国。中国背负着其沉重的历史和中国的现实。毛主席的墨宝现在和《四库全书》并列在一起，这就是因为他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象征。这很难让外国人理解。（现在的中国大搞批林批孔，但我们这些外国人看来，这个运动还是带有儒教色彩的。）

我是想要叙述张和平的，结果又跑题了。

他自称“懒人”（事实并不如此），还拥有丰富的幽默感。这么个人站在《四库全书》和毛主席的墨宝前，表情为之一变。这让我大吃一惊，不过令人吃惊的还在后头，他开始旁诺无人诵读长诗，当他读完最后一句后，又将视线移到书卷开头，默读了起来。这让我们这些人觉得很好笑，不过谁的脸上也没有表现出来揶揄。这种朴实的忠诚我们日本人已经久已不见。

毛主席已经超越了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甚至权力者的范畴。对中国人来说他已经变成了个圣人。圣人的概念已经不局限于儒教了，它超越了各种价值，它是拯救人类的光明，它不是形而上存的，而是形而下存的活生生的人。从古代开始，圣人就出现在陷入战乱的中国百姓的基本愿望中。后世儒教独占了圣人这个概念，但我认为在儒教诞生之前，圣人的概念已经牢牢扎根于中国人心中了。

毛主席自认马上得天下，枪杆子里闹革命。这和儒教概念的圣人不一样。不过他可以马上得天下，但马上得天下后，他需要教导人民新思想、新的伦理、新的生活规范、改变旧有的价值观（将所有古代圣人都丢进阴沟里）。从他们将新思想作为唯一正确的典范这一点来说，他其实是从古至今、薪火相传，最符合真正“圣人”的含义或是概念的人物。

孔子是圣人中的一个。圣人要教导人类的含义，必定要将他的语录天下传送。孔子的文章在中国传颂了将近两千年。

现在中国的人们都在传颂毛主席的语录和诗文。以欧洲人的眼光来衡量毛主席是个革命家，蒙古共和国却说他是皇帝，我不能够苟同毛主席是个圣人，或他正在想变成一个圣人，我看毛主席是在反其道而行之。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盼望出现一个圣人。当然他们不需要强权政治家，而是能够继承古代政治家的继承者。毛主席象亚洲、非洲所有的独裁者掌握人民的生杀大权，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当刘少奇和他政治路线有分歧时，毛主席利用年轻人歇斯底里似的狂热，借一场思想运动打倒了他的政治对手。这种做法和亚洲其他国家独裁者的手法根本不一样。不管毛主席是不是“真圣人”，但是这和中国人盼望的传统政治强者的形象大体相近。如果不是以张氏不爱媚俗的性格，脸上是不会露出那样虔诚的表情，不会那样虔诚地低声诵读毛主席的诗篇的。

这样对个人的崇拜在日本的历史上也出现过，在明治时期萨摩人对待西乡隆盛的心情一样（说老实话这个比喻比较勉强）。大久保为人很清高，是个 熟练的政治家，但比起西乡来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大久保都不受人爱戴。日本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即使再少，但在两者享受的政治机敏是一样的。明治维新以后西乡成为了一个失败者，他破坏了自己发起的革命，但最终失败了。对这样一个失败者，资深的美国“日本通”也无法理解，“日本人为什么喜欢西乡，讨厌大久保啊?”但以日本人对英雄的崇拜和中国相同来说，中国现在对毛主席的崇拜能够让人理解。

对平民百姓来说什么事幸福？是能够拥有一个享受绝对崇拜的政治家，还是拥有一个能被踩在脚下可以自由批评的政治家？这个问题对人类来说是一个永远不能解决的难题。当然以我个人来说，我喜欢后一种。

不过和我同一个时代的人们的崇拜有些过度，但是我们已经在近代，有了能够克服这个问题的方法。日本人吃尽了对个人过度崇拜所产生的后果，现在总算建成了一个“平民社会”。不过中国拥有的“圣人”的体验日本人从来没有享受过，荻生徂徠曾经感叹道：“我们的国家诞生不了圣人”，在这块土地上诞生的人，要理解中国人心中那份风土是极其困难的。

话题再回到张进山身上。

他是四个随行人员中最年轻的一个人，从外表上看去不过二十五岁左右。祖籍河南省襄城（不知道我的记忆是否正确。）

他身上的农民的气质最浓，举手投足都象一个年轻的农民。他出生于贫农家庭，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才能够进入学校学习。他的身体大概还没有适应这个新身份，晕机、晕船、是交通工具他都 晕。不过他总是咬牙忍住，不跟别人说。他的这种坚韧让人感觉到的不是坚忍，而是可爱。

我们一行人都很喜欢张氏的纯真可爱。庄野润三因为感冒休息了一天，张氏在旁边照顾了一天。庄野在他的文章里有详细的叙述。

可是在旅途的后期，我们却不得不和他分手，因为日本有个大型旅行团要来访，北京方面随行人员出现了不足，就像常说的“凳子都没坐热”就跟我们分手了。

“我们在北京再见。”张氏还是带着笑容说话。以我的经历来说言语带笑的多是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说话时不带笑容。不过这是属于生理的范围，跟民族性、文化性没有关系。

张氏临别时还说：“如果有时间，我会到北京机场接的。”当我们第三次降落在北京机场时，在空港、候机楼没有看见张氏。大家都略带惆怅，认为：“进山君大概忙不过来吧？”我们再也没有见过进山君。

看着四个人的工作态度，我们才知道中国人很勤快。传统的中国农民也很勤快。现在中国过去除了朝中的大官以外，农民在国家监视不及的地方也辛勤劳动，这大概是有史以来头一次。

日本和中国不同，比如在江户时期佃农为了法人（藩）卖力，明治后期老百姓为自己所属的团体鞠躬尽瘁，这好像已经成为了习惯。这种习惯在幕藩体制向明治时期的近代国家转变时，显得很简单。但是战后人们开始反省这种精神（或说是习惯）是不是有些过剩。一衣带水的旧中国过去好像没有这种习惯，这大概和儒教的有些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前为了实现现代化，很多思想家都将儒教当作现代化的“拦路虎”。现在中国的批孔运动正在消除它的影响，他们极力进行“公”——为人民服务的社会训练。在我的观察范围内，谁都对自己工作怀有强烈的忠诚心，这在日本人看来可能没有什么，但我看来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创造的巨大成果。

我们第三次住进北京饭店，卸下了行装。

北京的服务员和上海旅馆的服务员相比待人有些生硬。这与其说服务员服务素质的区别，不如说是因为北京市是个政治都市，上海是个市民城市。在市民城市里生活的人总带有市民气质。

比如说，北京饭店的服务员收拾房间时，总是将烟灰缸里的烟蒂倒在抽水马桶里。我们有时爱多嘴几句：“你这样做会把下水道堵住的。”那些服务员满脸的疑惑，还是照做不误。

对他们来说这可能是传统，但是上海的旅馆里没有发生过这类事。上海是远东

比较早接受西洋化机械的城市。我想在上海没有人特意进行过这种教育，但是在北京就必须以教育的形式贯彻这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习惯了。

我们将在日本住旅馆的日常习惯，也带到了北京的旅馆。中国和日本一样配发新闻报纸，我很喜欢读报纸，虽然我们中国的简体字不太熟悉，但还是很努力地阅读。读完了，也就照老习惯丢在废纸篓里。可是在这次旅行中，我只这么做过一次，但只此一次就让我后悔不已。那些将烟蒂倒进抽水马桶的服务员，将丢在废纸篓里的《人民日报》重新折好，平平整整地放在写字台台角上。我因为没有看见这个过程，回到房间才发现折好的报纸，这让我异常狼狈。

中国是一个高度的政治国家，对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说，第一等的政治、思想的教科书就是《人民日报》。如同过去的圣贤之书，既然是圣贤之书当然要整整齐齐放在写字台上，不该扔进废纸篓里。说实话作为一个旅行者犯下这样低级错误，让我到现在还是耿耿于怀。

回到北京时，太阳还高高悬在半空。

一行人进了旅馆，故宫那面天空很亮。这时我们无所事事，政治家接见我们的时间未定，我们也不知道政治家的名字。

我在中国会见过很多中国人，这让我感到旅行异常充实。但是我不太想和政治家碰头，我盼望能够退掉这场会见。

不过中国有这么个习惯，被邀请的外国访中旅行团，一般会安排受中国的某个政治责任者接见。在刚刚开放招待外国旅行团时，即使旅行团成员不是外国元首、首相，毛主席也时不时出现在会见场所。不过大部分时间，还是由神采奕奕的周总理出面接待。我们阅读新闻时觉得周总理真是精力过人，居然能够应付那么多人。可是我们访问中国时，周总理进了医院。

太阳终于下山了。

吃完晚饭，睡意也渐渐袭来，会见还是没有什么消息，我怀疑接见是不是取消了。

我想他大概太忙了（我也不知道那位政治家的大号），如果真的如此我想也不必勉强。有了一次，必定有第二次。据说外国正式的访中团体，总能接收到中国方面的一号代表或二号代表的接见。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日本属于近邻国家，拜访团体如同过江之鲫。接见每个团体的首脑也不一样，这已经成为了一件很敏感的事了。为什么哪？比如有人这次接受高规格的接待，但有人认为比起上次来访时的规格稍微低了点，少不了发通无名火。据说还有更过分的，有人在拍纪念照时，突然发现旁边坐着个中国的领导人物，回国以后就把照片当作选举海报（这只是传闻）。我认为这不是代表日本人或中国人反常。只不过是容纳他们的装置有些幼 幼稚，如果把一个爱“显摆”的人放进这个幼稚的装置，不管他们的岁数多大，也会表现得异常“孩子气”，这不过就是一种实验心理学的现象。

这种情况在遣唐使时期就有了。

天宝十二年元旦，唐玄宗在蓬莱宫含元殿临朝，按照大唐的惯例接受百官和诸蕃的朝贺。诸蕃分列东西两班，东班首席是新罗，西班首席为吐蕃，日本位列吐蕃之次。日本的副使大伴古麻吕对这种安排异常不满，抗议将日本的席位排在新罗之下，居然酿成了一起外交事故。《续日本记》记载了这个典故。儒教讲究“长幼有序，亲疏有别”，唐朝和新罗比较亲近，和日本就稍许疏远一点，关于这点号称（至少我认为他是）“中国通”的古麻吕不会不知道，他既然被摆在了这样“幼稚”的装置，最后也不知不觉被同化了。由此延伸，国家、国际关系也是建立在这种“孩子气”的顺序上的。

走在中国的土地上，总能够感受到这个国家重厚的历史。如果要将这段历史截断再丢入海中，我认为这绝对不可能的。

我们的访中团接受了充满好意、高级的接待。这种接待和古时遣唐使（包括诸蕃）受到的待遇时一样。

我们从日本到北京的飞机票是自己付钱，中国国内旅行的所有费用都是由中国方面负担。这和遣唐使时期一般无二。当时外国来宾的宿舍四方馆，和今天的北京饭店一样重要。负责接待的官员叫鸿胪卿，所在的衙门叫鸿胪寺。换言之今天中国外交机关中的重要部门对外友好协会就是今天的“鸿胪寺”。当时唐朝负责接待的官员，随时随地处理突发事件，时不时搞点“FB”。他们负责的不止日本的使节，还有其他很多国家，说实话这个官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容易当。现在和历史上不一样的地方只有一处，过去日本的使节自带翻译，现在中国配备了许多熟练使用外国语言的语学工作员。这和自诩为宇宙中心的传统中华思想大不一样。

遣唐使需要谒见皇帝，行礼在宣化殿，谒见在麟德殿。除了进行这些空有其表的仪式以外，外国的使节到长安干些其他什么事哪？中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将这种仪式持续到了清朝。

对于这个事实我只能认为他们为了接受“接见”而持续了这种仪式。我认为这是中国最“书呆子”气的习惯。这其实是汉朝以来，所有王朝执行的“王朝儒教”所带来的陋习，而不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儒教的规则。

我们这类访中团一批批造访中国，中国政府的要人变得异常繁忙，自然而然他们也很疲倦。我们这个团对里多是写舞文弄墨之人，本来就和日本的政治界没有瓜葛，现在也想省去中国政治家的接见。不过世间万事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这是中国人习惯，当然对日本方面来说这种接见也是很重要的。这类仪式空洞无物，耗时费财。重要的是仪式所代表的“礼”。虽然现在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儒教国家，但是政府对过去“礼”的仪式，现在的“对外友好”还是一丝不苟。这更让我感觉到中国历史的重厚和伟大。

在等待中和别人交谈，才知道“周总理接见外宾的时间，有时会安排到午夜十二点前后”。

不知不觉到了夜里八点，有人来传达接见我们的政治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

我对中国的政治家的人事或是类似推理小说一般的政治内幕，既不了解也不关心。姚文元是现在中国政治最高要人中的六、七人中的一位。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里中进军中央，有个时期，风闻他将是毛主席的后继者。他是位文革中的风云人物。

中国历史的政治构造，一向分为“宫中、府中”，这种制度异常复杂。宫中不用说了，就是皇帝居住区，府中就是政府。有时泾渭分明，但大多数时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这种混乱中政治失去了均衡，学习中国的政治史必须了解宫中、府中的政治斗争。

今天的中国还是存在这样二重构造，有人说这是偏见，但是如果有人言之凿凿说二重构造不存在，那只能说这人是个“棒槌”。现在明眼人一看就能清清楚楚看明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主席属下有党中央政治局的内部构造，和接受党基本路线并将其实现的政府的外部构造。当然内部构造占据了政治的重要位置，它表面上是实干家，内在是个思想家。从姚文元的经历上来看，大概是个思想家，他原本是个文艺评论家（中国方面只告诉了我们这些）。

唐家璇还有意无意地附带了一句“姚文元是上海人。”说话时脸上带着喜悦的表情。

不知道唐先生因为姚文元是自己的同乡，还是中国方面有介绍政治家，必需的介绍其出生地的习惯。但是将政治家的原籍告诉我这样的日本人，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家里有几本中国人名鉴（都是日本出版社发行的）。

根据名鉴，姚文元原籍浙江省绍兴县，和鲁迅是同乡。绍兴古来就盛行酿酒，这类地方具有孕育学者和艺术家的土壤。我不知道绍兴是他的出生地还是他父亲的出生地。他的父亲姚篷子是个左翼作家，姚文元很早就到上海从事文笔活动（文艺报通信员、文艺杂志萌芽的编辑委员、解放日报主笔、文汇报总编辑），他的文笔很受上海党的文艺工作部部长张春桥的器重。

他生于一九三一年，在中国政治要人里属于最年轻的，在我们接受履行期间，最多四十出头。

提拔他的张春桥和毛主席的夫人江青都是山东省籍贯。我不知道江青和张春桥因为过去是乡党，现在结成了山东帮。但是因为是乡亲走的很近大概不差。介绍姚文元认识江青的是张春桥，可能就是因为这层关系。还有一种说法姚文元过去有恩于江青，当然我对这些市井传闻根本不相信。老实说今天中国有职务政治家的履历很复杂（这些履历对类似我一般“政治棒槌”看来根本起不到参考作用）。

不管如何，姚文元在文革中“入阁”，这大概因为他是文革中的“弄潮儿”。一九六六年他靠《评海瑞罢官》一文攻倒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点起了文化大革命的野火。《评三家村》又彻底搞垮了彭真，后来确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文化大革命的方向。

我对文革以前的中国和北京的实情不太了解。

“过去，革命高干的子弟都靠后门进北京大学。高干子弟上学放学都座配有驾驶员的公用小车，一到放学，大学门口小汽车排得满满的。”这当然是道听途说，不过今天的北京小汽车除了公用以外，以上的情景我在北京没有看见过。不单是北京大学的体质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所有的大学在文革以后都彻底改变了。内战的胜利代表中国革命胜利，文革又左右了革命的方向。

走出北京饭店时唐家璇关照：“请不要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这话说了很多遍，我听得都有些繁了。他话中的所谓“令人尴尬”问题大概泛指涉及政治的人或事。并暗示我们这次会谈内容最多是些无关痛痒的日常闲话，这些我们都懂。确实如果不知轻重的外国人问了关于政治的问题，姚文元大概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回答。所以这更表明会见只是摆摆样子而已。礼本来就是空洞无物的，如果有了内容就不能称其为礼了。或者尽量将内容缩减到零，这其实就是人们互相尊敬、亲密和谐的表示。

不过，性情孤僻的我还是有些疑问，以近代精神来说，姚文元和我都是普通的人，只要在会见中不问出冒昧问题，完全没有必要限定谈话的题目。(中国还是一个礼教国家啊？我悄悄地想。)

我们一行人的车队在夜晚的街道上飞奔。

和日本的城市的夜景相比，北京的夜晚真的很暗。我隐隐约约看见天安门在车队的右面。

不知不觉，车队在一幢宏大的建筑前停下了，原来这里人民大会堂，夜里看不清建筑的全貌，但是我们的轿车在它面前显得很渺小。

柴泽民和孙平化在门口迎接我们，后面一大群人按照新中国礼仪的次序、和年龄排列起来。我们和每个人都很热情的握手，我这个人过去不习惯握手，不过在中国的长途旅行中，也已习惯了这种仪式。

我们穿过几重走廊，一路上的天井都很高，每间房间都可以称作大厅。进了房间更让我们大吃一惊，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绒毯，天井上方的空气很干燥，灯具 也异常豪华。我已经习惯了充满了低低的天花板房间社会里的生活，进了这样的大厅，马上感觉到权力和权威，肩背上也感到了压力，如同小老鼠突然患上了广场恐怖症一般。

摆在那里的沙发呈门字形，别人指点我们按照年龄大小作了下来。沙发的排列用古时中国宫廷仪式用语来说，分成东西两班。东班让给了我们日本客人，西班是中国的对外友好协会的“大佬”。坐在东西首席是我们的团长和姚文元，我的座位离他们很远，房间里的气氛森严异常。在两排沙发后面，坐满了速写员和人民日报的记者。不过当时我却没有觉察到他们的存在，也许是因为我没有出席过政治家召开的会议，日本大概也不存在这样具有森严仪式的政治会见。

姚文元向我们全体团员寒暄中，我看见了他的脸部侧面，皮肤很白、很光洁、五官很端正。说话间谈笑风生，言谈举止很文雅。看他的外貌，实在不能想象他对反对毛主席文艺路线的胡风是怎样残酷迫害的，又是如何以他的如橼之笔扫荡了刘少奇、彭真。不久姚文元和我们所有的团员交谈起来，我这才看见他的眼睛炯炯发光，显得伶俐非常，锐气内敛。

姚文元和我的常识中的政治家——所有价值的调整者的脸一点不一样。我常识中的政治家的脸，不像4B的铅笔画出来的肖像一般泾渭分明，好的政治家应该让人永远琢磨不透。姚文元的脸倒是泾渭分明，像是个思想家。与其说他适合调整现存所有价值，不如说他能够发展、思考发展单一价值，并且为了这种价值观和敌对的价值观血战到底。

他穿着粗布棉服，脚踩实用的皮鞋，藏青色的袜子很短，袜子和裤子露出小腿的皮肤大摇大摆的露在外面。我很怕冷，五月份的北京还是很冷，如果不穿长袜子实在受不了。看着姚文元的那幅打扮，更让我感到他不负文革派健将的称号。中国的老百姓的袜子都很短，不管是做买卖的还是种田的都一般无二。我猜测这大概是中国人统一标准。

会见就不知不觉地结束了。

仪式是件有趣的东西，结束以后让人感觉好像完成了一件很累得工作一般。当然我们什么都没做过。

在回旅馆的路上，我回想着和姚文元的会见，对他产生了好感。我对这个可能左右中国将来，思想锐利的斗将的思考方法产生了兴趣。但是因为有言在先不能提问，我只好自说自话做些解答。

姚文元可能认为所有的人，都该在政治统治下生活。对于这个原来的文学家，我想他应该了解人们不可能百分之百按照政治的意志生活，那他到底是应该放弃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哪？

比如中国的绘画形式丰富多彩。不管是艺术家的画、还是农名的画为了让人民更容易理解自己的作品内容，都遵循朴素的现实主义。解释一下，日本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代表就是战前少年俱乐部的封面画。中国现在的绘画主题都是表现劳动和建设的喜悦，这确实不错。不过我担心的是，数百万的农民一窝蜂的热爱绘画，热心创作，谁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诞生创新的美术家、创造家？在统一划一的创作气氛中创造出新的造型和造型思想，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中国人在如此一成不变的环境中，继续画那些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产生新的艺术风格近乎空想。当既成价值观不能再限制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多样思想的产生，大概政治的价值观也会被艺术的变化带动，马上多样化。现在中国有才能的年轻人谁都可以参加艺术创造，称其为大艺术时代亦不为过。但是正因为如此人们的精神也借媒体多样化成长了起来。

二、三十年以后人间的多样化精神将会如何发展，现在的社会主义教科书一点也没有叙述。

如果姚文元说“这是我们这代建设者不能解决的事，这个问题就留给我们死去以后的伟大思想家和政治家去解决吧？”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国特色的达观吧？

但是这些未来的人也要在学习既成政治哲学，他们为了不让这种安定的社会产生动荡，必须要压制所有方面的“多样化”。也要压制类似我这样的人的自说自话。当然这种沉默不是不愉快地，而是对人类社会巨大潜力的不得要领。

在欧美这一类的会见，大概会不按顺序让所有的有啥说啥，即使今天的日本，已经将沙发的顺序打乱让所有的客人畅所欲言。主人不会利用沙发的位置显示自己权威，而是让客人自由自在选择自己的座席。以儒教的眼光看今天的日本，大概太强调个人自由的部分了，（日本社会除了这种对人的习惯以外，奈良时期以来，天皇周围一直以儒教指导礼仪，以传统日本人的眼光来看那绝对是另外一个社会。）

儒教是一种礼教，他的原理是以血缘关系亲疏为基础的，关于这点我已再三强调，从汉朝以来所有的王朝都是采用儒教，加强皇帝、皇族、大官的权威。并且创造了无数繁琐的仪式，来拘束宫廷里人的一举一动。

清末以来列强开始侵略中国，但他们却不能打破王朝儒教那堵墙。英国早期在广东建设的领事馆，他们记录说，当地的地方官在和领事馆会谈时，摆出了全副卤薄、前呼后拥、吹吹打打，英国人一看人数比预计的多马上加椅子。领事和副领事也一块帮忙，奉行“做此官行此礼”清朝地方官那见过这幅样子，拂袖而去，留下话说绝对不和没有做官尊严的人会谈。

从过去发生的无法礼遇的这类事来看，今天的中国变了。

但是人民大会堂那豪华奢侈的天井，即使那只是建筑设计上的失误，但只要进入那金碧辉煌大厅，就如同来到了十九世纪末的建筑空间。心理学上认为天井的容量越大越能增加空间中的威严，就流行在那个时代。中国的建设如此高大无用的建筑，大概不是为了这个，不过我这样无官无位的人在这，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放了。

加上按照礼教排列的沙发，让我适应了儒教的心理位置。作为主人的姚文元显得伟岸、尊贵、不过除了他那非常短的袜子以外，我实在感觉不到他的个性。我觉得将批林批孔斗将姚文元摆在权力中枢，实在是遗憾。姚文元只是一个人，但加在他身上政治委员的权力却又要求他为各式各样的人服务。有权力而有威严这是儒教的思想，有权力却要负责任这是近代市民社会的精神。中国以后肯定要变，我想姚文元或是姚文元一类的人能够带头，将西欧社会历史上取得的合理主义，尊重个人的自由、尊严的精神导入中国，让他生根发芽。同时又要持续维持社会主义人民的成立。这种双重作业时很困难的，但不完成这种工作，中国只能退回到儒教时代。

第二天我们又到艺术大学参观，这里教学内容和文革以前大不一样，彻底按照毛主席文艺讲话的路线进行教学，据说这种变革是在“江青同志领导下进行”的，他们再三强调伟人的固有名词以我们的眼光来看，只能属于阿谀奉承的范畴。在中国的旅行中，负责说明的人在说明中，使用毛主席以外的固有政治人物名字，这大概是第一次，他大概也是不知不觉说出口的，大概他认为在说明一种艺术思想时，加上固有政治人物的名字，我理解更深。有些“扯着虎皮挡大旗”的感觉。

学生们演奏的很出色，不管是乐器还是曲子都很明朗，显得生气勃勃。让这类曲子散满中国，这对今天的中国很重要。我看现在被否定的孔子，实在是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他在古代就意识到，政治和音乐是不可分割的。他将诗经奉为文学的经典，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我很喜欢这段文字的明朗感觉。他喜欢音乐，但拒绝靡靡之音，因为不符合他的政治思想。照此看来在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以前，艺术渗入了政治思想，这让我异常吃惊。这是悠长的历史的沉淀，还是纯粹的偶然？当然不管如何，明朗的诗歌和音乐同政治理想相符合是件有趣的事，实在让人莞尔。

五月二十七日，我们拂晓起身，离开北京饭店，搭乘早班飞机回国。

所谓拂晓也是我瞎猜的，反正来到北京飞机场时天还没亮，我想大概不会有人来送行的。

可是出乎意料的，以近古稀之年的谢冰心、严文井、李希凡这些文学家，唐家璇、张和平、吴从勇，甚至对外友好协会的“大佬”杨骥、孙平化也一块来送行。过去中国对遣唐使临行时，总要特意送到灞水河畔。中国方面对我们这些不识礼法的“外藩”如此以礼相待，让我们非常感动。

我们乘坐的中国民航九二一航班中途在上海转航，在上海的机场，老朋友翟麦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不单单是送行，还特意安排了我们日本人喜欢的中华炒面。就算这些小事也让我感到中国人对我们招待异常周到。这让我想到了茶道，茶道被认为代表了日本人招待客人文化的特色，寻根搠源它诞生在室町末期日本和中国，在东中国海贸易交流中产生的文化里面。谁敢断言茶道不是中国人细致入微的招待客人文化，对堺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使不考虑这些物理因素，我也认为翟麦是个合格的“茶人”。

刚到正午，我们的飞机就到达了大阪空港，这段距离确实如同中国人爱说的“一衣带水”如此接近。不过在那么近的距离居然产生了如此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差异本身就是亚洲的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