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大卫.斯科特

三十架德哈维兰. 珍妮式双翼机排着紧密的队形掠过德克萨斯万里无云的天空，在空中组成USA的字样。我记得我母亲向我弯下腰，指着S的一头大喊，试图用自己的嗓音压过发动机的轰鸣。

“那是你爸爸，大卫！”她拉着我的手对我说。

当时我们家处于圣安东尼奥的伦道夫空军基地附近。我本来正在庭院里骑三轮脚踏车，可头顶的景象完全把我迷住了。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敞舱式飞机在天空做着各种优美的造型，这时我母亲拿出了一台盒式照相机，把这一切都拍了下来。

她那天拍的照片在我父亲的房间里获得了一个显眼的位置。

拍照片的那年我还不到三岁。但这些照片总能使我清楚的回忆起“像爸爸一样当飞行员”这个想法是怎么在一个小孩子的心里落脚的。从那天起我一有机会就去偷着穿他的工作服：一件棕色的飞行夹克，毛皮的大翻领，还有皮质的头盔和护目镜。披挂整齐以后，我就开始想象自己正从我家房顶上掠过，脚下就是伦道夫空军基地（我的中间名就是这么来的）。正式的飞行制服包括夹克，马裤，武装带，还有一把佩刀——这套行头对我来说太大了。不过飞行夹克对我正合适，尽管下摆一直落到地上。

直到12岁那年我父亲才第一次带我和他一起坐飞机。空军的管理是很严格的，不过在我小的时候，要是有不出任务的飞机，他也偶尔带我玩两下：把我放进驾驶舱里，叫我熟悉一下操纵杆。有时，当他在我们家顶上飞过时，他还会往下扔小降落伞，伞下系着小石头，石头上还裹着字条：“致大卫，爱你的爸爸”之类的。这些随风摇曳的字条进一步坚定了我早晚要上天冒险的决心。

不过我父亲，汤姆. 威廉. 斯科特， 参加空军完全是偶然。某一个周五晚上他在酒吧和人打了个赌，结果就走上了这条路。他原先在南加利福尼亚的油田打工，挣的钱一部分交了大学学费，另一部分用来赡养我奶奶。她当时和我爷爷离婚了，之后她就不停的搬家，先是加州的弗雷斯诺，然后取道堪萨斯的维基塔到了洛杉矶。我父亲很少谈这些事，不过他当时一定很难。

大学毕业后他在好莱坞的一家电影公司找了一份行政工作。不过有一个礼拜五晚上他和朋友在酒吧打赌，去参加第二天的空军选拔体能考试。他参加了，也通过了。两天后他就辞去了电影公司的工作，参加了空军。他受训成为了一名“驱逐机飞行员”——“战斗机飞行员”这个称呼在二战前并不普及。当时一战刚结束十年，正是大萧条的时候，空军也没什么钱，所以他也只能开开老式双翼机。不过这一点他很喜欢，把全副身心都投入了进去。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名教官，所以在家的时间也多了不少。只有为空军做宣传活动时才会出门。

我父亲是苏格兰裔，为人很节俭。从小到大我们家都没多少钱。不过我们的生活标准还是很高的，因为凡事有部队替你操办。我父母结婚后我父亲被分配到了伦道夫空军基地，1932年6月6日我就出生在这里。我们家住在一座两层小楼里，房子的正面刷了一层灰泥。当时空调还没有出现，为了避暑，我们还离开圣安东尼奥到印第安纳的一个基地小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我父亲被分配到了菲律宾。

1936年圣诞节前不久，我们坐着一艘老旧的运兵船来到了菲律宾。接下来三年我们一直呆在这里。这里的生活很舒适。家务杂事有佣人打理，我母亲的时间都花在了桥牌，麻将和旅游上。我父母都去中国旅游过，不过是分开去的，一起去会有麻烦。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地球的另一边，欧洲也在磨刀霍霍。不过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每天我照常坐着骡车去上学，比起这些世界大事来，我更关心怎么爬椰子树。

我家家教是很严的。我父亲很严厉，可也很慈祥。他的嗓音洪亮而清脆。我管他喊 “长官”, 管我母亲喊“夫人”。每天晚上吃饭我们都正襟危坐。我父亲对人一向高标准严要求，他自己从来一丝不苟，对我的要求也一样。他的家规很详细，我要是违反了就得去墙角罚坐。我小时候是很安静的，不是胆小，而是内向。我父亲常常为此而不高兴，他总是对我说“要积极主动”。

我还记得六岁那年的一件事。当时我去参加一次游泳比赛，不过我不知道规则。发令枪响了以后我就四下看，直到所有其他孩子都跳到水里为止。然后我想：“好了，这回轮到我了。”这才跳进水里。我当时以为这是有礼貌的表现。不用说，我拿了最后一名。我父亲气坏了。他措辞强烈地告诉我，所有人应该同时入水。

“等别人干什么！一开始就要尽全力！”

他是个强人，对我也时时不放松。

还有一回，我母亲从中国旅游结束坐着邮轮回来，我父亲用一辆小摩托艇带着我去接她。那天风刮得很大，大海把我们抛上颠下的。

“栏杆边上那个就是你妈妈！”我父亲大声叫道，“向妈妈招手！”

我当时实在一点装可爱的心情也没有，那条小船快把我折腾死了。可是我别无选择，只能回答“是，长官。”并硬撑着挥手。

我父亲于1939年12月接到了回国的调令，当时我七岁。我们坐的那条船是菲律宾最后一条搭载有军人的船，从那以后就只有妇女儿童能上船离开了。我父亲有许多朋友留了下来，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战死了。

我们回家之后又过了两年，一直在远东酝酿的风暴开始向美国发作，我那小小的世界也被搅了个天地翻覆。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偷袭的消息对我父亲犹如晴天霹雳。他一把把我拽上车，前往药店去买报纸。很快他就收到了前往“海外”的命令。没人知道“海外”究竟是哪里。我更不会知道往后的三年我都将见不到他。

我们又回到了圣安东尼奥。我父亲走后，母亲决定卖了大房子换个地方住。我当时有个小弟弟叫汤姆，比我小七岁半。母亲的社交生活很丰富，所以一般都由我来带他。实行配给制以后，母亲给我买了一辆小摩托，好让我自己上学。汤姆特别喜欢让我带他兜风。

我母亲的脾气要比我父亲软，因此她决定在我父亲不在的时候要对我加强管教。因此我报名加入了圣公会教徒主办的一座小型军校。那里十分严格，我们穿制服，走正步，还配发“军衔”。惹老师生气的下场是后背挨鞭子，放学后还要留堂。

但是只要熬到夏天这一切就都值了。我母亲认为应该在父亲不在的时候给我另找一个榜样，所以一到暑假她就把我送到我父亲的大学好友大卫.夏托克那里，我的名字就是从他那里来的。他住在加利福尼亚的荷摩沙海滩 （hermosa beach）。这一方面也是为了让我避一避小儿麻痹症的风头，当时这个病在德州比在加州流行得多。

对一个十岁的男孩子来说，荷摩沙海滩比天堂也差不到哪里去。我一个人坐了三天的火车到了那里，一路上只有乘务员看着我。接下来的三个月我天天打赤脚。大卫叔叔在海滩上有一块地，足有一英亩。我们可以在那里打排球和游泳。我还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爬山野餐，逛游乐场，坐过山车。

回到圣安东尼奥之后，我一有空闲就开始造模型飞机。不管是美国的，英国的还是德国的飞机我都了如指掌。我的卧室天花板上挂满了梅塞施密特，喷火，飓风，野马和闪电。和我爸爸一样当飞行员是我记事以来的梦想。我还是个飞行电影迷，比如地狱天使，黎明巡逻 等等。埃尔罗弗林 （Errol Flynn）把眼镜扔进壁炉后奔赴战场的场景我不知道看了多少次。他们开的当然还是一战时的飞机，对我来说，那才是真正的飞行。

我父亲驻防欧洲的那段时间里我们经常演习灯火管制，即便在德州也不例外。对小孩子来说这一切倒是挺好玩的。但是当时我们是真不知道美国本土会不会遭到入侵。有谣言说日本人已经摸到加州了。我们通过广播追踪收听诺曼底登录的进展，收听丘吉尔的演讲和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但是我父亲一直音讯渺茫。

我们收到的所有信件都是通过纽约转发的，所以我们一直不知道他的具体位置。只有他走后第一年的圣诞节是个例外，那年我收到了一本关于航模组装的书，书里夹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亲爱的大卫，圣诞快乐，英国某地，爱你的爸爸。”

直到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家里我们才从他口中知道他被安排到英国北部柏顿伍德（Burtonwood）的空军基地担任指挥，主管B-17和B-24轰炸机的维护工作。战争开始时他还是个中尉，战争结束时他就成了上校。他在1957年退休时已经是将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