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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文试、文凭、文化

在古代，科举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消耗中小地主子弟时间和精力设置的，曾国藩时期全国四亿人口只有大约200万读书人。仅高昂的书价一条，绝大多数真正的“寒士”想支撑“举业”是非常困难的。清末文风著名的东昌府（聊城）书店，《礼记》、《左传》都没有现货。曾国藩时期200万读书人有15万个官吏岗位，剩下的即使都是生员（即秀才，200万人大部分不是生员，否则1000多个县，每个县上千秀才太多了），家庭条件不好的谋份工作也不难。明清戏曲里穷书生上京赶考是不符合事实的，秀才进省赶考差不多，进京赶考的是举人或老子有权钱的国子监捐生。中秀才好比考上大学，富翁对穷大学生没有好脸色不奇怪。“一举成名天下知”，中举以后，送钱、送地、送房子甚至送小妾的都来了，“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就体会到了。明清每省每三年十名举人（拔贡，加上优贡有几十个），全国每三年三四百名进士（宋代每年四五百名进士，“冗员”不可避免），加上“恩科”名额更多，即使祖宗荫庇的监生抢走一半名额，举人中进士当官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

在解放初期，文盲占绝大多数，20世纪90年代，普通人一般也具备初中文化，“教育产业化”前夜每年的高校新生就有几十万，“读书人”的地位当然不可同日而语。部分学生借考研躲避就业竞争，大学生甚至博士生收入先是不如高级技工，后来依靠父母养活，虽然很残酷，但符合价值规律。

一直到十几年前，中国上大学基本不花钱，中小学要全家供，大学生是“国家培养的”。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免费的收费的都有，但不管上大学是否需要掏钱，中初等教育公立学校是免费的。国内的“教育产业化”，确切的说是高等教育产业化，为有钱继续深造的孩子提供机会没什么不好，没有和中初等免费教育以及用人体制改革结合，是最大的败笔。

在“教育产业化”之前，以分数主导的应试教育已经显出了疲态，巨大的惯性还继续制造大量的高分低能儿。经济大发展，出生高峰人口到了上大学的年龄，即使不搞“教育产业化”，大学生就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也不可能把教材修订的正好符合未来需求，不得已，先取消了半军事化的“分配”制度，再为“毕业即失业”的低分高中生敞开了大门。

虽然录取分不高，但大城市低分考生往往比农村高分考生更适应大学生活，成绩也不象入学分数那样落后。考大学需要应试教育，大学毕业需要高素质，如果应试教育选拔标准好，单位招人只看高考成绩和学校品牌就可以了，但现实并非如此。应试教育选拔乏力，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教育部一己之力也无法根本改变，很多大学生仍然向“书呆子”发展。于是一方面倡导素质教育，一方面对贫困学生提高应试教育门槛——高收费，家庭良好的学生有钱就可以上学。但由于“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传统和“金榜题名”的光环，高收费也挡不住贫困学生的热情，有钱学生更不在乎，“严进宽出”变为“宽进宽出”，教育界乌烟瘴气日趋严重。由于社会风气等原因，“教育产业化”一出笼，高等教育就主要围绕敛财一个目标了，原先人满为患的大学，平均师资更加贫弱。对分数和实际素质都不高仅仅家里肯出钱的“扩招生”进行照顾，应该传授的知识也随之缩水。由于平均师资力量被摊薄，扩招对于想学东西而不仅仅是混文凭的有钱学生也是伤害。重点大学普通基础课程上百人一起上，能学到什么东东，比自学好多少？但除了高校，其他地方更不会为穷人家子弟提供所谓的“素质教育”，因此有学者建议高分数学生免学费，低分数学生高收费，个人认为这是个比较合理的解决办法。

有钱学生的家庭背景帮助他们在失业大潮中窜居好位置，没钱学生找不到工作，社会失衡慢慢加剧，马加爵同学在绝望中爆发。进入大学以后，读死书不能活学活用是无法立足于社会的。古代的科举是为了给读书人当官的希望，真正的“成功人士”，祖宗荫庇的占主流。一代奋斗成功的，“庶族”子弟也没有几个，倒是体制外的商人潇洒的比较多，这也是封建社会不遗余力打击商人的政治原因。但是历代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表面的统治者中下层也是被统治者，阶层的改变，大多局限在被统治者下层和中层之间，而且，包括中下层统治者在内的中下层，很多所谓的好处只是挂在驴脸前的胡萝卜，部分所谓的好处和朝鲜的形象家庭道具一样。中下层改变阶层，成功标志是——拥有合法的大量金钱，除此之外，所谓改变只是化妆。

高校为了赚钱，不可能把培养高素质学生、树立长期品牌作为经营宗旨，“证书”成了诱饵和出售的商品。几乎每个高校，各类培训班都让学生眼花缭乱，毕业证书反而显得很单薄。毕业证都有，其他证书的含金量，单位领导说了算。文盲占多数时期出身的领导，有多少能辨别证书的水平呢？没有文化和文凭的家长，也把子女“考研”、“考证”作为攀比指标，文化比较高的家长反而相对宽容。毛主席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而不是说“文凭越高越反动”，虽然新中国教育体制是在他老人家领导下确立的，毛主席才高八斗，看不起仅有文凭和出身的小知识分子，但肯定尊重知识，此处的“反动”未必是贬义。当年泰国总理说世界上不能没有他那样的希特勒时，他非常高兴。部分只受过正规小学教育的大贪官，“教育产业化”前也顶着名牌大学硕士的招牌，有没有都不可否认他们的能力很强。文凭和知识从来不划等号，很多人到中年的“成功人士”比公子哥更能吸引有气质的美女，磨砺出来的实际素质居功至伟。有文凭不代表有气质，如果妓女标榜自己是大学生多收费，八成是野鸡学校出身或假文凭，肯掏腰包的多数也是暴发户。古代色艺双绝的名妓，有几位称父亲是国子监高材生，土包子破费上万两银子连手也未必能摸到。还有没有本科文凭的名牌高校研究生，教育制度和教育监管部门都逃不了责任。判断一个城市居民或一所高校学生的素质，看看周边书店主要卖什么书籍和杂志就清楚了。专业性强的自然科学类好杂志，除了相关研究机构有，大学图书馆也难得一见，网上也没有具体内容，2000册起印数相当部分是要送人的。杂志发行量少固然有阳春白雪的因素，多半是办得太差，读者不买账。中国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评定学术地位或晋升职称，台面标准跟指定范围发表的文章数和出版的作品挂钩。因此，如果还没有成名，好文章好作品作者往往不但实际拿不到稿费，还要倒贴疏通编辑。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观点，如果不是勤奋的天才，不可能在短期内著就大量高质量的作品，很多人晋级实际上是靠抄袭或许可的滥竽充数。部分编辑就像屁眼的闸门，气不顺，智商再高也得求屁眼通融，这大概是部分国家在野知识分子老是和官方意见相左的重要原因。

“冗员”、“人浮于事”导致各级衙门的工作，初中生用心也能干得了，招人的时候，“关系”是最重要的砝码，“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越是千里马，越难以驾驭，仅仅有专业能力，反而可能成为单位的异类，千里马和驽马搭伙拉车，车夫水平差可能会专抽跑得快的千里马。权力体制下，“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成为无数热血青年的噩梦。在潜规则压迫下，很多有志青年不自觉地向狂狷靠拢。仅次于法国的高额税负和垄断企业对利润的截留，加上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民营企业想提供更好的平台和待遇也是心有余力不足。过去读书人“货于帝王家”，是因为帝王家和野心家以外，大部分应试教育内容无用武之地，任谁也开不起帝王家可能给予的赏额。

利用考试、证书等未必公正的办法选材只是手段和程序，而不是目的，目的就是选“材”，采用不公正的选拔标准，一方面是主持者无能，更深层的原因是权力运作的必须，如果真的诞生一套公正公开的中高层人才标准化选拔方案，多数既得利益者是不会采纳的，采纳意味着个人能力因素以外成功的神话破灭。在这一问题上，古往今来既得利益者出奇的一致，只有些微程度区别，除了埃里克森等极少数高处不胜寒的天才偶尔破局。

读书有用，但仅仅为有名无实的文凭读书，往往是折本投资。只唯文凭，无论是土教育还是洋教育，不管是克莱登大学的还是中央大学的，大多是遗老和假洋鬼子的胚子。清末部分退学生和现代全球财富榜的头几位功成名就，和他们对知识本质的追求密不可分。武术协会会长未必是顶尖高手，国子监督学未必有满腹经纶，既然如此，干吗还迷信学历并为了浪费青春和金钱呢？成年以后，不要为了下一次考试而考试。

除了极少数领域，最出色人才从来是从实践中磨练出来的，学校教育只是提供一定的知识基础。无论中外，顶尖综合性人才极少诞生在只会纸上谈兵、规避风险的学界人士中间，有一定积累，自己不转行实业的“专家”，基本是光说不练只会忽悠客户的骗子。三流人材教不出一流学生，后者从来是多种作用结合内因的硕果。战乱时期，一流人才多数会流向军政界，和平年代，靠能力而不是靠关系或运气白手起家的商人，做大的基本是一流人才，即是因为种种原因破产，不出意外，东山再起也很快。“创业容易守业难”，只适用于侥幸发迹者和权力继承人。政界和平年代提升不讲究“丛林法则”，背景和资历决定升迁，按照“有文凭，但不要有知识”的官场训诫，离开政府，往往什么也不是。当然，在权利本位的社会，小官可以搞垮大企业，大官左右财富分配甚至游戏规则。但无论官员比例多高，有实权的至多是人口总量的千分之一，公务员比例的几十分之一，从零开始，什么出身的人容易摘桂？除了开国元勋，出色的政客和白手起家的商人比，也不过是好的职业经理人，而且是旱涝保收、只上不下的经理人。

除非就业机会大部分集中在私人企业，“私学”兴起，新一代有文化的老板会选择品牌高校学生，否则花钱学不到东西、“毕业既失业”的现状还会继续。“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连“下岗”的资格都没有，大学生怎么潇洒的起来。各类“人才”招聘会两头赚钱，不少皮包公司把没有社会经验的大学生当廉价劳动力甚至诈骗的肥羊，泉涌的高校新毕业生成为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符。如果不是计划生育，青年就业压力可能会倍增，除了对外扩张和“均贫富”，缺少更可行的维护稳定手段。

虽然上学的时间很长，扩招后的多数学生并没有学到多少东西，鱼龙混杂的学校多数象是出售证书的有限公司。很多大学传授的不是基础性内容，而是很容易自学的更新很快的可能教师教材已经落伍的应用性科目，很多所谓的重点大学也是如此，本科毕业生在本专业领域还不如扩招前其他专业的毕业生。文科教育，很容易蒙混过关的“万金油”课程似乎已经占据主流。无论之前名声多么显赫，个人认为，采取封闭式管理，校方监督下的食、宿收费（住宿收费标准按人均面积计算）标准却高于同地段市场价的高校，多数是急功近利的学校，过于功利的校方很难保障高水平的教学，好苗子进去也可能出落为人渣，即便有个别“人才”崭露头角，往往不是校方培养的结果，而是压迫下的个体觉醒导致。

毛泽东说“大学还是要办的”，又专门补充理科类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即使学有所长，没有完善的教育制度，新学生也很难人尽其“材”。如果现在压缩高校招生规模，扩招后的大学生名声也已经败坏，比高中生少几年工作经验又好高骛远，前景依然渺茫。包括大学毕业证，大部分证书、职称就是很多人的精神鸦片，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却只是虚度青春。证书和职称盛行，固然有追求者无知的因素，当权者的诱导也很重要。在很多（国有）企业，证书是晋级甚至上岗的敲门砖。证书和职称的含金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领导认可。很多单位工作时间很轻闲，就是“靠班”时间长，机关单位的文山会海很多，无数大学新生的意志还有棱角被逐渐消磨。

确保大学生就业，应该确保的是掌握系统专业知识的人才就业，而不应照顾买文凭靠关系的混子。但即使算上扩招生，中国大学生占人口比例并不多，但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多的机会。虽然有的专家声称大学生素质不高，如果从研究所或学校出来，他们还不如扩招生里面的佼佼者。如果说老三届是奉献的一代，“教育产业化”前后的毕业生则是被葬送的一代。为了突出重围，“教育产业化”前后所有的大学生，都应该做好到群众中去的准备。“脱下长衫”后，凭着多学的几年文化基础，如果老师利欲熏心的同时还有点职业精神，如果大学期间没有混日子，发展的空间还是比工农大的。就像“五七干校”学员和下乡的知青，起码不用一辈子“修理地球”。毕业以后闲置在家的，多数是劣质教育流水线的劣班生，少数是宁愿为乞、不愿为奴的人才，但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氛围中，除非极其坚韧，“良币”闲置久了也会生锈。“微事不通，粗事不能者，必劳；大事不得，小事不为者，必贫；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门者，必困。” 在一个机会被权力垄断的社会，特立独行是危险的。社会保障的相对缺失，致使真正的人才也丧失了薪资议价能力。自救胜过对社会进步的期待，要么熬出头自己开公司，要么混水摸鱼，做一个快乐的受剥削者。

因为种种原因，大学生就业难的状况将持续很长时间，号召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表面背景是就业形势严峻，教育质量滑坡，“大学生”供过于求，根本原因是用人体制问题，这不是单个杰出大学生所能改变的。个人理解的转变就业观念，一是放下大学生的架子，想想朱元璋曾经要饭，毛泽东不带钱和同学走遍湖南，二是想法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和文化优势，决不是放弃做人的尊严。在任何情况下，男生下煤窑或进建筑工地，女生进洗浴中心夜总会（只从事非色情服务），都是教育投资的浪费。管理中很重要一条就是用人短处，驯马熬鹰，如果自我驯服，最好的下场也就是一个快乐的奴才。不要抱怨怀才不遇，求人不如求己，既然难以找到一个一展平生所学的组织，那就参与创建一个。从事低门槛低收入的工作，不如自发组织起来创业，风险低，报酬可能更高，也有更多闲暇另寻出路。不是开公司才叫创业，那是有关系、有资金、有经验同学的舞台，做小买卖也是创业，只要取得最终的成功。任何时候，不要认命，最伟大人物从来是命理中的异数，对照近现代伟人和周围成功人士，八字、姓名、风水失败率相当高。相面理论太多，彼此互相冲突，算命者多数是混饭吃的骗子，有水平的凤毛麟角，还是相信孟子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自己努力奋斗吧。

对于新生，各地不均衡的分数线，是委屈改变不了的现实，从人才选拔出发，分数和能力从来不完全匹配，从小学到大学十几年，毕业的新生多数不懂得商务礼仪，甚至不会用传真机。过去教会学校学生有出息，跟礼仪培训也有关系。部分基础教育雄厚的发达城市本科分数线在平均及格线附近，那就太不像话了。在政府是最大买主的机制下，有权有钱低上百分还可以拿到更好的文凭，也是对公平选拔的犯罪。古代射、御技能考核与诗、书文化考核，以及礼、乐素质考核并举，后代“偃武修文”，“文曲星”范进问苏轼是谁。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读书、行路、阅人并不冲突，高校大扩招，高校门往往是隔绝外界的。从历史上看，射、御出色文墨稍逊的复合型人才价值远高于一干“腐儒”，在边疆地区，骑射功夫比穷酸更有市场。游牧民族纵横世界，人才选拔还是很有一套的，西夏智囊张元、满清重臣范文程等，肯定不是书呆子型读书人，出身贫寒、“一去不复返”的留学精英中，谁能担保没有现代张元和现代范文程？“楚才晋用”，危害故土，最大的责任者是谁呢？如果能做到公开、公正，高校的“自主招生”改革也是好事，估计规定，全国统一命题的考试中，在某一分数线以上的考生才有被“自主招生”的资格，就没有那么多的谴责了，考生心理也比较平衡。

汉武帝设立的“太学”是中国最早的中央高校，不知道璀璨的西汉群星里面，有几成出自太学。汉宣帝儿子迷信儒学，他老子教训了一顿“霸道”才是硬道理的实话。百花齐放，最美丽花朵基因改良的几率更大。依靠大班教育流水线是不能鹤立鸡群的，大量的图书馆藏和internet海量信息是求知者的良师益友，粗通上网，连到internet，“活到老学到老”就不是难以实现的目标。笔者生于1979年，20岁的时候，从大学图书馆藏获得的知识超过其他途径的总和，25岁，从网络获得的理论知识超过其他途径的总和，单纯学以致用，网络学习最便捷，最有针对性。

因为“教育产业化”，不管以后如何深入改革，大学生“以吏为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过去贫困大学生凭补助可以勉强生活，现在教育拨款更多了，上不起学、吃不饱饭的大学生却屡见不鲜，即使为他们对高校的实际投资再大，他们会为“国家培养”感恩吗？他们毕业以后，会怎样看待自己的政府和母校？过去中国那么穷，周恩来曾经专门指示，拿补助的大学生应该能经常吃肉。

为贫困大学生提供助学贷款虽然聊胜于无，但在事实上拉大了起点的距离。为缺乏社会经验的毕业生提供“创业贷款”，犹如鼓励未经训练的新兵冲锋陷阵，同样不可取。“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每年都提倡“学雷锋”也是人心不古不得已为之，“雷锋没户口，三月来四月走”或“雷锋没户口，今天来明天走”是常态。“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倾家荡产才能上学，吃饭只敢要一碗饭，请老板加点菜汤，指望贫困大学生读书学好，我觉得都属于奢侈的愿望。

在中国古代，统治者“无为而治” 国家发展更好，因为无为可以减少瞎指挥和官员的“寻租”机会。 “人不风流枉少年”，对于本该享受换了年华的学子，“教育产业化”是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

2006旧作《把窗户纸捅开》一部分，2007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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