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拉斯克医学奖与中国 -- Silvia

在当今的诸多科学大奖中，最耀眼的毫无异议是诺贝尔奖。但是由于其奖励范围有限，许多学科又另设有自己的专业大奖。在医疗卫生领域，为表彰在预防、诊断和治疗等多个医学相关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医生和政治家，由美国的艾伯特-玛丽拉斯克基金会所设立的拉斯克医学奖，倍受医学科学界的推崇，是媲美诺贝尔医学奖外的又一顶级大奖。而且其评奖成员不是局限于一个大学，而是邀请国际著名的生物医学科学家，更加体现了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

基金会创办人艾伯特拉斯克是一位成功的广告商人。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由企业赞助，拍摄肥皂剧进行软广告宣传的手法就是他的发明。艾伯特退休后，把主要的精力和金钱都投入到了医学领域。在夫人玛丽的帮助下，于1942年设立了基金会，对医学领域提供资助。拉斯克医学奖自1946年开始颁发。

拉斯克医学奖奖杯

现在的拉斯克医学奖分为四项：

基础医学奖，颁发给在医学基础理论方面做出重大发现和发明的科学家。获奖者中以PhD为主。由于颁奖方向与诺贝尔奖相同，很多该奖项得主后来也获得了诺贝尔奖，如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就颁给了2006年的基础医学奖的得主Blackburn, Greider和Szostak。因此该奖项也被称为诺贝尔奖的热身。

临床医学奖，主要奖励在临床治疗方法、药物和设备方面做出重大创新的科学家， 如statins和Gleevec的主要发明人分别在2008年和2009年获奖。获奖者以MD居多。该奖项是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无上的荣誉，也是拉斯克医学奖最有价值的亮点。

杰出成就奖，于1994年设立，颁发给在职业生涯中为医学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是一项终身成就奖。

公共服务奖，颁发给在公共卫生服务和促进大众健康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获奖者中有为数不少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如总统，部长和参议员，但多数仍然是MD。

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拉斯克医学奖还包括一些特别奖和由专业组织颁发的专项奖，如世界残疾人康复组织就曾于1954至72年颁发艾伯特拉斯克医学奖。

第一位获得拉斯克奖的华裔科学家是张明觉，他是在1954年由于在口服避孕药的研究中取得了开拓性成就，获得由世界人口组织颁发的艾伯特拉斯克医学奖。

张明觉（1908——1991）

张明觉，字幼先。1908年10月10日生于山西省岚县。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心理系。1938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农学系留学，次年转入剑桥大学学习，主攻动物育种和人工授精。1941年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随后留在剑桥大学农学系工作。1945年张明觉移居美国，在麻省渥斯特生物研究所进行卵子移殖的研究。1961年兼任波士顿大学教授，1991年去世。

张明觉第一个主要成就是发明避孕药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许多国家的人口迅速增长。研究节育的方法，减轻妇女所承受的生活压力，显得越来越重要。张明觉在50年代初,与平卡斯合作,经过数百次的反复筛选，终于发明了以甾体激素为基础的女用口服避孕药。妇女服下这种避孕药后便能阻止卵子的排出，从而达到避孕的目的。从此，口服避孕药便成批生产，普遍被妇女所采用。

张明觉另一项出色的成就是在卵子移殖和体外受精研究上。1947年张明觉用冷冻卵子移殖的方法成功地培育出了幼兔，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突破。他通过试验提出了卵龄和子宫内膜发育必须“同步化”的概念，不仅为家畜的胚胎移植和良种培育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且为干扰卵子与子宫内膜的同步发育、控制生育指明了一个新方向。1951年张明觉在实验中发现了“精子获能”的生理现象，为哺乳类卵子体外受精成功奠定了理论基础。1959年首先报道了兔卵的体外受精，成功地解决了动物试管受精的难题，结束了生殖学界几十年来对哺乳类卵子体外受精能否成功的争论，为日后试管婴儿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张明觉所从事的这两项科学研究都是关系到人类子孙后代的重大科学研究。口服避孕药是人类计划生育的良方，而试管受精的成功，则给那些由于某些原因不能生育的夫妇带来了希望。张明觉因此被誉为“节育药品研究的先行者”和“试管婴儿的先驱”。

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基础医学奖的华裔科学家是李卓皓。他是因为对脑垂体激素的研究，尤其是分离和纯化的卓越成就，于1962年获奖的。

李卓皓（1913——1987）

李卓皓，广东番禺人，1913年出生于广州，1933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化学系，留校任教两年后，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化学系留学。193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继续留在该校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历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1967年迁往旧金山分校，1983年退休，1987年病逝于柏克莱。

李卓皓对脑垂体激素的研究，始于博士毕业后在该校的实验生物学研究所获得的第一份工作。当时的所长Evans，是著名的解剖及内分泌学家。他对脑垂体分泌的激素很感兴趣，因此要李使用化学方法进行研究。从此李卓皓与脑垂体激素结下毕生之缘。他从激素的纯化开始，一路做到结构的确定和人工的合成，专注于该领域的研究逾半个世纪，成就非凡。在脑垂体分泌的十余种主要的激素中，李卓皓首次分离与纯化的就有六种，包括生长激素、催乳素、促性腺激素、促甲状腺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促色素细胞激素等。他还发现了激素生成过程中两种重要的现象：先驱分子断裂产生多种激素和激素分子内常含有它自己的拮抗剂。

李卓皓最著名的工作是在1969年测定出了人类生长激素的结构，并于1971年完成了人工合成。人类生长激素是由多达188个氨基酸组成的大分子，在基因工程尚未诞生的年代，这是难度极大的挑战。李卓皓的实验室采用了Merrifield刚发明的固相蛋白质合成法，是该方法最早的成功应用之一。

李卓皓早在1949年就与Evans一道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的提名，并且在随后的岁月里，因为更进一步的重大发现而成为热门候选人，但最终还是因原创性稍嫌不足，以至于未获青睐。

目前有两位华裔获得过临床医学奖，李明秋（1972年）和简悦威（1991年）。

李明秋（？——1980）

李明秋出生于沈阳，毕业于国立沈阳医学院（原日本人办的满州医科大学）。有关他在中国的经历所知甚少，甚至于他的中文名字也是来源于音译。

1947年李明秋来到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细菌学和免疫学。1952年在芝加哥的Presbyterian医院接受住院医训练。1953年进入Sloan-Kettering研究所跟随Pearson工作，1955年转往国立癌症研究所Hertz领导的研究组。跟随他一起转过来的还有一些身患绒毛膜癌的妇女。绒毛膜癌在当时是一种少见但又非常凶险的癌症，转移后，病人通常在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内死亡。李明秋向Hertz提出，请求用一种新的叶酸拮抗剂——甲氨蝶呤对病人进行大剂量的化疗。Hertz让李自己决定。在开始阶段，大剂量化疗让病人感到不适，但不久病人一个接一个地逐渐好转。到了1957年，通过监测病人尿中促性腺激素的浓度，调整化疗的疗程，这种治疗方法已不仅使病人情况好转，而且是能够完全治愈了，这是历史上化疗第一次治愈恶性实体肿瘤。但这一结果过于领先于时代了，李的化疗疗效受到普遍质疑和嘲笑。

1957年李明秋被国立癌症研究所解聘，又回到了Sloan-Kettering研究所。在这里他继续研究治疗男性睾丸癌的化疗方法。1960年李明秋发表了联合应用多种化疗药物治疗睾丸癌取得成功的报告。又一次，他的工作换来了嘲笑和讥讽。1961年李明秋被迫黯然离职，来到纽约州立大学的Nassau医院(现在的Winthrop大学医院)工作。在此期间，他于1971-72年出任美洲中华医学会会长。1976年李明秋移居加州，出任La Jolla的Scripps医院癌症研究中心的主任，一直干到1980年因病去世。

作为第一位用化疗成功治愈恶性实体肿瘤的医生，1972年李明秋与他当年在国立癌症研究所的同事们分享了临床医学奖。迄今为止，妊娠型绒毛膜癌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仍然是化疗，多数病人在治疗后能够达到无病生存，不再复发。

简悦威（1936—— ）

简悦威1936年出生于香港。1958年, 毕业于香港大学医学院，随后两年在玛丽女王医院内科完成了住院医训练。在成功通过美国的医生执照考试后，简悦威1960年来到美国，先在波士顿的Peter Bent Brigham医院和匹兹堡大学进行了一段时期的研究工作后，来到麻省理工学院跟随Ingram学习血红蛋白的结构和性质。Ingram在50年代发展了肽指纹技术, 首次在蛋白质水平上阐述了血红蛋白的单一氨基酸变异可导致功能的破坏。这段时间的学习使简悦威对血液病的基础知识有了深入理解。后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 简悦威首次在临床上接触到地中海贫血的患儿。当时医学界对这种病的发病机理知之甚少，正是这次经历奠定了简未来的研究兴趣。

1970年, 简悦威成为哈佛医学院儿科学的助理教授, 开始在波士顿儿童医院对地中海贫血进行研究。他应用当时新开发的技术研究了不同地中海贫血发生情况下的蛋白质合成情况, 从而帮助确定了地中海贫血的类型, 为进一步对该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72年简悦威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获得副教授的位置（1977年升任教授，1983年成为血液学讲座教授），并在旧金山总医院血液科兼职。在这里他对地中海贫血的研究从蛋白质转向了DNA。1975年简悦威发现患地中海贫血的新生儿的血液中往往缺乏球蛋白, 因此推测病因可能是基因缺陷。随后的研究证实患儿的基因确实存在缺失，这是第一次在人类疾病中发现基因删除的现象。1976年简悦威将这一发现应用于临床, 使用从孕妇羊水中获得的细胞进行DNA测试, 诊断胎儿是否存在球蛋白的基因缺陷。这是世界上首次应用DNA技术实现疾病诊断, 开创了产前诊断的新领域。简悦威还进一步发现，其他类型的贫血，如镰刀型贫血病人的基因也存在缺陷，因此同样可以根据不同的基因缺陷对不同的贫血进行诊断。

镰刀型贫血和地中海贫血的DNA产前诊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医学遗传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类似的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多种疾病的诊断及进化和药理遗传学的研究之中。简悦威由于临床诊断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获得了重大的国际声誉。1991年因此获得了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同时也被认为是诺贝尔奖的热门候选人。

迄今为止，杰出成就奖和公共服务奖还没有授予过任何华裔。但公共服务奖的得主中有两位, John Grant和George Hatem, 在中国工作过，他们的获奖都与此有关。尽管不是华裔，他们为中国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John Grant（1890——1962）

John Grant 1890年出生于宁波，他父亲是位好心的加拿大医生，受教会派遣来到中国进行医疗服务。Grant因此自幼就目睹了中国社会下层老百姓贫病交加的困顿，并对之深为同情。这也影响了他一生的职业道路。

Grant在当地的寄宿学校完成中学教育，回到加拿大上大学。1912年从Nova Scotia的Acadia学院毕业后，进入密西根大学医学院学习。1917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18年Grant进入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国际公共卫生部工作，一直到1956年退休。工作后不久，基金会派他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公共卫生学硕士。1921年毕业后，Grant被基金会派往北京协和医学院，出任保健与公共卫生系第一任系主任。

父亲当年在中国行医的经历，使Grant深刻地认识到，在一个基础设施匮乏，国民普遍贫困的国家，任何针对单一个人的医疗诊治，都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建立起一整套现代意义的公共卫生体系，才有可能遏制传染病的流行，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降低死亡率。因此在授课之余，Grant力图将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卫生经验移植到中国来。

作为第一个重要的尝试，Grant克服文化、政治和经济上的重重困难，于1925年在北京城内开办了一个可服务十万居民的示范性区域卫生所。与当时其他医院不同的是，该卫生所除了设有一医疗中心外，还将医疗人员派驻到各居民区。这已经与现在的分级就医制度很类似了。卫生所除了提供医疗服务外，其职员还对居民进行卫生知识教育，到工厂和学校预防传染病。卫生所甚至还办了水消毒厂，管理街道垃圾，对当地的接生婆进行正规培训，并建立了传染病报告、隔离和追踪制度。通过近十年的努力，卫生所所服务的区域的人口死亡率从千分之22.2降到了千分之18.2。更为难能可贵的是，Grant注重培养中国公共卫生人员，将医学院的学生送往卫生所实习和培训。这些人中有不少在毕业后到中国其他地区推广北京的经验。

在城市取得初步成功后，Grant又计划在乡村进行试验。试验点选在了河北定县（现保定定州）。当时定县的农民生活、乡村组织、农业情形都颇能代表华北一般的农业区域，并且已开始了由晏阳初主持的旨在开启民智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头两年，定县试验点只是照搬北京的经验。但不久就发现，由于当地农民更加贫穷，根本无法支撑常规的公共卫生体系。作为一种折中的办法，试验点开始选择当地居民，进行简单的培训后成为初级卫生员。这些卫生员配备最简单的医疗器械和基本药品，由中心站提供支持，承担起广大乡村地区的基本卫生保健任务。该项计划较成功地平衡了农民的基本医疗需求和经济能力，因此在解放后，成为新中国“赤脚医生”计划的蓝本。

Grant在中国工作了16年，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才离开。他为建立中国的公共卫生保健体系，从教育和实践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离开中国之后，Grant又在印度创办了国家公共卫生保健研究所，担任过波多黎各大学公共卫生与医疗系系主任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技术顾问。1960年因为近四十年的为发展中国家建立公共卫生体系所作出的杰出成就，Grant获得了公共服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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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德 George Hatem（1910——1988）

George Hatem，191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市布法罗市，叙利亚裔犹太人。在中国，他的中文名字——马海德，更广为人知。马海德1927年进入北卡罗来纳大学读医学预科，1929年获奖学金，远赴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学医，1931年转到瑞士日内瓦大学攻读临床诊断，193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马海德为了考察当时在东方流行的热带病，来到上海。他先后在上海广慈医院和来斯特医院工作，结识了宋庆龄和史沫特莱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马海德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投身于中国革命活动。

1936年，经宋庆龄介绍，马海德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起，到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根据地访问。访问结束后，他便自愿留下来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马海德担任八路军总卫生部的顾问，职责是负责医疗系统的建立和最高领导人的保健工作。1937年马海德开始筹建八路军军医院，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接近陕甘宁边区人民，他很快学会了普通话和陕北方言，并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马海德。1946年他以中共代表团医疗顾问身份，参加了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不久，又作为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医疗顾问，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美国红十字会的人员进行接触，积极争取他们对解放区的援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海德并没有离开中国，而是于1950年，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顾问，帮助制定消灭烈性传染病，建立公共卫生体系的计划。1953年马海德协助组建了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现在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性病研究所）。在卫生部的领导下，他会同有关专家制订了消灭性病的计划。马海德还带领医疗队上山下乡，足迹遍布全国除台湾和西藏外的所有省份，为消灭那里的性病付出了卓有成效的劳动。

六十年代性病在中国基本消除后，马海德又把精力转移到医治麻风病的工作上。根据中国的国情，他将麻风病传统的住院隔离治疗办法改成社会防治，并于1980年把国外治疗麻风病的新技术——强杀菌联合药疗引进了中国，大大提高了疗效。在马海德和广大医务人员的不懈努力下，中国麻风病人数从五十年代的50万降到了1984年的11万。在1988年因病去世前，他还出访十几个国家，为中国麻风病防治筹集了上千万美元的援助。

1986年马海德因为对中国征服性病和麻风病以及提升亿万中国人民的医疗卫生水平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而被授予公共服务奖。有趣的是，与我们常见的“美籍华人”相反，马海德是“华籍美人”。他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就加入了中国国籍，因此也是唯一获得拉斯克医学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