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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狼也谈谈毛泽东

论能力和贡献，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千年一出的伟人，个人认为只有大禹、秦始皇、朱元璋可以与之媲美，除了援外有时候过于大方，和苏联翻脸早了点，外交成就还是相当丰硕的。向苏联“一边倒”、抗美援朝、抗法援越、抗美援越、对印自卫反击战都出于国家而不是个人或集团利益。《别了，司徒雷登》是在美国政府拒绝司徒雷登北上以后。美国态度不友善前提下不向苏联“一边倒”，哪来的几万专家“有私”援助，新疆、东北恐怕也难得安宁。蒙古的丢失主要是蒋介石的责任，20世纪40年代和苏联签订的相关条约就是卖国，蒙古加入联合国时，窃居常任理事国之一不敢否决，毛泽东不过是被迫接受既成事实。毛泽东时期，中国中央政府第一次直接深入很多偏远地区的基层，“中华民国”地图继承的清朝领土再多，有的地区管不着又能怎样，像有的网友所说，把美国划进中国地图华盛顿就是中国领土吗？从平定大小和卓木到19世纪中叶，清政府有组织的向新疆移民近50万，其间还受到张格尔叛乱影响。民国几十年，新疆主要靠杨增新、盛世才个人才干苦苦支撑，汉民的血染红了伊犁河水，据说疆独分子恐吓词之一是“你知道伊犁河水是怎么染红的吗？”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初期，在蒙古草原和几万辆俄罗斯坦克对决，PLA也未必有必胜把握。以后会写一篇《决胜草原的技术和军事战略》，探讨古今控制草原地区的军事战略，无论古今，不采用未来的可能发明，只采用各时期成熟的技术。

抗美援朝出兵前，美军已经进驻台湾海峡，轰炸东北，不出兵当缩头乌龟中国人死得更多，抗美援朝打出了国威军威，东北重工业基地也增加了几百公里纵深。这些年朝鲜一直和美国对着干，不出手是害怕金太阳的伟大思想吗？显然不是！帮助越南，虽然越南后来忘恩负义，但统一后的越南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存在更有利，可惜金兰湾离马六甲太远。第二次海湾战争打响两年后，我才品味出当年美军撤离越南的痛苦。1962年打赢了后撤是因为后勤困难，对比军统驻西藏的特工日喀则都不愿意去，谁更值得尊敬？现在青藏铁路已经修通，但在藏南地区的后勤保障恐怕还是赶不上印度。毛泽东时期最大的外交失误应该是和苏联翻脸太早，虽然苏联贷款加援助总额比不上从东北抢走破坏的多，虽然朝鲜战争武器是按市场价格卖的，虽然核工业装备是“用外汇买的”闲置的落后装置，提供的关键数据也是假的，但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才建立了工业体系，几万个比部长待遇还高的专家一夜之间撤走，大量项目成了“半拉子”工程总不是好事。即使组建“联合舰队”，只要港口是中国控制的，苏联军舰过来也只能合作，捣乱下场不会比沙俄波罗的海舰队更好。斯大林对中国伤害极深，赫鲁晓夫为了巩固地位向中国抛出了不少媚眼，中国的正面回应却不多，不知道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有没有领取“一吨重的大奖章”。如果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发展到60年代中期，提出和苏联合并，人民自由迁徙，一起输出革命，全世界也会变成美好的人间，不过估计苏联人未必肯答应。

至于革命胜利后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认为并无不妥，早期联合国成员很少，朝鲜战争后亚非殖民地国家才纷纷独立。联合国现在也是乌烟瘴气，为了会费问题闹来闹去，行政支出大部分不出美国，美国和日本盟友反而吵得最凶。

现在一些国家华侨受祸害，只是口头抗议甚至提供贷款，不是因为解放军对付不了台上的跳梁小丑，而是对付不了幕后黑手，而且华侨可能成为人质。中国很落后时“输出革命”都能搞得东南亚反华国家鸡犬不宁，将来发生统一战争，如果敢为他国提供针对PLA的基地，其损失肯定超过中国的统一代价比，包括现在PLA有力破坏、乏力占领的岛国。中国军队近20年没有公开介入大规模战争了，部分无知的小国蠢蠢欲动，也不对照一下美国对华态度的转变，不主动提前修正态度，倒霉是必然的。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东南亚国家已经从反华向亲华或表面亲华转变了，台海两岸和平统一后，东南亚华侨地位会更高。中国越富强，包括诬蔑同胞是间谍的铁杆汉奸在内的海外华人地位越高。

虽然思想一向比较“反动”，但个人还是呼吁在外交问题上，应该给政府足够的自由和时间，特别是发生“虐侨”或台独挑衅等可能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妥协不一定是软弱，强硬未必是刚强，明末对后金主和的是战功赫赫的将领，主战的却是文官。“9-11”以后，政府在外交领域特别是朝核问题上的表现可以用“可圈可点”形容。

在经济领域新中国前几十年一些地方的确不好，可以说当时的毛泽东不懂现代工业经济和都市规划，懂这些的要么打成右派，要么噤若寒蝉，但不能说毛泽东不懂经济，文革期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早年很会算经济帐。旧中国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民国时期所谓的“汽车”、“飞机”、“轮船”意义不比今天的进口件组装轿车高。算上日本人的产业，民国期间所有钢产量加起来多少，国民政府控制多少？经过了“黄金十年”建设，国军在抗战时期的子弹都供应不足。不算名义隶属国民政府的军阀，蒋介石集团1928年的力量，至少比1943年底的中共要大，无论控制的人口、军队数量、装备数量还是经济总量，统一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却是毛泽东。论形势险恶，抗美援朝初期和中苏翻脸初期的中共更难。除了大跃进和文革前两年（1967和1968），大陆经济一直发展，并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20世纪50年代，工人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解放前更长，1958年8小时工作制，“解放”对于大多数工农是名副其实的），仍然到夜校学文化，为了国家的前途，现在也有必要为辍学者开办免费的夜校，传授实用的文化知识。据说李宗仁、白崇禧主政时期，广西村村有图书馆，即使藏书不多，但多是实用的农业技术书籍。中国没有中东那么多人均资源，从1949年到1978年，大陆文盲率从80%降低到15%，应该可以弥补对知识分子过头改造的国力损失。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威逼读书人当穷官是不对，但正像他在《严光论》文中指出的那样：“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 杨万里《读〈严子陵传〉》：“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朱元璋的暴政受害者主要是官僚派系中的知识分子，而不象明成祖朱棣，为了一己私怨残酷迫害无法构成实际威胁的读书人家属甚至宫女。在权力社会，多数时候，只要不激起内乱，清洗权力寄生虫都是下层人民的福音，“一将功成万骨枯”，不忆苦思甜，遵纪守法，骄横跋扈的“功臣”本来就是为自己前程投机革命的，被各位太祖卸磨杀驴，冤枉的不多。朱元璋剥贪官皮总比后人放纵贪官好，他对国家的伤害主要在于设计了无以复加的皇权专制制度，无能的后代弄得民不聊生。明成祖的残忍和特务统治远甚于老爹，名声好像比前者还好。历史是任胜利者打扮的小姑娘，《明史》肯定对篡位等事件刻意美化，虽然成祖本事比建文帝大，但“靖难之役”是人民的灾难。

太祖起兵，民风从懦弱到质朴，成祖“靖难”，士风日趋自私狡诈；太祖时期，功臣和侄子作恶也会被打死，成祖刚打下天下，儿子就胡作非为；太祖平定陈友谅之后，对外征讨基本放权给统兵大将，成祖快咽气了，还亲自披挂上阵，到漠北划了一个圈，明理的说是大明无帅才，皇帝打头阵，不明理的还以为主子英明神武。太祖时期，徐达、常玉春、蓝玉等豪杰充当帝国鹰犬，成祖篡位，六根不全的太监成了香饽饽；太祖好大喜功，翡翠珍珠白玉汤、四菜一汤整的大臣们有苦说不出，成祖提倡节俭，巍峨的紫禁城战后不久就矗立在皇家面前；太祖注重内需，几十年基本解决了老百姓的饥寒问题，满清时代的小说《儒林外史》里，正德-嘉靖时期小民还怀念太祖的好，成祖强调外联，六下西洋却折了本，拉回来有利腐败的奢侈品却不少；太祖时期为了海防和统一税源实行过禁海政策，造船技术却飞速提高，成祖初期的“宝船”显然是太祖时期的技术结晶，成祖船队七下西洋，也没有学来更先进的核心技术，倒是帮助回教在东南亚扎下根；太祖主张扩张要慎重，轻松把东北、云南收入囊中，成祖多年伐外，只不过维护太祖创下的地盘，远征安南最终以撤军收场，无论下西洋还是伐安南，都有太祖时期的底子；太祖提倡民告官，官员可能因为民告官丢乌纱甚至脑袋，成祖明许官扰民，发文鼓励强买强买甚至变相抢劫，民告官自然没有好结果……凭心而论，成祖在世界史上也是一个人物，但和太祖比，就像月亮和太阳比，月亮始终需要借助太阳的光辉。

大陆和苏联翻脸前，得到的所有苏联贷款和援助金额还不如小小的台湾，美国人写的《毛泽东转》称只有40%。更不用说二战后台湾的经济基础比大陆好得多，国民党赴台的非军事人员也是有钱人家，文化水平比较高，国民政府的外汇黄金储备都带到了台湾。

从稍微懂事起（作者1979年生），经常看到有文章拿香港和大陆比，拿特区和内地比，说明建国头三十年经济决策的过失，过失的确不少，但这样比较很不公允，且不说逃亡富豪给港台带去的巨额援助，也不说1960年也没有中断对香港的评价副食供应，单建国初期对西方贸易主要通过香港转口一项，就足以支撑香港的崛起，同理，因为美帝的封锁，上海等城市发展相对缓慢是必然的结果。六**四后3年的经济困境，足以说明封锁对建国头20年的损害，今天如果解除针对古巴的一切经济封锁，几年时间古巴就可能成为人间乐园。改革开放初期，广东一省的合法外贸就占全国1/3以上，特区的优惠政策不是内地可以比拟的，在同等条件下，任何只缴纳四成税率、管制宽松的竞争者都会脱颖而出的。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经济就靠优惠政策维持，离开外界的承认，什么也不是。特区后来经济减速，最根本原因是内地政策的靠拢，拿特区和内地比发展，就像拿带着枷锁的运动员和轻装上阵者比速度一样不公正。

毛泽东说自己一生主要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推翻蒋介石，另一件是文化大革命，当时就说后一件事人们很难理解。文革打破了束缚中国人民思想的绝大多数条条框框，文革为什么能发动起来，为什么很多地方演变为武革，除了毛主席的号召，就没有其他原因？毛主席也有举着《宪法》和《党章》要求参加会议的时候，是毛主席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毛泽东是红卫兵的偶像，也是“五月风暴”偶像中年龄最长的。20世纪60年代末“五月风暴”等行为是今天欧美年轻人社会保障的基石，也许当年的参与者“干了很多蠢事”，但他们为了自由公正奋斗。古今中外，内忧外患下，哪个大国首脑敢像毛泽东那样放任本国青年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并且自由组织和武装。一年期的上山下乡，对于“知识青年”了解民生疾苦、磨炼意志还是很有帮助的，长期的下放，对个人是灾难，但知青支边对国防是极大的促进。

看到不少攻击毛泽东私德的文章，他虽然找了好多老婆，但不是用权力霸占的，也不能说是始乱终弃，比绝大多数民国大佬（孙中山、蒋介石等）强多了。对日友好是正确的，毛泽东说的日本军阀唤醒了中国人民是符合事实的政治幽默，“以德报怨”的是蒋介石，中国大陆20世纪70年代初才和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建交。毛泽东逝世的时候，很多生活水平实际下降的中老年“地富（未经过‘流血斗争’）”也发自内心的伤悲。没有谁强迫，毛主席死了30多年，21世纪挂毛主席像的中国农民家庭还为数众多。

1957年反右给知识分子留下了很多阴影，根据各方面资料，个人认为反右没错，一刀切和扩大化不好，和白色恐怖、镇反比起来，反右不过是小菜一碟，不同的是，在新社会，不能明目张胆的为白色恐怖较好，为反革命分子伸冤，因此，把包含部分人民内部矛盾的“反右”作为突破口。反右不仅仅是针对知识分子，党内官员也在内，说是“阴谋”实在勉强。况且，才建国7年多，全国5亿多人，才找出55万右派分子，还包含了不少“摘帽右派”，处分也分档次，说什么也不能说针对人民群众的。大部分“右派”只是在熟人圈里贴上身份标签，不是蹲监狱。即使现实了解，不少土右派建国后日记里有反共言论的着实不少，何况更狡猾的大右派。当年的知识分子，家庭条件不好的很少，它们是革命受损阶级的子弟，从中甄别处分，是巩固政权的必要举措！真的天怒人怨，早就利用1960年的大饥荒造反了，几十年后再鸣冤说什么“六月雪”，骨子里是懦夫。

反右最大弊端，不是运动本身，而是过程监控不力，反右除了巩固政权，也是私怨的发泄渠道，后来微观状态下“割资本主义尾巴”，多半是干部整治农民的借口，大邱庄、华西村能崛起，靠的就是早年打下的基础。另外，当年大老粗干部太多，对真心为国的文字未必能理解，因此冤枉了不少好人。至少55万案件，审清楚怎么也得好几年，一下子完成，难保坏人和特务不会钻空子，20世纪80年代都有当年的特务露头，何况建国初期。那时候国军的实力相对还比较强大，要是弄得天怒人怨，肯定会借机反攻的，没有出现这类情况，说明政策策略还是基本对头的，不过政经不分，为以后的腐败埋下了隐患。“借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一点没错，借历史问题为新腐败分子辩护，也是一大趋势！

毛泽东所说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个人认为决不是针对已经被剥夺政治经济权利的老剥削阶级，而是防范新剥削者，在“贯彻”中如何执行则取决于干部的良心和“觉悟”。有个关于勃列日涅夫母子的笑话，勃总书记高升后把妈妈接进别墅，他母亲高兴之余担心“共产党回来该怎么办”？苍蝇专盯有缝的蛋，和平演变发威先决条件是社会主义国家高层腐化变质，迄今为止，堕落的社会主义国家高层干部决不仅仅产生于苏联。

百度百科对四清运动的描绘（有删节）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会後全国范围内逐渐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包括在城市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等等的增产节约运\动和农村开展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後来统称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後来随著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大兵团运\动，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右坏」，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关於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批评有那么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毛犟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接受了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犟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0年饿死人是毛泽东最大的污点，按照公开报道，“三年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2000万以上，个人认为应该是比较贴近实际的数据：当年中国总人口也不过六亿多，东北、南方大部分地区、牧区、山区以及城市居民受灾相对轻一些，虽然吃不饱但远不到饿死的地步，饥荒严重的人口至多占总人口数的三到四成，就是两亿左右，饿死2000万就是10%，比例已经相当惊人了，况且当年有很多救助措施。在饥饿威胁下，老、弱、病、残首当其冲，其中不少在正常年份也会自然死亡，对他们，饥饿只是加速了死亡进程。个人认为，计算1959-1961年饿死人总数，用1959-1961年死亡总数-1956-1958年死亡总数比较恰当。

因为种种原因，毛泽东50年代中期在内政方面就“退居二线”了，大跃进的最大责任应该是用人和监察不当。毛泽东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１日在武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３０００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按照转圈功邮件链接的海外中文网址，毛泽东排名20世纪“杀人魔王”之首，裕仁排不上号。据称，因为革命、土改、镇反、三年饥荒、文革死在毛手下的有8000万-1.2亿。但从非贫农出身的老人的口述中，共军是罕见的纪律严明的亲民之师，“流血斗争”规模非常有限，祸害老百姓最厉害的依次是日本鬼子、地方武装和国军。在革命斗争中，俘虏是共军的重要兵源，连他们都能得到善待，能有多少无辜平民被处死呢？况且旧中国也没有多少地主和资本家，最有钱的跑到了港台，留下来的大部分要在文革中扫大街，恶霸型的地主资本家死有余辜！劫富济贫和杀人越货是两个概念。多数政权建立初期，都会对旧势力进行不同程度的清洗，相比之下，“镇反”以前连续几十年的“白色恐怖”更加残酷。20世纪80年代“严打”，不知道有多少轻罪重判以及凑指标导致的冤魂。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批斗的很多，斗死和自杀的则相对有限，很多解放后屁股不干净的干部是挨斗的主角。和清末、民国时期的饥荒、兵燹比起来，毛泽东时期中国人民的苦难是小巫见大巫。之所以诬蔑不绝，旧社会和新时期的既得利益者都是毛泽东的打击对象，对前者打击分寸还不算重。虽然既得利益者比例是少数，但在文盲半文盲为主的中国，他们及其子女主导了话语权，某些时期，甚至当局对维护毛泽东的合法名誉也不够尽心。毛泽东身后遭遇尚且如此，斯大林、波尔布特等“杀人魔王”又有多少隐情？除非以推翻政权为第一要务，否则不择手段诬陷对手是最可鄙的。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开头写道：“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甚至逝世很长一段时间内，括号内为笔者加），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2006旧作《把窗户纸捅开》一部分，2007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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