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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说文论武之主权在民(一) -- 井底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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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说文论武之主权在民(三)

从周朝开始的华夏族扩张,就把中国的概念,从商朝的河南一带,推进到了山东、山西、陕西和河北,然后在秦朝、汉朝、唐朝、元朝和清朝几个主要的扩张性王朝那里,慢慢地奠定了今天的这样一个局面。

当然这些扩展,其中包括以汉族和汉胡混血族的对外扩张情况,也包括非汉族征服汉族地区,并带着自己的土地入伙的情况,总而言之,就是扩张中的人民的加入带来的地区性的复杂性。

在周朝开始,这个问题就已经存在,就是如何解决王朝的行政管理制度的统一性,和各个地区人民内部的族群和文化的差异性,在大同和小异之间寻找一个平衡。当然这里所谓的大和小,指的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而不是量化的概念。

解决的方法就是,一个统一的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来保证整体的同一性,和灵活的地区实施弹性空间,来解决地方的多元化和不同差别。

在周朝的时候,这个制度就是周公订立的礼乐制度,通过天子、诸侯和士大夫之间的血缘和婚姻关系联系,来维持天下之一统。而在地方上,则因为贵族特权的继承和派他性,通过贵族和自己土著族群的一致性,来实现这个因地制宜的灵活原则。

从秦朝以后一直到隋朝,这个系统就是由儒家教育的门阀和地方豪强维持同样功能,然后在隋唐以后,有科举产生的儒家官僚和地方士绅,就担当了主要角色。

这样一个角色的分化,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一个就是以天下管理为己任的儒生们,通过科举考试,外放到其他地方为官。因为这些其他地方,通常是不同于自己出生的族群,因此在语言、文化和风俗上,并不能达到和自己管辖地方的人们的良好沟通。这个官员能够做的就是,靠着自己的官话(当然不是人家本地人听不明白的家乡话),和当地懂官话的乡绅沟通。而当地的乡绅们,就会把这个官话沟通的内容,翻译成人家的本地话,和自己的族群进行沟通。

这个官员可能是一个会说官话,来自于广东的人士。而他任职的地方,也许是说吴语的苏州、或者说西北话的西宁,还可能是说藏语的拉萨。而处于社会下层的各个不同族群的人们,因为并没有受到这种精英文化的教育,其文化自然就和这种讲究统一和一致的普世体系不同,而带有更多地域性和族群性的色彩,而这种文化的地域性,自然就是一种党同伐异的朴素族群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民族主义。

当然用民族这个词,去描绘中国古代的族群主义,是有些不太准确。其中原因是民族这个词,是沿用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对西方的nation,就是西方意义的国家的翻译。因此nationalism就翻译成了民族主义。

而中国春秋时代的尊王攘夷概念中的华夏族,确实是有将族群和当时周朝的政治体系联系的因素。这种联系本来只是在贵族一个层次联系的,但随着周王室的权威衰落,各个封国的无可选择地走向了内部和本土的身份认同建设,发生在各个封国之间的战争,就不再只是介入诸侯之间的私人事情,而开始带有国和族群的概念。

因此当曹刿听到鲁国有难,就自己站出来为国分忧了。这个时候的国和族群概念,还没有太清晰的形成,因此如何在思想上和文化上,应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和如何有效的管理各自封国的内部事务,就导致了各派思想家,从孔子、老子、墨子、庄子、荀子等等,用不同的理论来面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问题。

当然在这个分崩离析的阶段,政治权力从周天子滑落到诸侯贵族的手上,是春秋时代的主要标志。而这个权力进一步从诸侯中,滑落到卿和士大夫手上,是战国时代的事情。这个变化,就是从血统高贵的权力独占,慢慢到血统一般的分权行为,到了汉朝建立的时候,就落入寻常百姓家了。

但是汉朝初期的政治官僚要么就是战场中的功臣分封的公侯们,比如说萧何、周勃和陈平之类,要么就是功臣之后的周亚夫之类。直到汉武帝上台,用了董仲舒的独尊儒家的理念,而对人才选拔制度的孝廉和贤良制度,算是真正开辟了布衣丞相的先例。虽然这种变化不是很彻底,更多的是靠着地方势力和豪强的参与,但显然国家政治的参与度要高了许多。在察举制度下,对官员本籍任职的限制,对不同地区的名额分配,都使国家认同感大幅度上升。

虽然全面的科举制度是隋唐之后才开始成熟,但这种国家认同感大致是在汉武帝的统治期间完成,导致了族群认同从含糊的华夏族,而一变为清晰而简单的汉族。

当然在汉武帝时期,发展起来的全国性商业和市场网络,和长安开办的太学,在文化上培养的儒生群体,在文化上做的整合工作,包括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司马迁的《史记》,以及开始慢慢开始的各种民间宗教,到东汉形成规模的道教和佛教的传播,都为全民的身份认同起了作用。

这个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形成统一的整合过程,基本上完成了全民族的身份认同。但是因为汉朝伴随着汉族在西域、岭南、东北和朝鲜半岛上的扩张,在族群身份认同上,你必须留下让人家外来者的加入程序,而因为家天下的原因,爱国和忠君成为一体,因此地方性的普通人民的族群意识,和全国范围的儒生精英阶层的族群意识,存在着某种差异。

这种差异表现在地方性的普通人民那里,国家族群的认同,有时候会被地方族群和宗族认同超越,尤其是发生在不同地区族群的经济利益冲突上。但这些冲突通常发生在战乱期间,当人民进行大规模的跨地区移民的情况下发生,新来的“客家“人群,对早先的“主家”人群造成的资源竞争压力。不过这种冲突,在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不同地区的族群的融合,从而使整个民族认同感上升。

通宝推: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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