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回复讨论 1431665 号帖 -- deux

　　当时有相当大的程度是说的一套做了又一套，有相当多的具体做法并不在报纸上表现出来，真要查，得找各级政府文件。

　　比如说一个当时人都知道的事实：67、68年武斗很厉害，是老毛语录还是中央文件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没多久江青在某次讲话中提出“文攻武卫”，于是大家都把自已的武斗称为“自卫”。

　　中央这件、报纸都经常强调：抓阶级斗争要注意政策，不能搞扩大化。68年底当时的内蒙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记不清是腾海清还是郑维山了，有一篇讲话，其中提到江西清理阶级队伍搞出了二十万（也许是四十万，记不大清）人，我们内蒙要向他们学习，给下面人的感觉就是抓得多比抓的少好。

　　关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当时是把大寨取消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当典型来宣传的，要搜了只能从搜“自留地”，“家庭养猪”上着手，具体的词汇前后用的不一定一样。

　　至于江青的这个讲话，是有他的目的的。文革刚开始时，参加红卫兵是绝对要看成份的，我当时就想去参加，到学校一看条件家庭出身一定要“红五类”，象我这样父亲是知识分子的只能参加外围组织，这是“下一等”了。而到江青这个讲话的这个时候，红卫兵已经接近被归为“保皇派”，就是站在当时还掌权的官员一边，非红卫兵的其他造反组织处于受压制的状态，江青这个讲话是为了支持造反派，之后没多久上海就发生了十二月风暴，造反组织夺了上海市政府的大权。

　　实际上直到文革末期，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是基本上没什么机会升上去的，就是少数因造反出头的人也经常因家庭出身而受到攻击。王洪文在上海造反头头中并不出色，选中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根红苗正”。就是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派”，出身问题也是重要的攻击靶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