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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文章的作者跟我的想法是差不多的。山西没收煤矿，实非善举。

http://news.ifeng.com/opinion/economics/200911/1102_6437_1414715.shtml

邓聿文：当民营资本遭遇政府权力

2009年11月02日 09:00上海商报【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1条

作者:邓聿文

山西的煤炭整合作为危机时期“国进民退”的一个范本，一段时间来受到舆论的高度关注。尽管人们对山西的做法褒贬不一，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应警惕危机时期的“国有化冲动”。然而现在看来，这种冲动有扩散之势，例如，资源输出大省内蒙古据悉也将以山西模式整合煤炭资源，根据内蒙古相关部门制订的方案，本地私营的煤矿企业须与国有煤炭集团或者国有合资煤炭企业整合。

我不太清楚内蒙古为什么也要学山西。后者之所以要强力推进这场大规模的煤炭资源整合任务，很大一个因素是为了减少频繁发生的矿难对官员政治生命的影响。在官员乌纱帽与矿难直接挂钩的情况下，防止矿难多发的一个办法，就是将那些不规范生产、易于发生矿难的小煤窑并入国有或国有控股煤矿，这就是山西官员的思维逻辑。

就地方政府的这一出发点来说，很难说有什么错。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在重组山西煤炭的过程中，政府的意志是否是通过一种法定的程序进行，被整合者与政府此前签署的合约能否得到有效遵守，否则，要想保证被整合者利益不受伤害，很难。

现在的各种信息表明，山西煤炭整合正使得那些投资于煤矿的民营资本陷入一种被剥夺的境地。对于民营资本来说，他们在这次整合中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整体出售，要么折价入股，根本没有平等的谈判权，更没有“说不”的权利。此种情形下，虽然资产也要经过评估的形式，但普遍被大打折扣则确凿无疑。即使如此，煤老板们也不一定能够顺利拿到补偿。因为通常采取的办法是，如果一个煤矿评估为1个亿，大矿本应拿出5100万置换51%的股份实现控股经营，但它并不会付5100万现金，而是通过生产用每年的分红款抵消股权置换金额。

虽然在这场不平等的重组和整合中民营资本是输家，但政府似乎也并不是赢家，政府的代价就是自身信用的损耗。因为很多外地资本进入山西去挖煤，是被当地政府招商引资进来的。山西作为煤炭大省，在早些年煤炭价格低的时候，为发展煤炭经济，曾出台了许多引导民营资本进入煤炭小企业的政策。政府现在的做法等于告诉世人，在需要民资时，“开门引凤”，一切都好说；一旦不需要了，则“关门打狗”。如此按照自己的好恶行事，想想看，以后谁还敢来山西投资？

由山西煤炭整合一事，我们可以管窥中国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决非表面上看起来的那般风光。实际上，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和社会中的多数民众一样，当遇到政府的强权时，也只能无奈地选择臣服。而且，比起普通民众来，由于他们更接近于权力，所以也比一般民众更能感受到权力的喜怒无常。自然，这也养成了他们投靠权力的性格。

从社会关系的层面看，一个企业家要想保护自己的产权和利益不受各种势力非法或合法的伤害，方式大体有四种:一是培植企业内部的既得利益集团，由大家共同来保护产权；二是寻求法律的支持；三是与政府官员结盟；四是寻求黑社会或准黑社会的“保护”。对不同的企业家来说，他们可以在上述四种产权保护方式中做出不同的选择。就此而言，产权保护的成本和风险直接影响着企业规模的扩展。如果某个企业家没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又支付不起过高的保护成本，那么，就只能选择小型化、区域化、家族化的发展方式。这就是中国的民营企业普遍寿命短、长不大的根源。

为什么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取得财富后，宁愿去行贿而不回报社会？我想，原因可能就出在他们也是在权力的阴影下做事。试想，在一个官员事实上支配企业发展的环境里，一个企业家若有志于做大企业，那无论是主动或被动，其理性的选择就是去接近权力，行贿官员，拉关系，找保护伞。因为他们深知，一旦惹权力不高兴，可能就会面临灭顶之灾。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是发生在几年前的陕北油老板悲剧。与山西的煤炭整合一样，陕西当年也在加强国家能源控制的理由下，由政府主导，强行把民间资本辛苦积累下来的油井资源进行整合，由此酿成了当时轰动全国的“陕北石油事件”。

基于优化产业结构或某种政治考虑，在某些行业节制民营资本，形成国有经济主导的格局，不是不可以。但这种节制，须充分尊重民营资本的意愿，经过谈判协商，并按照法律程序确定的做法来进行，以为凭借政府的强力，就可以摆平一切，这种思维非常有害。山西此次煤炭整合和内蒙即将开始的煤炭整合，再次说明，如果没有对政府权力的节制和规范，任何人都将会是受害者。(作者系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