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浅层搜索与深层搜索：一个反教化的实例 -- 秋末冬初

我来说说杨继绳数字的推导吧

其实我本帖的根本动机，说的不是具体的数字问题，而是教化与反教化的问题。它的背景正在于用一个今天读者相对远距离的历史“事件”，加借其时政治力量官僚系统以及今天的政治力量既得利益者以及动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不断教化的“解释”来影响读者的“理解”，而又以“解释”来替代“事件”本身。被我说饶了？我这里有一个跟帖，大概表明我看待此类历史的态度。关键是如何理解历史本身

但是现在发觉，即便你不愿意谈，即便你强调的是在“理解”和“解释”之间的争夺，怎样在影响读者对“事件”的把握上发生的斗争，但还是避免不了谈“事件”本身。

那就浅谈几句“事件”。我对这个事件本身，没有确切的准确的把握。原因很简单，我们没有可靠的精准的数字依靠。我同意橡树村长所说的，数字本身不可靠。但我在这一篇的意思，则是三次人口统计的一个有趣的对比则是质疑了这种数字不可靠的原因。则它是有规律的，而且随着时间和政治格局的变化，这个人口普查中“天上掉人口”的“尾巴”会变得越来越大。很有可能我们下一次人口统计，即便59-61年出生的人口数量不再如同前两次人口普查一样天上掉人口越死越多，但如果这个规律管用，那依然很有可能我们会发现59-61年出生的人口死亡率竟然要比前面后面出生年份的都要低。所以积吉河友讲技术上是不可能产生误差的，是人为的误差。我只能...谢谢他这么讲。

这里还有几个相关的讨论，都只是技术层面的。

隔路山贼:经过我的研究，已经有了那三年的比较准确的非正常死亡数据。

秋末冬初:进一步精准为见

雪里蕻:这些事情要搅和起来就细了

好吧。回头谈杨继绳数据的来源。谈他，实属大家讨论中看来已经无法避免。再加上在史文恭的楼里，百丈村长河友一句“[杨继绳]是对包括他亲人在内的死难者的纪念。这就是杨老师的用心，就算他“愚蠢”，也不宜称为“别有”[用心]”令我深受刺激。再加之黑翼炽天使河友已经引用了部分杨继绳的内容，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吧。

杨继绳主要有两个数据，一个是3600万，一个是7600万。

第一个数据怎样来的呢？根据丁学良讲，杨继绳本书“该书对资料的整理、对数据的比较，非常细致”，还引用了“[杨]196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基础扎实”作为佐证，惭愧。

当然，其中“在长达十几年的研究期间，作者在全国饥荒最严重的几个省，包括西北、西南、华北、华东、东北、华南等地的省区收集了大量资料，并面对面地采访了100多名当事人。他收集的资料多达千万字，仅访谈当事人的记录就厚厚的十多本。”这一点是值得称道的，起码那100多名当事人的访谈，如果别人不去重复做一遍，是没有办法反驳的，这是实证研究的优势，毕竟对于历史研究而言，“事实高于理论”。就此向杨继绳“老师”致敬。

事实上，无论左派还是官派还是政府，我从未看到有任何一人否认过那三年有灾荒（这一点杨继绳及其同志倒是极力否认），饿死了人，政策有重大错误。连毛泽东都对大炼钢铁以及大办人民公社正儿八经地认了错（但貌似今天某派同志及网友们穿越往来，坚持或无视都说他没认错）。但貌似今天，认为“（别人）有错误”一直是杨派同志们的专利。持不同意见者肯定是反人道的、无理的、吃人不吐骨头的。

所以说，我对实证访谈部分脱帽致敬，只是作者及其拥趸不一定允许我等脱帽就是了。

但实证访谈是无法归纳出3600万的宏观数据来的。1对1的走访和3600万的宏观数据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等同。那杨继绳的3600万数据是怎样的出来的呢？按照丁学良的说法，他“比较了几个外国学者对中国大饥荒的重要研究成果”，又“比较了中国国内三位学者金辉、王维志、曹树基的研究成果”，还说，杨继绳“对数据的比较非常细致”。结果呢？如果你通读杨的著作，并认真做笔记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杨本身并没有做相对于以上作者而言更新更进一步的数据处理和模型处理工作，他做的研究是——

三个国外学者：

美国Judith Bannister： 2987.1万

美国Ansley Coale： 2481万

法国Gerard Calot： 2850.9万

按照丁学良的说法，“杨继绳对这三位学者的研究做了仔细的比较，在此基础上，又比较了几位中国学者金辉、王维志、丁抒、曹树基的研究成果。”

在杨继绳的引述中，这几位学者报告上的死亡数字大概都在3200万-3500万之间。其中王维志的数字最高，在3300-3500万。

而胡星斗的文章中提到“杨继绳先生特别看重王维志的研究成果。强调：“王维志不仅熟悉人口统计理论，还熟悉中国官方人口数据的形成过程。””而杨继绳本人则讲“基本同意王维志的结论”。

如果说杨继绳同志真的做了独立的数据研究的话，那他的研究完全浓缩在不到两个电脑屏幕幅度的精华之中，大家在本贴后杨文链接部分即可看到。基本上只是以上各个学者数据的一个摆列加简单验算。

可见，杨继绳的“细致”的研究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1-首先，找老外（倒是摸透了中国人崇洋惧洋的特点），老外数据大多是2000多万。

2-其次，还有没有更大的？找到几个中国学者，都比老外给出的数据高，于是“细致比对”后，采取了这几个在3200万-3500万之间结论的中国学者的说法。

3-而在这几个中国学者当中，他又因为“王维志不仅熟悉人口统计理论，还熟悉中国官方人口数据的形成过程”而采用了最高的一个3500万的数据，而且还是王数据的上限。

然后，他认为应当加上1958年和1962年（他坚持认为这两年有饥荒），因此，应该有一个增量。所以他无视王算法对前后年份的插值基础，算出了“按各省官方数据”1958年为181万，1962年为42万，共计223万人，则大饥荒饿死人在3500万～3700万之间。取其中数3600万。

然后根据“计算那些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口”（男性河友，请一定不要打手枪啊*），第二个数据，即7600万出现了。

讲完了。总结一下——

杨继绳老师的细致的数据研究方法就是：他搜罗了不少材料，国内的国外的，然后选了数字最大的一群人的研究，再取了数字最大的一个人的研究，然后再取了这个人研究的数字的上限，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个人调整(加上了1958年和1962年的数据)，得出了3600万。再加上没生出来的，7600万。

其中，为了以示不偏不倚，他很“厚道”地在自己的3500-3700万之间取了一个中值。即便为了这个小厚道，他还不忘说“笔者认为，同所有中外学者的数字比较，3600万这个数字比较接近实际，但还是低于实际”。我就不明白，说自己觉得“还是低于实际的”就可以了，讲什么“同所有中外学者的数字比较”啊。不是吗？

此外，为了证实王的个人调整（针对蒋正华1700万数据的调整），同样也为了证实自己后面对1958和1962年数据的“调整”，他还特地指出“王维志...是以他多年的实际经验和亲身体验。。。他是学统计的，...他知道各地报上来的数字是多么不准确，如果用精确的数学工具来处理这些数据，显得滑稽。”看来强调个人出身来让读者相信无论如何得到的东西，的确是大家的习惯。

这的确是一个，按照百丈村长河友的说法，“就算他愚蠢，也不宜称为别有（用心）”的推算方法，也就是丁学良大学者所言的“对资料的整理和对数据的比较非常细致”的方法。

我向这些学者们脱帽致敬。

既然中国的GDP都能按照每年8-10%的增量前进；那么这个死人的数据估计也能同样繁荣。这还得多谢这些学者们的努力，后浪逐前浪。

相同的都是平民出汗，“精英”出话罢了。

我好汗。

其实历史没有前进，我们一直生活在本质上相同的官僚集团当中，只不过他们的数量到底是一个还是多个罢了。

文中提及而未在行文中直接指出的引用：

百丈村长:我有意见。

黑翼炽天使:摘点老杨《墓碑》序言里的话

黑翼炽天使:再继续贴老杨的《墓碑》关于“三年是常年”的高论

丁学良：你不能不看的墓碑

杨继绳：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

*注：而且在饥荒之后，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的恢复，都被赤裸裸地无视了。而在这些作者以插值法为基础的算法中，反倒成为了死亡人数正向增加的基础。所以说，“如果用精确的数学工具来处理这些数据显得滑稽”，大家还混什么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