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史文恭”谈起，（3）数字问题 -- 史文恭

毛泽东自己说是9千万人齐上阵，当时中国6亿多人口，农村人口大概有5亿，而炼钢的9千万人中间还包含了相当部分城市人口，所以炼钢对农村劳动力的占用不应过高估计。

我认为，关键的因素还是在于高估产和高征购，当时统购统销，城市人口的粮食也是在征购粮里面，而征购指标是由估产来定。对于农村来说，留下的粮食就是口粮、饲料和种子粮。照正常年景，征购比也不过20－30％左右，基本上是合理的，甚至会稍有余粮，但如果估产一浮夸那就不得了。

比如水稻实际亩产500斤，而上报估产1000斤，那么上级下达的征购任务就会达到200至300斤。如果上报估产2000斤，那么征购就是400至600斤。农民不饿死才怪。

59年明明是个灾年，可是一些地方在估产时候就放卫星，由此而制定的征购指标不仅是在杀人，实际上也完不成。

毛泽东在看到地方送上的征购指标完不成的消息后，开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时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有个报告，说征购指标完不成的原因在于“瞒产”。毛泽东接受了这种看法，于是又发起“反瞒产运动”，基层干部翻箱倒柜搜余粮，更加重了灾难。

当时的情况就是，哪里估产时放卫星，哪里就饿死人。河南信阳、安徽、四川，无不如此。

所以，紫阳真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罪孽，实在是很大的（58年农业放卫星，始作俑者也是紫阳真人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