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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也凑凑郎咸平的热闹】【文摘】秦晖对“郎旋风”的评论 -- 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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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呵呵,那再来帖一个对秦的反驳(来自多维)

冼岩来稿:秦晖的认识水平至今还停滞在“应然”阶段

读了秦晖近作《“郎咸平旋风”:由“案例”而“问题”而“主义”》,确实感到“很无聊”(秦文中词)──无聊的不是口里说着不争“发现权”,手上却不停地扳着指头数:这个是我发明的,那个是我发现的──这是人性之常,不这样才不正常。如此作态不过使秦晖褪去道德光环,还其常人本来。其实,说到“发现权”,第一个使国产私有化过程中的公平公正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的是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秦与郎都只是欲贪天之功为己有,以为“发现权”是“无主物”,谁先申明归谁所有。 (chinesenewsnet.com)

真正无聊的是秦晖文章的内容。公平必然损害效率、效率必然妨害公平,这至少在当代中国还是无法摆脱的两难悖论。但是,性好观念统一的知识分子总不愿承认这二者不能兼顾、必须有所侧重和掌握适度平衡。秦晖自己所列举的一系列文章,其核心都是要统一效率和公平,为相互矛盾的双方找到一个“更为基本”的共同立足点。他自认为已经找到了这样的东西,那就是“公正”。可惜,这样的显赫注定只能在观念中完成,不可能在现实中成就。 (chinesenewsnet.com)

秦晖认为:“公正乃是超越‘公平与效率’之争的更为基本的价值”,“公正至上,效率与公平皆在其中”;换言之,规则公平(公正)高于结果公平,程序公正高于实体公正。只要起点和规则公平,人们就能够接受结果的不公平,市场也会自动导向效率优化。 (chinesenewsnet.com)

这是典型的脱离现实,“拍脑袋”拍出的一面之词;这也说明秦晖的认识水平至今还停留在主观上“想要什么”、“应该怎样”的“应然”阶段,头脑里缺少了客观上“能够怎样”这根弦,更不用说将此二者结合起来。不错,“市场经济是公正的经济”,或者说是规则公平的经济。但是市场规则不仅会导致优胜劣汰,而且会导致弱肉强食。在物质充裕、社会分配调节机制和保障机制健全的西方发达国家,规则“公平”的市场经济不会过份损害结果公平;但在物质短缺、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民族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尚处于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的中国,放任市场必然导致“强者剔白骨、弱者为鱼肉”的悲惨局面。市场化、工业化初级阶段的中国,需要一种超越于市场规则之上的对结果公平的强力关注,这就是新左派包括“非主流”经济学的主张。秦晖满足于规则公平的“公正”,并不能真正适应现实社会对公平的需要。 (chinesenewsnet.com)

秦晖说:只要在转轨中能够制约权力,尽量避免“抢来本钱做买卖”,在此过程中各阶层都有利益表达的机制、都有集体谈判的功能与参与博弈的途径,在公共资产的处置上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取自己的诉求,那么,由此形成的配置即使最终并不平均,也会为公众所认可,所愿意接受,从而具有公信力,具有不仅是成文法而且是自然法意义上的(即道义上的)合法性,不至于一有风吹草动就产生翻盘的社会冲动--这又是“拍脑袋”拍出的一厢情愿。秦晖的想法,大都源于西方,其结论只能立足在西方社会物资充裕、社会矛盾缓和的基础上。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均生存资源稀缺,只要结果不平均,那就意味着许多人维持生存都可能陷入困境。难道他们会因为你秦晖先生认为“从最基本的底线上讲,这样的配置也可以被认为是接近于起点平等的”,就予以“认可”、就“愿意接受”了吗?难道他们因此就不会“一有风吹草动就产生翻盘的社会冲动”了吗? (chinesenewsnet.com)

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并非白纸一张,而是早已压抑积蓄了多种矛盾。公共参与的国产处置方式如果只能做到“规则公平”而不是结果公平,甚至即使能够大致做到结果公平,但如果不能为大多数人带来收益增长的良性预期的话,那么它就有可能不但不能缓解矛盾,甚且有可能点燃被压抑的能量。这么一种大规模公众参与的复杂操作,失误和砒漏在所难免;任何一次失误和砒漏,都可能成为社会动员、发泄不满的号角。秦晖的“错把中国当欧美”,于此可见一斑。 (chinesenewsnet.com)

使观念看起来与事实相符的最简便方式是以观念剪裁事实,这样的话观念将永远正确。秦晖似乎深谙此道,为了证明自己“民主先行”观念的正确,他给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也戴上了“民主”的帽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小岗村“18个红手印”偷偷摸摸进行时期,或许还有点“民主分地”的影子。但后来的全面推广,完全是自上而下的过程,与秦晖所说的“民主分地”没有关系,自上而下的政策还不是照样“得到农民支持”?这项被公认为成功的改革,它成功的原因即使按照秦晖的思路也最多只能推究出“起点平等”,但秦晖却非得要让它捎带上自己的观念私货“民主分地”不可。 (chinesenewsnet.com)

实际上,这项改革之所以能够“得到农民支持”,“起点平等”只是次要原因。最重要的因素是农民对改革怀有良性预期,他们从切身经验出发知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够改善他们的处境。如果没有这种良性预期甚至是有着处境将因此恶化的非良性预期,人们还会支持改革吗?即使有了良性预期,还需事实验证。如果事情发展与当初的预期相悖,人们同样会起而反对。不幸的是,秦晖所倡导的“民主先行”的国产私有化改革方案,就是那种只能制造非良性预期和非良性结果、需要不断考验弱势群体心理承受底线的改革,关于这一点,俄罗斯、东欧的经济转轨已经作出了充份说明。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这一过程越“民主”,它可能对整体效率造成的损害就越大,改革本身的成本也越高、越难以推行下去。这本来是秦晖在作东欧研究时即已可得出的结论,但是,惯于从观念出发的人,必然难以看到或不愿意承认自己观念的反面;在他们那儿,实证研究的目的不是寻求问题的答案,而只是证明早已先验存在着的答案。因此,实证必须服从观念,只能选择有利于观念成立的角度和方向来“实证”。这样的“实证”究竟还是不是“实证”,确实令人怀疑;这样的“问题”研究,骨子里全是“主义”。 (chinesenewsnet.com)

在效率问题上,秦晖的说法是:公正的改革应当“在起点平等之下产生最初的所有者,在(竞争)规则平等之下产生最终的所有者”,认为产权改革不能追求效率的“最优配置”而只能追求最公平的配置,配置的效率“优化”应该在产权明晰后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来实现--这又是毫无可操作性的“拍脑袋”冲动:如果初始分配只讲公平不讲效率,那么“在产权明晰后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来实现”有效率的优化配置时,需要多长时间、需要付出多少效率损失的代价、最终会形成何种局面?在此期间,民生会受到何种影响?在面向全球开放的竞争市场上,中国经济又将遭受何种冲击,它还能够在世界分配体系中剩下多少残渣? (chinesenewsnet.com)

如果是在一个封闭、自我运转的经济体系中,在时间无限的条件下,起点和规则公平的市场竞争确实最终会导出效率“优化”的资源配置。但是,中国有这样的条件和时间吗?将结论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秦晖岂止是浪漫? (chinesenewsnet.com)

理念再怎么与现实的可能性脱节,秦晖也一定要为它在观念上找到一种实现途径。由这篇文章看,秦晖在“公正”的实现途径上也没有什么新意,还是变“尺蠖”为“天平”的宪政民主那一套。对此,笔者曾有过针对性分析: (chinesenewsnet.com)

在任何制度条件下,一定时期的社会结构、社会力量对比,是相对固定的。秦先生所说的“‘左’的时候福利、平等和社会保障受到重视,国民可以真正享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左过了头,竞争不足效率不高,选民又会推‘右’派上台,自由竞争,鼓励投资,提升效率,社会得以真正获得‘自由主义的生命力’。待到竞争过了头,贫富分化大,选民又回过头选左派”的“天平”效应,这是只有在中产阶级占主流的社会、即王先生所说的“橄榄型社会”,宪政民主制度才有可能达到的功效。在这种社会,如王先生所言,“社会的阶层分布是一种正态分布,总体的平均值和中位值大体上是吻合的,因此,中等阶层的价值既是多数人价值也是社会平均价值”,社会对“平等”和“效率”的判断均依据这种实际上是“中等阶层的价值”的“社会平均价值”来寻求适度。如果“平等”被强调过度,它就会由原来有利于中产阶级和下层、不利于上层,转变为不利于中产阶级和上层,仅利于下层;于是中产阶级就会要求转向,政策就会被迫作出调整。如果“效率”被强调过份,它就会由原来有利于中产阶级和上层、不利于下层,转变为不利于中产阶级和下层、只利于上层,中产阶级也会压迫政府,要求政策调整。这种社会之所以一切以中产阶级的利益、意志为依归,关键在于中产阶级数量庞大,足以左右社会力量对比。 (chinesenewsnet.com)

在一个贫富两极分化、实力对比悬殊的社会,中产阶级数量有限,力弱一极加上中产阶级的份量,也不足以抗衡力强一方、改变社会力量的对比格局。于是,“天平”只会始终偏向一头,制度政策只会始终有利于社会强势集团。在经济不发达、中产阶级力量单薄的“宪政民主制”国家,“天平”就是这样变成“尺蠖”的。在这种社会,整体的“平均值”始终在“中位值”的上方或下方,具体离“中位值”多远,要看社会力量对比的悬殊程度。这种社会也会有自己的“平等”观和“效率”观,但一切均依据于“平均值”而非“中位值”,一切须以社会强势集团的利益和意志为归依。这种社会也会有“民意”支配下的政策摇摆,但只会在强势集团利益区干内部摇摆,有时离“中位值”近一些、有时远一些(冼岩《多元主义、宪政民主及中国问题的解法》)。 (chinesenewsnet.com)

也就是说,虽然宪政民主制度有其优点,但它不是秦先生手中的万应灵丹,也不是上述问题的对症良药。它不是可以从上述“问题”中直接推导出来的“主义”,而只是秦晖们先验的观念坚持。它是从书本或从欧美空降而来,直接钻入某些人头脑中的。因此,当秦晖胸有成竹地“奉劝今天的[主流]派与[非主流]派”时,他可能并不知道他藏在怀中准备拿出来吓人家一跳的东西其实只是一个已经注定响不了的哑炮。 (chinesenewsnet.com)

秦晖说:“先发展后民主”对传统私有制国家不失为一种选择,但转轨国家不能搞“先私有化后民主”。由此可见,在他的路线图中,中国现阶段的社会进程应该遵循“发展--民主--私有化”的顺序。在这种顺序下,他自己的观念倒是理顺了,可以自圆其说了;可惜,客观事实不会任由秦先生观念摆布。所有转轨国家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没有私有化,就没有经济发展;如果不搞私有化也能“发展”的话,它们还有什么必要“转轨”,没事找事干吗?在秦晖的观念逻辑中被排在最后的“私有化”,在事实逻辑上必须排前,因此,秦晖的路线图只能是空中楼阁-当它安安静静呆在观念世界中时,似乎还耐看;一旦脚踏实地,人们就会发现它只不过是一个泡沫。 (chinesenewsnet.com)

抱歉,不小心又道破了不少人心目中的一件“皇帝新衣”。事实上,当代中国极需何清涟、秦晖这种来自右翼的关注公平、公正的声音。但是,以秦晖思想之不切实际却还能够成为这一方面的旗手,可以说这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这也标示了中国学术尤其是右翼自由主义学术与中国现实的距离:学者虽然不能不注目现实问题,但他们头脑中往往早已塞满了各种条条框框,再也容不下真正的现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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