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 陈郢客

萧子升后来写了《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对“行乞”体验有非常生动的描绘。萧子升强调旅行的创意属于他，不过体验和事业向来有根本的不同：一个是兴之所至；一个是精诚所开。前者或许是一次性的，后者却是终生互动的行知实践。

他们在路上讨论起中国的家庭制度。毛说，“我以为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太重，所以人们缺乏民族感情。”萧子升则中庸许多，“把儿子完全当做家庭的私产，一定要站在父母一边的做法是错误的。”不过，“但也并不完全属于国家。夸大的国家观念和夸大的家庭观念是一样有害的。”听起来萧子升的分寸感更得当，其实这恰恰说明，他不可能是改变中国的那个人。他像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一样，温和中庸；偏偏时代的问题就横亘在那里，是绕不过去的。你可以在语词里化解，可没有对症下药的胆识、智慧和勇气，语言游戏不过是一场自欺的幻觉。

世人皆知蒋、毛均学曾国藩，不过蒋得皮毛，毛得精髓。曾国藩在道光24年三月初十日的《致温弟沅弟》的信中说，“是故既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辩证法的种子，可不是黑格尔、马克思独有；中国的阴阳、正奇……颇耐琢磨。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其实，芸芸众生间，亦自有境界不同。譬如说，可以简要分为：未知规矩者；懂得规矩者；有立有破者。但凡懂得并遵循规矩，已可一生衣食无忧。让钱学森先生记挂担忧的“创新人才”，其实便是人数最为稀少的“有立有破者”。要知道，只有心脊坚实，方真正有立；有立，更进一层，方有真正的“破”，轻易言破的，往往是大话嚷嚷派的。

我近年才懂得这道理，读书也罢，做事也罢，真正的牛人都具有严肃、认真、质朴的品质。王国维先生学问做得好，鲁迅曾说他“老实得像火腿一般”，颇为精到。这位王先生，是往死里认真的。我不是说他的死，其实他的死可以想象，正如闻一多先生的死也可以想象一样。他们都是死命认真的人，读书打下如此烙印，人生归宿亦是证明。王国维起初苦读大本哲学，入门读康德，觉得不对路或不可解，转进读叔本华，“大好之”，然而到了1907年，王国维对哲学幻灭，“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早在1904年，王国维就意识到了叔本华在《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所言“解脱”的根本困境：解脱意味着“拒绝意志”，“拒绝”算不算一种意志呢？况且意志为宇宙之本体，“非一切人类及万物各拒绝其生活之意志，则一人之意志亦不可得而拒绝。”只讲个体的解脱，未讲世界的解脱，其实像提着头发将自己拽向空中一样不靠谱，焉能独善？

是的。对于一个中等以上境遇者，我们可以活在自己的小世界微环境中，然而这绝非一个可封闭自立的系统，可以默认旁人无关——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在外力碾碎小世界的梦后才明白，原来我们每个人并非孤岛。大部分人都是被迫明白的。乱世的人以为自己身处顺世，这是人性最常见的悲剧。也总有人敢于面对真实，比如说：遭逢太平天国时代的曾国藩；亡国灭种阴影时代的毛泽东。

【问题】

和问题站在一起，就是和资源站在一起。

（上次真是一句话都没完，就暂时打住了，好歹把这句话说完。仍未完。也算留个包袱，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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