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槛外人语】中国面临的危机和世界新秩序，很浅的评 -- afdsjl

　　我国政治安全的内涵主要包括：

　　国家主权安全、政权稳固与政治制度牢固、意识形态安全、社会稳定。

　　当前，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逐渐从传统安全领域到非传统安全领域、从国际领域到国内领域、从敌对矛盾到人民内部矛盾的扩展，使得国家安全的内涵深度拓展，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日趋复杂多变，从而使维护国家安全已非一个或几个专门强力部门或力量所能承担的任务，而是一个国家整合所有社会资源和力量进行综合治理的战略任务。然而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政治安全始终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和根本保证。因为所有的安全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只有政治是安全的，才能有效地谋求和维护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态等其它领域的安全。而在我国的国家安全环境中，政治安全的核心是党的领导的有效性(权威性)和执政地位的稳定性。

　　二、我国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

　　当前，由于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中国也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使得我国国家安全形势面临的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在增大，尤其是国家政治安全问题凸显。

　　(一)国际政治压力依然严峻且不确定因素逐渐增多

　　……对我有利的因素在不断增加。但世界仍然不安宁，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不确定因素增多，导致我国政治安全问题凸显。

　　1. 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其主要表现为：人权……藏疆……宗教团体和组织渗透……分裂……妄图使我国走向四分五裂的境地。

　　2.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尚未终结。……“媒体帝国主义”……企图在文化上削弱中国民族主义，瓦解中国的民族精神。

　　3. 国际经济活动的政治化倾向日趋强烈。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国际政治利益经济化，另一方面使国际经济利益政治化。……

　　4. 文化冲突中的文化霸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技术优势和经济后盾，借助网络迅捷的信息传播功能，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其政治信仰、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企图使之成为全世界普世的价值规范和标准，迫使其他国家按西方所信仰的价值观念行事。这种以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文化霸权大有一统全球之势。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传播、渗透严重冲击和影响着我党赖以执政的合法性思想基础——主流意识形态，进而危及我国政治安全。

　　(二)社会广泛深刻的变革使政治安全问题日趋突出

　　……，使我国处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政治安全问题凸显。

　　1. 经济体制改革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对我党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提出挑战。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将触及到经济体制关键领域问题，如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问题，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问题，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等。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其面临的困难将越来越大，风险程度越来越高，对党和政府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和对社会的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2. 社会阶层分化影响到政治安全的社会基础。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以及社会阶层之间矛盾的复杂化和激烈化，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的政治安全的社会基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社会阶层分化将增加阶层间的矛盾和冲突，对社会和谐稳定构成潜在威胁。

　　3. 社会利益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影响到政治安全的制度基础。社会阶层的分化带来了社会阶层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各种利益群体和利益集团不断出现使得利益主体呈现出的多样化趋势，利益诉求意识的觉醒使得各种利益阶层矛盾和冲突呈现日益明显和激化趋势，利益诉求引发政治诉求的多元化导致政治参与的增多趋势。社会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和变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利益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社会矛盾激化，严重冲击现有的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

　　4. 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引发社会成员的认同危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多样化，出现了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也带来人们思想的深层次变化，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造成冲击，引发政治认同危机。

　　三、新形势下维护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的威胁和挑战

　　目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有传统安全威胁也有非传统安全威胁，有敌我矛盾因素也有人民内部矛盾因素，有直接因素也有间接因素，有局部因素也有全局因素。但总体来讲，国内因素、传统安全威胁、人民内部矛盾、直接因素和全局因素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更为严峻。

　　(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的“两化”战略是政治安全的最大外部挑战

　　由于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国家利益、全球战略利益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和分歧，遏制和制约中国是美国既定的对华战略和政策本质，其对我的“两化”战略是全面性的、连续不断的、长期持久的威胁，是全程性、全方位、多领域的威胁。无论美国的全球战略如何调整和变化，其对华的政策本质不会变，对我的基本战略不会变。特别是在新形势下，其“两化”战略实施的方式、手段更加隐蔽、更加间接、更趋多样化。

　　(二)国内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急剧增大增多使政治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1. 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民生问题将更加突出。当前影响社会和谐、有序、稳定的主要因素来自于群众利益受损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带来了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更趋多样化、多层化，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就业、社保、住房、食品安全、贫困、教育、医疗、收入分配等社会民生问题日益凸显。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到公众对我党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的信任度，对党的执政地位提出严重挑战。

　　2. 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分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使社会不可控因素增多，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的难度加大。第一，社会阶层分化引发民间组织的大量出现，对社会管理和社会整合带来压力和难度。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打破了原来国家垄断资源和严格控制私人活动空间的格局，为各类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民间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的大量出现，增加了社会秩序稳定的不可控因素。这是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第二，社会利益分化加剧政治认同危机，导致社会冲突事件增多。一是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分化直接影响到各阶层和利益群体的政治心态。二是社会利益分配的严重分化导致部分群众对党的执政地位和根本政治制度认同度下降。三是政治参与主体以及活动非制度化的增多对政治制度和体制提出挑战。第三，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部分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和忠诚：一是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影响到主流意识形态功能和价值的实现;二是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党的意识形态在民众中的认同度面临考验。

　　3. 社会发展过程中自发出现的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急剧增多，影响政治安全的环境和基础。转型期，涉及经济增长、政治发展、社会生活、文化价值体系调整等现代化过程中大量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出现，对社会稳定带来极大影响和冲击。这些“不稳定因素”包括经济安全问题、信息安全问题、文化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邪教、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能源问题、社会舆论和社会思潮、腐败问题、失业问题、环境问题、生态失衡以及自然灾害等等。虽然目前这些“不稳定因素”对政权安全与政治制度稳定还基本构不成直接的威胁和挑战，但如果处理不好也会有酿成大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可能性，将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到政治安全。

　　四、新形势下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思考

　　从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看，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将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但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的环境。如何主动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改善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应是新形势下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战略重点。

　　(一)增强国家实力，发挥国际影响力，改善政治安全面临的国际环境

　　（国际情况略去）

　　(二)控制现实危害，防范潜在威胁，为政治安全提供稳定的国内环境

　　从当前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的内外部形势相比较而言，总体来讲是“内忧大于外患”。

　　1. 严厉打击来自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直接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渗透颠覆破坏活动。……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实施“两化”战略的形式和手段却发生深刻变化：凡是能动摇我党执政地位的事件，削弱我国政权的活动，就极力设法插手、煽动;凡是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破坏国家统一、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势力，就全力支持;凡是有损我党和政府形象、有利于意识形态文化渗透的机会，就百般利用。……

　　2. 严密防范和控制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被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而威胁政治安全的因素。当前，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些社会矛盾和问题是基于利益而引发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和问题，甚至有些是正当的合法的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利益和权利而导致的各种社会冲突。有些属于社会治理能力的不足而引发的社会冲突。这些冲突有可能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也完全可能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而成为引发社会动荡，进而危及政治安全的根源。维护和保障国家政治安全，不仅要关注和重视对敌斗争方面的威胁因素，还要关注有可能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的热点问题、敏感问题。如“维权”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互联网问题、民间组织问题、失业问题、环境问题、金融问题、生态失衡以及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严密防范和控制可能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的热点问题、敏感问题，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各种社会冲突，成为新形势下维护和保障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的新挑战。

　　3. 密切关注和掌握社会发展过程中潜在的可能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经过30年改革开放，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多样化，新的阶层、群体、组织、职业、身份、观念、利益诉求、政治诉求、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新生事物的大量涌现，可能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可能发生性质转变，成为社会不和谐因素，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或消极的影响。因此，“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成为维护和保障国家政治安全新的价值取向。

　　在世界上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拥有最高权力的“世界政府”的情况下，世界秩序一般表现为……在上述三种表现形式中，第三点尤为重要。

　　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曾分别由不同的大国主导形成不同的世界秩序。一个大国能否成为世界秩序中的主导性大国。主要取决于六个要素：实力，价值，目标，组织，途径，机遇。

　　对新秩序的界定

　　当前，我们所谓世界新秩序的“新”，主要是针对现有世界秩序中的“旧”而言的。这个“旧”的核心问题就是以美国为“中心领导者”的世界秩序。它具体由几部分构成：第一，由布雷顿森林会议所确定的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及由美国所主导的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国际组织：第二，以由美国牵头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其主要标志是G7会议制度；第三，以美国为首的军事体系，包括北约组织、美日军事同盟等，也体现为美国发动的一系列局部战争，作为维系这一秩序的强制手段：第四，所谓“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鼓吹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文化模式以及生活方式。

　　然而，随着此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不断蔓延和深化，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旧”秩序正从其内部开始崩塌。这种秩序的瓦解主要是由美国自身的行为导致的，这些行为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金融无政府主义。美国假全球化、自由化之名，要求各国实行全面的金融开放，以便于其以金融寡头资本为核心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评估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开展跨国经营活动。正是在美国的推动下，全球经济出现了过度虚拟化的格局，金融业屡屡以“衍生工具”、“金融创新”为幌子，肆无忌惮地攫取超额利润。随后，在持续的阵发性的大小金融危机中，各国、各地区、各阶层的财富被一批批吮吸而去。面对这种金融无政府主义，美国政府及其金融当局是放任的、熟视无睹的，而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则无能为力、束手无策。

　　美国政府在经济上的错误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直仰仗美元的特殊地位，不负责任地滥发货币。一方面……另一方面……而这次次贷危机，也是美国过去几届政府……早已为一场大危机埋下了祸种。

　　美国在国际关系上的霸权行径。美国对外高举“民主”、“自由”、“人权”大旗，却常常奉行有所选择的双重标准，几乎不间断地挑起或参与一场又一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而这不仅由于需要庞大的军备开支来维持而逐渐耗损了美国内在的基础性国力，也使美国在国际上丧失了凝聚人心的人道主义信誉。

　　美国主流意识形态陷入两条歧途。近3O年来，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尚未对此作出深刻反省和全面调整，还继续在两条歧路上彷徨。一条是在政治意识上，美国仍在崇尚帝国意识、对抗意识、冷战意识和军备第一意识，继续执意推行美国式民主制度：另一条则是在经济意识上，仍然贯彻增长至上、市场至上、效率至上和财富至上的社会意识，不愿在全球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和消除贫困方面，承担起作为领导者应尽的建设性责任。

　　从更深刻的背景来看，旧秩序之所以可能瓦解，也是因为世界的现实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并出现了产生新秩序的历史必要性和可能性。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全球化是在旧秩序下展开的，但也发展到了它的转折关口。这体现在……

　　其次，世界经济力量的重心发生了转移。……经济全球化已造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

　　第三，各国国家力量的运用面临新的困惑和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因素：……

　　由于以上历史性转变的出现，世界正需要一种新秩序来适应和框定国家力量有效运用的新格局。可以预计，未来的30年，将是酝酿世界新秩序最具不确定性也最有希望的时期。也就是说，有曙光，也有阴霾，既可能取得企盼中的结局，又可能得到谁也意料不到的后果。我们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在我看来，新秩序的曙光即将或已经显露在：

　　改革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不管何种可能性，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作用都会明显地逐步增强，亚洲地区的货币和金融合作也将显现。

　　G20会议制度的形成和不断完善……

　　新型的国家间军事合作公约和联合行动开始盛行……

　　近来西方提出的“北京共识”。不论这种提法准确与否，都表明国际思潮正在发生变化。政府作用、东方理念、社会主义观念、人类共同体意识都将更受关注，而中国所实施的那种能够使社会持续发展、具有相当稳定能力并以和谐为宗旨的单一政党领导、多党合作制的国家治理模式，将逐步被国际社会正面地理解和接受。

　　然而，新秩序的阴霾同样存在：全球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会在一定程度上死灰复燃，经济摩擦纠纷更加频繁，可能引起一系列的“货币战”、“贸易战”、“资源战”和“投资战”，导致更多的外交纠纷和政治危机：欧美社会深藏着一股代表垄断集团利益的精英联盟试图幕后掌控世界的政治势力，如美国的极端右翼保守主义，很可能在一定条件下东山再起：世界各地非政府的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可能进一步抬头，借助宗教信仰、政治意识形态、社会不公或环境恶化等公共话题。煽动和组织无政府主义或反政府主义的暴力动乱，以乱中求利、火中取栗；不少陷于经济困境的国家内部容易滋生狂热的民族主义、过激的民粹主义思潮，并可能通过民主普选的政治领袖的偏执行为来加以宣泄，由此将带来长期性的国内动荡和国际冲突；气候突变、重大地质灾害、意外失控的核武器或生化武器的爆炸以及突发的灾难性粮荒、油荒或恶性传染疾病，可能会具有全球性影响，迫使尚有能力采取抗击的国家力量应急地采取某种临时性措施，从而有可能路径依赖地成为长期性的制度安排，并同预期中的新秩序大相径庭。

　　基于以上分析，未来30年的世界新秩序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基本和谐的、正当的、以正义为主导的“光明新秩序”。而另外一种则可能截然相反。基本冲突的、非正常的非理性将占据上风。现在前者是主流，后者只是支流、潜流，但是不排除逆转的可能。事在人为，我们应该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促成“光明新秩序”。

　　在此背景下，对于我国而言，有两种偏执的情绪是需要避免的。一种是无所作为地独善其身。消极地理解和对待“韬光养晦”的策略；另一种是妄自尊大、盲目冲动的民族主义，不明智地去争抢所谓的主导权，或者不必要地摆出针锋相对的架势。我们应当理智而又清晰地定位中国在世界新秩序形成过程中的角色，应当有这样一些基本认识：要全心全力地把办好中国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与此同时承担起相应的、适当的国际责任与义务：在解决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时不能相互割裂开来。要注重兼顾和互动。

在未来30年的新秩序演进中。我们要逐步有序地、不失时机地扩大影响力。这是一种崭新面目的影响力，而不是旧式帝国或霸权的影响力。在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之间找到和谐的、双赢的途径，是一条需要我们长期探索的道路。

　　那么，具体而言，中国在迈向世界新秩序的进程中应做好哪些战略选择？我有如下几方面的意见可供大家讨论：

　　要将国内问题的解决提升到“在全球意义上作出探索与表率”的高度来看待。……中国的成功，将具有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国际示范意义。

　　全方位地同世界各国建立战略合作框架。其中的中心问题是美国，要善用其力、善待其变，对其垄断集团掌握的霸权力量如何避其锋芒而为我所用，也要予以深思慎虑。中美需要联手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与此同时，也务必要处理好同欧洲、俄罗斯、印度、日本等……

　　在亚洲地区，我们要有耐心和宽容心，逐步从经济一体化市场扩大到政治、外交甚至军事机制上的合作，这是我国运用力量的必要基础。

　　在价值观方面，我们要有新的综合和创新，结合当今时代条件，针对全球化人类共同面临的基本问题，将东西方的精神财富加以进一步的提炼整合，塑造一种全人类普遍接受的新的基本价值观。中国要有自信心、决心和恒心，成为凝聚全球人心的既传统又创新的价值观引领者。

　　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为避免因突发事故而使世界秩序失控并误入歧途，中国有必要加强应对全球性重大突发冲突与战争的基础准备和应急预案，并善于利用这种机遇为世界新秩序的开拓创造条件，并为此作出战略策略部署上的必要准备。

　　中国最终能否在世界新秩序的形成过程中成为国际间众望所归的影响力量。将取决于中国在国内能否保持全面持续的进步和对国际事务的得当处理，而这一切又取决于国家、社会治理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崇洋媚外地照搬西方是不对的，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也不可取。我们需要真正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有序实施。中国人应有这样的豪迈气概：让自己所创造的人类财富、所建立的社会形态、所锤炼的精神品质，真正赢得全世界的认同和仰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