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代王威发】站在胡锦涛的高度谈新疆问题 -- 张七公子

顺带一提的是，一九九七年《认识台湾》的国中教科书内容之争。我对此事无兴趣，也未读该教科书，但从报上得知书内曾使用「终战」一字。我必须要指出，太平洋战争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unconditional surrender）结束的。所谓无条件投降，就是日本直截了当投降，不能讨价还价或有什麽条件。投降对象包括中国在内，老总统时任同盟国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日本人对其国内人民不承认是投降，说是终战。终战者，终止战争也，有两种含意：一是并未投降，只是战争暂时终止；一是暂时终止，日后还会再战。所以终战是彻底隐瞒日本无条件投降这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的日本皇民用语。这些编教科书的人士有权将其子女皇民化，但绝无权编在教科书中，让其他支那种人（日本人用语）的子女皇民化。我们可以原谅日本人屠杀支那人的暴行，但不会忘记被屠杀的耻辱，而认贼作父。

二、前台北市长陈水扁对老总统的侮辱。陈水扁就任市长伊始，便下令将介寿路改名爲凯达格兰大道，其意谓老总统不如最早登陆宜兰、最先进入台北盆地的凯达格兰原始民族，藉以羞辱老总统。我在前面说过，我们外省人那是追随老总统而来的，老总统永远是我们外省人的精神领袖，羞辱老总统，对三百万的外省人而言，是非常严重的事。好在外省人承平生活过得太久了，上层忙于争权卡位，下层忙于攘利谋生，早已麻木不仁，醉生梦死，可能根本不知道老总统是在被羞辱，或者知道也懒得去过问，故都沉默以对，哀莫大于心死，诚然。

国人中有两个人应该站出来爲这件事说话的，但都没有：一位是李登辉总统，应以元首之尊爲故元首的受辱说几句话，更何况身受经国先生栽培提携之恩，方有今日；另一位是郝柏村，更受两代蒋总统的栽培提携之恩，跻于高位，既有兴趣去选副总统，理该爲老长官受辱说几句话。

我希望以后无论哪一任的市长，能将凯达格兰大道路名改回来，须知介寿路是一个很典雅的名称，有两种含意：其一，当然是纪念老总统，因爲他字介石，介寿正好祝其长寿；其二，介寿典出《诗经》：「爲此春酒，以介眉寿」，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敬你一杯春酒，祝你活到眉毛长出白长毛来。眉毛长出白长毛大约年龄要到七十岁左右。古人平均寿命短，人生七十已是古来稀了。所以介寿路者，是祝全国人都长寿的意思，并不限于老总统介公。当然也可改成总统路、府前路等等。

我是坚决反对搞个人崇拜的。一个无论多麽伟大的人物，一旦逝世，便应让他平静地走入历史，一生功过是非，百年之后，公正的历史家也许会给他一个定论，留名青史。华盛顿爲美国开国国父，邱吉尔爲拯救英国于危亡的功臣，还不都是平静地走入历史，留下一坏黄土，几页青史，供人凭弔而已。所以我一向主张，除非是出自广大人民的自动自发，千万不要用公权力与公帑搞什麽铜像、中山路、中正路、中正大学、中山大学、国父纪念馆、中正纪念堂。尤其不必在公共场所就要挂四幅像，国父、老总统、经国先生的遗像都应该取下，只挂现任元首的像，表示对国家的尊敬。

我也不赞成放纪念假，搞什麽谒陵，以前皇帝都并未如此。坦白地说，民主国家政权可以随时转手，一夕之间，可以全面更换，有什麽意义。我们既然号称民主国家，就应该有一个民主国家的模样。我也主张国民党或政府经由海基会透过海协会与中共高层密商，或派遣国民党中常委去北京协调，将两代蒋总统的灵柩运回其故乡奉化安葬。两代蒋总统灵柩之所以浮厝。就是要归葬大陆的意思。狐死正首丘，此爲人情之常，应该帮他们完成这个心愿，但必须低调处理，仪式简单隆重，千万不要搞什麽国葬，以致使中共不同意。

现在我要谈一下我与老总统的个人关係。我第一次见到老总统，是一九三三年的夏季，我以汉口市立第一中学初中一年级学生代表身分，聆听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蒋中正，在汉口明星电影院召集武汉教育界人士的训话。他长得什麽样子，说了一些什麽话，当场就没弄清楚，只见到勤务兵提一个热水瓶倒水给他喝。一九四三年，他兼任我的母校中央大学的校长，远远地见过几次，我的毕业文凭署名的校长就是他。一九四四年，我进中央设计局任职，他是我的长官，爲了青年从军被集体召见训了一顿。一九六五年，我以绩优公务员再被集体召见一次，我与他的关係如此而已，但我可以称他一声老师或校长。

一九六七年六月，老总统在国家安全会议上曾向出席的党政大员提到我。大意是说：「有一个叫王作荣的，写了一奉书叫作《台湾经济发展之路》，其中百分之八十我都同意，你们下去找一本读一读。」散会后，这些大员纷纷向我原来服务的机关经合会索取，报上说一时洛阳纸贵。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国民党九届五中全会，他又在约八百人的党政军人员前介绍这本书，并宣读，要大家下去读，于是他们又向经合会索取了一次，经合会爲此印了好多版本，还有大字版。那时我远在曼谷。后来，他告诉左右，说王作荣是个什麽样的人，他要见见。这是他的祕书孙义宣告诉我的。

不久，经建会便打电报给我及联合国亚远经会，要我回来一趟，但并末告知我是老总统要见我，只是要我研究台湾经济问题，提供意见给政府参考。我于一九六七年八月返国，便老老实实地坐在经合会给我的一间办公室裡，埋头做研究写报告，除了被请吃饭外，没有主动要求晋见任何人。我于九月十二日离台前夕，经合会才通知我要去见老总统。我晋见时，老总统连声说好，并说《台湾经济发展之路》他都看过，内容也很同意，只有两点他有点意见：一、战时中央银行的运作，我不了解实际情形，有些误会；二、交通建设很重要。但语气十分温和客气，接见约十馀分钟后我即辞出。当时接待的祕书是王正谊。自始至终，我都未被告知这次回来是因爲老总统要见我，特别电召我回来的，而且一直拖延到我必须返任的前一日才安排晋见，这就是官场的险恶。

这次回来写的报告，我当面呈上一份摘要，以后又补送了一份全文，也送了经国先生全文，相信老总统都仔细看过了。这篇报告连同前面提到的《台湾经济发展之路》中所提出的建议，大部分都被採纳，举其要者如下：

一、培养人才。本来设有国防研究院做几个月短期训练，来培养干部，以后便延长爲一年，并派往国外考察。

二、立即推行九年国民教育，并设立国科会等机构，发展高级科技。

三、发展资本密集重工业，如大炼钢厂、造船厂，以后都纳入经国先生的十大建设计书中。

四、整顿司法，提高待遇，建立优遇制度，淘汰年老不能办桉之法官。

五、整顿税收。设立行政院赋税改革委员会，历时二年，以求赋税之改革。

六、改革金融。设立银行改革小组，派专人出国考察，亦历时数年，提出改革报告。

七、在行政院设立决策小组。

以上仅就记忆所及，简单提出几项，因年代久远，并不齐全。请读者参阅附录四、五，当可有进一步的了解。这裡有几点值得特别指出者：

一、所有採纳之意见并付诸实施，从未有政府决策阶层人士告知我，对我而言，可说毫无回应，当然更无一言半语嘉奖或因此而给我适当职位。换言之，建议可以採纳，建议人则丢在一边，连通知一声都没有，真不知道这究竟是什麽心态。

二、据说赋税改革，财经当局怕老总统要我回来主持，抢先签请老总统要海外学人刘大中回来主持，我连参与的资格都没有。银行改革则由张兹闓主持，我则被聘爲小组委员。正如一九六○年我提出十九点财经改革措施，被排除在改革小组之外，不能参与一样。官场排挤打压人，可说不择手段，然而却误了国家大事。这些改革，包括司法改革在内，我都有一套如何推动的构想，可以使其落实，得到成果。现在连参与发言的机会都被剥夺，我也只有看着这些改革失败而己。

三、早在一九六七年，我提出的三大优先改革工作中，就有司法改革一项，所见不爲不早，对司法之重要性所知不爲不深。现在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司法情况每下愈况，如果不从根拔起改革，很难有成功希望。一拖三十年，实在令人气馁。

四、早在一九**年及一九六七年，二度建议行政改革，培训优秀文官，使政府行政现代比，迄今三十馀年，仍在喊提高行政效率，文官制度及文官品质仍是落后状态。即使从现在开始全力改革，收效也将在十年以后，换句话说，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

五、除九年国教係老总统亲自主导，卓有成效外，其馀各项建议虽都付诸实施，可说全都失败。包括重工业的建立在内。唯一的理由是决策阶层官员本身知识落后，又不愿意屈尊下问，敷衍塞责，做些「纸面工夫」，骗过老总统仍可升官或占稳位置；以及可能已爲老总统所察觉，因此几次在数百人的大会中痛骂「文书政治」误国。然而老总统那时已是八十馀岁高龄，兼且国势日下，有心无力，徒呼奈何而己，悲夫。

以上就是我与老总统的全部关係，但这是非比寻常的关係。以老总统当时威望之隆，阅历之深，识人之多，而其一生所见到的提桉、建议、文书何止千万件，我那时的地位不过区区一处长而已，实在算不了什麽，但他一读我的《台湾经济发展之路》，便十分称讚，要召见我。我想主要理由不外求治心切，认爲我的论点颇合于他求治的需要。据他的亲信告诉我，他很少公开同意别人的意见。

据他的祕书钱复告诉我，他曾吩咐左右人员，所有我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意见，片纸隻字都要剪呈给他看，可见他对人才的重视。而他之所以对我这样地位的人如此重视，一定是他已厌烦他眼前所用的那些人不堪用，不足以执行他的任务，满足他的需要，急于另觅人才。我返国后，曾有几次在国民党如全会之类的集会上听他讲话，他都是严峻地指责大官们不认真做事，也不认真读书，搞文书政治。

有一次他还说：「你们都不读书，只好我这八十几岁的老总裁去读书了。」这该是多麽沉痛、多麽失望的话。我说他求治心切，是因爲他一生都在求中国富强，建设一个现代中国。现在既不可能，又值衰老残年，来日无多，于是便想在台湾实现他的理想。英雄暮年，倨处台湾一隅之地，有志难展，令人无限同情。

一九七一年，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及所有与其相关的机构，老总统犹能支援，并公开露面。一九七二年，日本与中共建交，以怨报德，对他打击太大，从此健康恶化，即未再露面。一九七五年四月逝世，万民震悼。灵柩暂厝大溪，犹冀有返回大陆之一日，令人悲恸不已。

最后，我要特别在这裡指出的，便是老总统愈是看重我的文章，愈是提到我这个人，我便会愈被隔离中伤，愈不能接近他，不能爲他所用。事实上，他那时已年迈，也无精力去用新人、行新政了。我之不被用，毋宁是极其自然的事，过失并不完全在我。

——以上《蒋中正总统》，摘录自1999年第一版《壮志未酬：王作荣自传》（台北： 天下远见）

——附注：王作荣，生于1919年，湖北汉川人，南京中央大学经济学系毕业，美国范登堡大学经济学硕士。国民党党员、经济学家；中华民国前考选部长、监察院长。早年服务于行政院美援会，曾任台湾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中国时报》总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