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南都萨苏王外马甲戈叔亚专题：战争史发烧友:打捞历史真实碎 -- 不惜

王外马甲：在“文革”材料中找

王外马甲本名黄晓峰，他遭遇抗战史的经历尤为传奇。1987年，大学毕业的王外马甲进入公安部门工作，被选调做档案清理。当时正值拨乱反正，许多“文革”时期的档案材料需要清理。王外马甲的工作就是阅读这些老干部的档案，清除里面的揭发信和当年他们写的自我检查。

“‘文革’里写的材料是最真实的。过去想不起的东西，把你关在牛棚里天天想，加上别人也揭发，全都想起来了。”几天之后王外马甲就发现这些档案是一个宝藏。这些写检查材料的人包括老八路、老解放军、老国民党官兵，他们反复梳理自己的一生经历，写的东西触及灵魂。“你能看到一个人性发展的全过程，很动人。”王外马甲沉迷于此，足足九个月，天天废寝忘食，阅读大量的档案和检查材料，了解到了许多从来不知晓的历史事实，尤其是他感兴趣的战史。

“我理解到，战争是一种非常态的社会状况，在这种非常态的社会状况下，他会触及人性的剧烈变化，使人性中最根本的得到体现。”

而后来的一个机遇，进一步让王外马甲接触到了这群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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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细节都可找到三个以上的史料印证

一个叫蔡智诚的贵州年轻人，出身殷实之家，大学未毕业便满怀救国理想去参军。他的一生经历了无数次战役。惨烈的松山大战中，他临阵磨枪，学会使用美式先进武器火焰喷射器，曾封住日军一个碉堡的机枪口。之后他又成为中国最早一批空降兵之一，抗战胜利后参与南京受降仪式。内战开始参加豫东战役和淮海战役，九死一生，直到被裹挟起义，返回故乡。

这不是小说。《战场上的蒲公英》用40多万字写下了一个国民党士兵蔡智诚在战场上度过的日日夜夜。作者王外马甲声称，书中的内容从人名、战争过程到细节，全部真实，来自当事人的回忆和记述，以及战史和档案资料，几乎没有杜撰。

王外马甲的证据之一是：“蔡智诚就是我家二楼的邻居，而三楼住的就是刘春雷。”———刘春雷是王外马甲第一本书《中国骑兵》的主人公，抗日战争中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的连长。

如何定义这本书的性质成了一个难题。“这显然不是传统的所谓纪实文学”，萨苏说，王外马甲书中每一个细节几乎都可以找到三个以上的人或史料的印证。而传统的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因为作者虚构细节早已被败坏了名声。

死扣史实写的原因，王外马甲说最初只是为了网上的争论。一次他质疑《亮剑》里政委赵刚在李云龙面前像小媳妇一样，是不符合当时军队情况的。对方嗤之以鼻，这让王外马甲非常不爽：“别人动不动就拿《亮剑》里的话来说，我也能写一本。”

为了让网友信服，王外马甲决定将《中国骑兵》的史实写得极其坚固。幸运的是，他认识刘春雷和蔡智诚。1988年落实政策以后，贵州开始修小高层的房子，给老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住。王外马甲的父母搬进了小区，住一楼。二楼住的就是蔡智诚，三楼是刘春雷。

蔡刘二人的档案，王外马甲都抽出来看过。这些老人很寂寞，而看过他们档案的王外马甲对他们也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亲切感，频频出入老人家中聊天，老人家眉飞色舞，透露了更多档案里没有的细节。

用余戈的话说，80年代是获取抗战老兵口述史的黄金时间。这批老人时值60多岁，正是记忆清晰又很愿意讲述的年龄。可惜的是，只有极少数人抓住了这段时机。王外马甲算是幸运者中的一个。加上王外马甲的工作性质，使他更便于获取档案资料，核实细节。在《中国骑兵》里，不仅所有相关的人名全是真的，包括士兵几月几日出生，籍贯是哪个县的都被他搞得一清二楚，在西西河社区引发了轰动。

蔡智诚的故事因为从一个国民党士兵的人生经历和视角来看待抗战和内战，引发了更多的关注。作家李克威评价“正如书中描述，双方指挥官多是同学，士兵是同乡，他们中不乏同村、同宗，甚至同胞兄弟，血浓于水，却切齿以对，拼得你死我活。”但王外马甲否认自己是在研究战争，“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战争中的人性问题。”

8月27日，萨苏和王外马甲，两个网上著名的抗战史作者在北京三联书店签售。许多网友粉丝到场，几乎是清一色男性。萨苏和王外马甲在“西西河中文社区”神交许久，也是第一次见面。

从2000年起就泡论坛的萨苏，深知网络发烧友中高手济济，板砖厉害。六月，萨苏在一篇《“冀中的狐狸”之死》中描述八路军冀中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战死前后的情况，当时根据资料推断与常德善一起牺牲的政委名叫金城。文一发表就有网友指出当时金城已经调离，牺牲的政委叫做王远音，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萨苏即将其改了过来。

应朋友要求去查找史实的事情萨苏也没少干。专门做抗战老兵口述史的作家方军，有一次请萨苏帮忙查证29军老兵王自治在沧州击落日军飞机的资料。萨苏通过自己掌握的中日两方资料，很快查证了史实的情况。

王外马甲曾经总结过“西西河”上写战史的几位高手：专门研究日军的“冰冷雨天”，其分析日本军国主义成因的著作《军国幕僚》被誉为“奇书”；专门研究解放军的“双石”，骑着破摩托车跑遍长征路，写的《开国第一战》详尽记述朝鲜战争；此外就是用日军史料看中国抗战的萨苏和王外马甲自己。

因为各自视角不一，“有网友觉得老冰偏向‘右派’、双石是个‘左派’，萨苏和我则属于中间的‘调和派’。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无非是条件不同、重点有别、花招不一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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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补充了细节和史料

戈叔亚的经历恰能说明一个发烧友搞研究，碰到的困难和热情能有多大。

上世纪80年代，没有单位证明的戈叔亚被机构拒之门外，只能私下通过朋友找到抗战老兵采访。国内资料稀缺，看到书后有日本老兵的地址他就写信，给日本的大学也发信。东京大学文史部真的给他寄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关于松山战役的。通过一位国军老兵，戈叔亚又联系上一个美国老兵协会，之后与史迪威将军的外孙成为朋友。

1984年，戈叔亚第一次去松山。战斗工事遗迹仍在，两方搏斗的痕迹都很清晰。山上没有别人，戈叔亚听到自己的心脏怦怦跳动，仿佛听到了几十年前惨烈的厮杀声。恐惧和震撼，让他转身往山下就跑。

后来他又先后去松山30次。一次看松山抗战阵亡墓碑，一千人的阵亡名单，但墓碑上已经看不见任何一个士兵的名字。“文革”当中这些名字都被石刀抹去，石碑被老百姓拿去河边槌衣服。“我见过日本的阵亡墓碑，名单都排列得特别整齐，死亡士兵准确到个位数，这对我触动特别大。”

之后，很多日本老兵听说戈叔亚，开始来昆明找他，提供史料并要求到松山去看战争遗址。戈叔亚成了安全部门的重点监查对象，并几次丢了工作。戈叔亚总结出一套方法，怕写的信在昆明受到检查，他跑到广东去寄信给日本老兵，老兵们通过非常正规的外事渠道要求联系戈叔亚，这样他身上的压力才渐渐放松。

戈叔亚第一篇关于滇缅战争的文章，也是先寄到美国，再由朋友寄到台湾，被《中国时报》连载。直到1997年，戈叔亚在云南发现当年抗战中美国援华的战斗机残骸，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报道，后来成为两国国家领导人关注的一个重大事件。此后，戈叔亚才能光明正大以滇缅抗战史研究者的身份搜集资料，发表文章。之后多次与凤凰卫视合作，为《中国远征军》等大型纪录片作顾问和撰稿。

商人章东磐的经历有些不同。他在云南做生意，最早被一本叫做《剑扫烽烟》的抗战小册子打动，里面讲到一场大战，中日双方一场白刃战，日本人全死了，中国兵也死得差不多了。最后，剩下的中国连长挥刀自尽。为了寻找这场格斗的发生地，章东磐和朋友孙敏在腾冲到处探访，找当地老村民访问，结果众口一词，村外树林里根本就没打过仗。中日史料中也毫无这场仗的影子。章东磐才明白，这个感天动地的故事根本就是号称“纪实文学”的作者凭着想象编造的。

另外一个吸引了他的感人的故事是，在中条山战事中，云南腾冲籍的一位将军壮烈殉国，将军的父亲绝食而亡。章东磐在腾冲城找到了将军的亲戚，印证了推测：老先生其实是病死的。

“我们总是习惯于笼统地讲历史，我发现在龙陵县为远征军立了一块碑，碑的两面讲述的是相同的内容，但伤亡的数字却完全不同。看看日本人的战争记录，他们对于每次战役中缴获的弹药都精确到个位。”

评论家张柠表示，民间研究者最容易出现的领域，往往是认知程度很低的领域，或专业学者存在禁区的领域。“在此基础上草根研究者做的田野调查，补充的细节和史料，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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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战史：关注普通人

8 月26日，萨苏作为嘉宾，参加了余戈《1944：松山战役》的新书发布会。在会上余戈提出了“微观战史”的概念：对一场战争的描述，可以细致到每一天的战斗情况，重视那些位置很低的“三亲”者(亲历、亲见、亲闻)，写到一线的战士和“战壕细节”。余戈的《1944：松山战役笔记》就采用了“逐日记录”的战争叙述方式，记录每一天战地上发生的情况。

戈叔亚读到《1944：松山战役笔记》中的一个细节后极为感动，给余戈去信：远征军渡过怒江时，有一名班长担心横在江上的钢索刮到其他战士，好心去推扶，不慎吊在半空，最后溺水牺牲。

余戈在翻阅史料时，查到了他的连长的回忆录，得知这位不知名的战士名叫“邓超”，便在书中专门用了一段来记录他的故事。“每一个牺牲都有其价值，他的名字同样应该留存史册。”余戈在书中说。对此，戈叔亚表示，“一个士兵溺水”在许多关于远征军的史料中都曾提到，但这仅仅是用来反衬中国军队渡江如何成功。余戈的做法真正关注到了个体的价值。

章东磐在《父亲的战场》中写到一个叫叶进财的腾冲老兵。在多年遭受生活艰辛之后终于有机会向人讲述自己的历史，他把自己的军衔升了级，把参加的战役夸大。“可是谁也不忍心指出来。这样的一位老人终其一生，也只有那一仗是能够聊以自慰的，而那一仗又曾经带给他多少苦难和他根本扛不动的政治锁链。”在《父亲的战场》中，写的全是这样的小人物。

在萨苏、王外马甲、余戈、章东磐等人的笔下，少年兵、一架敌机、普通士兵的命运、每一天的战场……他们关注的战争细节和人物，都是传统的战史研究不可能涉及的内容。余戈举例说，关于滇缅战争，过去的论文讲的都是蒋介石、史迪威和外交折冲。真正关注普通士兵的命运，当从民间研究者开始。

从1997年开始就走访抗战老兵的作家方军，关注每一个老兵的命运和现实，做了大量口述实录。在最近的一篇博文中，他写了93岁抗战老兵李志学“参加过抗日战争，却没有光荣感。”方军不无悲哀地指出，几十年来，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许多国民党老兵自己感到光荣也不敢说，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在方军倡导下，一个叫做“互助抗日老兵论坛”的网上组织，由一群北京青年发起，他们发动网友寻找家境困难的老兵，捐钱捐物，通过民间力量补偿这些战争亲历者。

章东磐写完《父亲的战场》，目前在全力投入另一件事：经他和朋友的努力，他们即将到美国复制一大批珍贵的滇缅战争的老照片和纪录片，回国进行展览并提供给研究者作为史料。初步预计照片超过两万张，战场上的电影胶片估计有几千小时。最近，他们听说胡佛研究所又发现了几千张照片。“我们战场最好的资料是在美国。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这么逼真地看过我们战场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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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结着大众与历史

这些业余研究者，一部分不认为自己是在做研究。比如萨苏，“我谈不上是一个研究者，应该是一个记录者。”章东磐则称，“我只是脚踏实地做田野调查，还原一部分历史的真实。”

王外马甲说，草根研究者跟专业研究者的区别，就在于没有什么束缚与禁区，而且发烧友更懂得读者爱看什么东西。“我们把主流没有关注的东西放大了，向大众推广。我们力求向专业靠拢。”

余戈则认为，国外的学术大众化是非常普及的状况。专业学者研究和写作是为了发表论文，评职称，是一个饭碗。业余研究者完全出于个人爱好，做事情不计成本和投入。这样的热情往往能达到很多专业学者无法达到的效果。

“这些作品严格来讲不是学术，应该算一种好看的历史读物”，评论家张柠称，历史研究有一整套的学术方法和模式，需要经过完整的学术训练。除了史料，更重要的是对史料的科学解读。“当然从年鉴学派开始，西方近年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找到一套新方法，在大量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关注细节，讲故事，让历史作品不再那么干巴。”

张柠认为，草根历史的写作更多是为历史研究补充细节。他们最大意义也在于将大众与历史勾连起来，传播史实，这是文化走向民主化的一种表现。

评论家谢玺璋则认为，对这些人的研究应该分开看。余戈书中严格的注释，考据式的论证方法，其规范和严谨性很接近专业研究。他们的叙述语言都不是完全学术化的，但也更加好看和吸引人。

谢玺璋说，欧美一直有这样的大学者，他们可以写很高深的论文，也可以为普通大众写很通俗好看的普及读物。而在中国就特别缺乏这种又好读又有深厚学术背景的作品。“这些民间研究者就弥补了这种空隙，他们的位置介乎于学术与大众之间。”

BⅡ28-29版撰文：本报记者　田志凌　实习生　陈书芬

本版图片由余戈、戈叔亚、萨苏提供。

• 王外马甲的文章，“每个细节都可找到三个以上的史料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