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文革,要不要再来一次 -- 钱二

　　西西河有很多讲文革，叙述自己所见所闻的文章。比如柳叶刀兄的小眼看文革系列。曾经收集过类似这样的文章链接，可惜后来有一次误删，找不回来了。我对文革的印象，就是这么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没看过内部资料，没看过中共出版的党史，没看太多专家学者的研究，从小到大受的教育里有一些零星的片断。如果这样叫做被宣传了，或者叫“不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看过了是被宣传，没看过是不知道……），我是不承认的。我觉得吧，声称别人被蒙蔽了，不知道真相，同时又不告诉别人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不是能让人信服的做法。人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谁又敢说自己不是被宣传的那一个呢。我最多只能接受：我只看到，只关注了文革的某些部分，而赞扬文革的人看到了另外的部分。

　　文革和改革时期的道德比较话题，经常被提起，并作为改革的主要罪状之一。我得说，这不公平。关于这个问题，不妨从另一个眼下正热的话题说起。7.5事件，有人说维族压迫汉族，理由是只要发生维汉纠纷，维族人不管谁有理，只会团结起来偏帮维族。并进而推论，这就是维族人的劣根性。我只能苦笑，这种事我从小到大看过无数次。我是农村出来的，本镇周围六七个村，分成余黄两大姓。两姓之间经常发生纠纷，这种时候，姓余的绝对只帮姓余的，决不会问姓黄的是否有理。本镇人去县城卖菜，跟县里人发生纠纷，这两家平时就算打得再热闹，这种时候也绝对只帮本镇人，而不会去问谁有理。推而广之，本省民工去外省打工，和外省人发生纠纷，也绝对是本省人互相帮助，而不会去管谁有理。这又是谁的劣根性？

　　“君子不言利”，儒家生们几千年传下来的教诲。至今很多人，喜欢传统文化的也好，认为传统文化应该打倒的也罢，自觉不自觉还是照这个行事。一切问题似乎都是道德问题，只要道德好了，大家都“自律”了，似乎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我是墨家门徒，所以至少不耻于言利。鸿蒙始判，天地初开，猴子刚从树上下来的时候，既不存在文化，也不存在道德，而利益已经存在了。所以利益是更原始，也更本质的历史驱动因素。所谓道德，不过是人和人在利益博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被人们认为有利于“共赢”的一些基本规则。这些规则因为人生存空间的拓展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在不断变化之中。回头看上面的问题，维族，村民，菜农，民工，这些人如果选择帮外人，除了感谢之外很可能什么都拿不到，而失去的将是自己本来就很小的生存空间中很大一部分甚至全部。反之，如果交到朋友，生存空间可能会有很大拓展，而不会有什么损失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多少可失去的。何去何从不难选择。另一方面，汉族相对不团结，城市白领就不会象民工那样帮亲不帮理，这些人生存空间相对大，帮亲并不太可能对自己有大的实质性帮助，反而可能有损失，这种时候主流道德才会出现在大多数人的考虑范围之内。还有，村民，经常在各种游记中被误解成“纯朴”的人。其实如果你跟他住一个村，就不会认为他是“纯朴”的。在某种程度上“纯朴”只是无知而已。如果他知道他手里的货在外面的市场上值什么价，是绝对不会很便宜卖给你的。反过来，津津乐道于村民纯朴的这些人，如果用严格的道德律令来衡量，用时髦的话说，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在欺骗人民。因此，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劣根性，那就是人的劣根性。

　　道德，在家族私刑被废除的现代社会，不具备强制性力量。道德的力量，只表现为舆论监督。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建国头30年的道德水准看起来要比改革时期好。在一个人一生几乎只待在一个村，一个工厂，一个单位，一个大院的时候，舆论的力量是强大的，戳脊梁骨和流言蜚语可以把人活活逼死，自身的前途也往往和舆论密切相关。而在今天，在人们大范围流动，不再由国家安排而是自谋出路，只要有钱甚至可以到另一个世界重新开始的时候，舆论是软弱无力的东西，礼崩乐坏是必然的结果。文革时期的官僚是一个特权阶层，并不比今天的官僚更清廉。而文革时期的人民，在被彻底解除了束缚之后，表现得也并不比今天的人民更高尚。要知道，改革和文革相距并不远。九十年代黑煤窑的小老板，造假米假酒的小工厂主，都可能二十年前还是“纯朴”的村民。为什么他们不再“纯朴”？受害者来自千里之外，或者远在千里之外，本村本地的舆论对他们不足以形成大的不利，这样靠“他律”的道德是无法抵御巨大的利益冲击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个人的力量已经强大到不再需要依附于国家或某个集体，这个时候还想回到过去的“美好时代”，是不可能的事情。就象诸侯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摆脱周王室的控制，孔子这种落魄贵族也就无法回到周礼的“黄金岁月”一样。

　　我不想完全否定道德自律的存在，不是每个人都只看重眼前利益。受环境和经历的影响，每个人都会形成自己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底线。能够严格自律，坚守底线的人也是不少的。比如革命先烈和今天的某些脊梁，对这些人，我表示尊敬。但是，这些人，不是社会的大多数，从来都不是。并且，某一时期的特定道德，基本只够影响一两代人。今天还有家长在对子女作性教育的时候，坚持不允许婚前性行为的吗？恐怕大多是一边说不许，一边偷偷塞过去一个避孕套吧。无论家长们能不能接受，愿意不愿意，这个趋势已经无法逆转。女性的力量已经强大到不再需要依附于男性，下一代看到别人未遵守规则也并未受到惩罚，过去的某些保护措施就被去掉了。如果家长们都无法对自己朝夕相处十几年的子女灌输某种道德观念，怎么把道德败坏的原因都归到政府头上呢。我从小到大，受的教育都是要无私奉献，不要自私自利，现在的孩子同样如此。但是孩子并不是只受学校教育影响的，一边骂官僚腐败，一边遇到事情忙不迭找关系的人民，怎么能把道德败坏的责任都推到政府头上呢。非洲风云 三十二 彩虹国度“我们不能确认昨天的被压迫者，在明天会不会成为压迫者。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太多了，我们不能保证在这里不会发生。”人民并不是某种永远伟大光荣正确，永远不需要反省和自问的存在。

　　历史由谁创造，靠什么驱动？精英创造还是人民创造，是文化驱动的吗？今天中国人道德败坏，是传统文化垮掉的结果吗？西方人道德水准相对高，是基督教影响的结果吗？不管是黑暗的中世纪，还是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年代，还是美国西部大开发的蛮荒岁月，基督教什么时候保持过人们的道德水准，怎么今天就突然起作用了呢？今天南部非洲不少人都信基督教，非洲人的道德水准如何呢？中国传统文化，又什么时候保证过中国官僚的道德水准？今天发达国家人们的道德水准高，不是文化的影响，而是法制的力量。中国如果想要一个秩序井然的黄金年代，要建设的也是法制，而不是道德。人文学者们向来没有逻辑，喜欢倒果为因（顺便评下书，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俺看了一半，实在看不下去，到处是倒果为因和牵强附会。俺人微言轻，说话没有说服力，所以推荐大家看《白银资本》，该书作者和俺观点一致。俺看过的中国人文学者的东西不算多，俺看过的这些人当中，说话能有逻辑的只有一个：顾准）。文化变迁和社会变迁常常一起出现，人文学者就说文化变迁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其实恰恰相反，文化变迁是结果。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吗？十字军东征重开地中海商路之后欧洲经济即开始恢复，12世纪威尼斯银行成立，商业城邦开始出现，14世纪资本主义已经蓬勃发展，自由平等博爱已经是资产阶级开始展现力量的宣战号角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开始中央集权的原因吗？集权和分封的斗争从战国开始，到汉武尘埃落定，董仲舒不过替汉武画一个凯旋的句号而已。1915-1919的新文化，五四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因吗？革命在1911年完成，大清帝国垮台，五四时城市工商阶层已经是支持学生的主力了。文化变迁从来都不是在社会变迁之前，而是在社会已经剧烈变化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要求打倒或改造旧文化，适应新形势。也就是说，文化变迁，从来都不是社会变迁开始，或者不开始的决定性力量。

　　历史，是人和人，精英和人民在利益博弈中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人设计的结果。文革是如此，改革也一样。因此，我说过了，我不想评判毛的是非功过，不想把功与过都推到某个个人的身上，毛是如此，邓也一样。如果说到文革，就不是毛个人意志，说道改革，则所有不好的地方都该由邓负责，这是双重标准，不公平。

下篇预告:公平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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