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现炒现卖】之美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监管 -- 南方有嘉木

这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Curtis J. Milhaupt写的文章，原文比较长，有18页左右，我算是做了个缩编，希望没有违反河里关于文摘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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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企业在美投资经验

总论

虽然中国和日本在政治倾向以及与美国之间的地缘战略位置上有很大的不同，但两国对美FDI的背景还是有很多重合之处的。现在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FDIC的环境，与上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在美国面临的情形非常相似。中国对美FDI的动机与80年代日本队美FDI的动机也十分相像，都是由大量的出口贸易转为通过在美国的区位优势和所有权优势，将原来在境外进行的市场交易内部化，以获得更大利益；FDI亦可以规避关税壁垒等贸易保护措施，比如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被认为是推动日本对美钢铁行业和电视机制造业投资的因素，作为对该政策的响应，日本汽车制造商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对美投资策略，开始在美国建设生产设施，并与州政府及地方政府形成联盟。

（注：内部化理论----跨国企业将原本在境外进行的市场交易内部化。借助于在母国市场上的实力，在境外开发技术性资产和建立分支机构，以克服在外国陌生的商业和法律环境中经营企业的劣势。从这一角度来看，出口和FDI是互补的关系----出口表明了出口目的国具有充分的市场需求，可以证明FDI的可行性，从而（部分地）推动在该出口目的国的生产以及分销过程的内部化。）

日本经验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分清联邦和各州政府对FDI视角的差异。日本的经验表明，避免个别企业进行高调的收购活动或 游说（相反地，应该通过代表外国投资者的商业组织来施展影响），可以有效缓解双方的摩擦。

在日本FDI的早期阶段，一些评论家曾预测，日本在美投资将会表现出十分独特的模式，这主要是基于日本与美国的文化差异，以及美国人认识到日本企业的经营结构和政府关系与众不同。具体而言，评论家指出，日本企业倾向于利用自己在海外的贸易公司（affiliated trading companies）作为其海外市场的代理。但到了90年代早期，日本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模式日益趋同，越来越接近欧美企业的惯常模式。

另外一个问题是选址决策：影响外国产业转移到某处生产的因素是什么？对投资目的国的选择是选址决策中的关键问题。对当年的日本跨国企业来说，美国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质量和劳动力队伍等使其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国。这对今天的中国跨国企业也是一样的。对选址有影响的因素包括：所需资源和服务的位置；各州政府的政策；工会的力量。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FDI：特征和摩擦

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在海外持有的总资产增长了25倍，其在没FDI的比例从1980年的19%增加到了1987年的31%。

在上世纪70年代，对美投资仅仅是日本促进国际贸易的手段，当时日本的FDI大部分来自于贸易公司和为贸易公司融资的银行。1980年日本在美国批发贸易领域的外商投资中占37%，而制造业则不足5%。

80年代，日本在美制造业投资加快，而且日本企业试图在美国复制他们的运营体系，对美国分销渠道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以支持汽车和其他商品的行销，有利于制造与分销环节的密切合作。日本在美FDI行为的转变，符合标准的FDI理论，也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利用所有权和区位优势，将在海外的销售和其他经营活动转移到公司内部进行操作，如此企业降低了成本，但是日本对美投资也表现出了一些独特之处，其中之一是日本跨国企业倾向于从日本总部严格控制其海外的生产分公司，其海外生产分公司几乎完全依赖日本输入的资源，并由本国人担任企业高层领导，原因可以归结为：集体的决策过程、即时生产流程及其他日本企业的组织特征。

1985年的《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和美元的汇率进行了较大的调整。美元贬值导致了来自日本的FDI增加，这些增加的FDI大都是以兼并收购的形式进行的，尤其在高科技产品制造行业。另外，日本80年代的投机性泡沫经济和日本的并购活动增长也有极大的相关性，当时索尼购买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等并购活动其实效益不佳，应是泡沫经济产生的溢出效应。

美国国内不断上涨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是日本对美FDI的重要催化剂，最佳例子是汽车产业。1981年，日本企业开始主动限制对美汽车出口，让美国汽车产业可以有时间进行必要的调整，来提高其产品对进口产品的竞争力。直到1984年，日本企业每年都更新这个限制。汽车自愿限制协议（VRA）导致日本汽车制造商到美国建厂生产。当时日本三大汽车制造商占日本出口到美国汽车总数的75%，在执行了VRA之后，这三大日本汽车制造商开始在美国大量投资建设汽车组装生产车间。出口限制的实行和日本企业对美国投资增加的类似相关性也体现在彩电和半导体行业。

在这个时期日本投资者的累计支出主要是用于企业并购，但其并购数量远远低于英国、加拿大、联邦德国和法国。从1976年到1986年，日本所购美国企业在被外商收购的美国企业总量中仅占4.5%。日本并购活动的很大 一部分，尤其是80年代后半期，都投在了房地产之上。一个可能的例外就是日本企业在美国银行业的并购。截至1989年，在美国所有的外商银行资产中，33家日本银行控制了3290亿美元，几乎占了一半。当时它们占美国银行总资产市场份额的10%，是十年前的三倍。尤其在加州，日本企业控制着该州的前五大银行。

当时日本FDI摩擦的最大起因是，有一部分人认为尽管美国市场对日本的投资和进口采取完全开放的态度，但是美国企业在日本的投资和贸易却面临重重阻碍。当时，许多国会听证会与公众评论都从互惠的角度对日本FDI进行批评。例如1989年秋，所有的新闻头条都围绕着日本收购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和洛克菲勒中心两大并购案，这个两个并购案引发了公众对这些收购的反应是否与种族主义有关的讨论，因为当年英国和荷兰的收购案却并未引起同样的反应。这些反应主要还是认为日本在贸易活动中没有公平竞争，因为它没有完全开放自己的国内市场、没有撤出国内的投资壁垒，它不像美国其他主要的贸易伙伴不同，没有那么开放。

当时Newsweek的一篇评论道，“10月30日，拥有洛克菲勒中心的公司将51%股份出售给三菱房地产公司，许多人对这个协议感到不舒服，但是他们必须明白这中间的联系：只要美国人不能通过出口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来支付从日本进口的产品，他们就必须用房地产和其他资本资产来支付-----包括像洛克菲勒中心这样的国家珍宝…..如果华盛顿不能下定决心要求日本给予所有美国公司真正的贸易互惠，美国进入日本市场的现状就不会有任何改善。”

互惠问题也是日本对美国银行业投资中引发的中心问题。但对中国在美的FDI来说，这样的批评可能并不适用。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2007年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第三大出口目的国。

贸易不平衡导致的溢出效应

日本对美FDI是在美国史无前例的对日贸易逆差的背景下发生的。这种贸易不平衡为美国对日本投资的解读奠定了基调，成为整个80年代日本FDI争议的背景。可以预料，对中国FDI的解读也会受到中美贸易关系总体状况的影响。比如许多批评家现在宣称人民币价值过低，导致美国充斥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正如参议员Max Baucus说的，“中国的竞争力让美国感到紧张。从华尔街到美国各个城镇，中国对美国国内经济、工作机会、生活方式上的各种影响让美国人非常紧张。”

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和学术界的一些批评家一直在宣扬日本对美国的经济构成威胁：（1）美日贸易和投资并不是在“公平竞争环境”中进行，因为日本企业会从政府获得“补贴”。（2）日本企业在本国采取了反竞争手断，并通过对美投资将这些手段带到了美国，比如美国法律所禁止的卡特尔（the operation of cartels）。70年代末出现的“日本公司”学派相信日本FDI的背后隐藏着更深一层的阴谋。他们认为日本通产省的经济官员和民间企业相互密切合作，在自民党政客的支持下，制定并执行全国性的工业政策，因而早就了日本经济的成功。这一学派最极端的观点认为，日本的工业政策包括：（1）在关键产业形成卡特尔并包容寡头垄断行为；（2）确保低成本银行融资流向特定行业；（3）保护刚刚起步的行业、避免外部竞争直到他们在全球占据优势。从许多方面来说，美国人们对中国经济力量崛起的看法与当时对日本的看法相似。

对国家安全和政治影响的担忧

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最具争议性的交易师富士通在1986年收购Fairchild Semiconductor（其实当时该公司为法国的斯伦贝谢控制）。美国国会对这起并购案的反对，以及围绕日本并购美国高科技公司的普遍争议，导致富士通放弃交易。William Safire认为，“日本商人被控从IBM盗窃机密，并被怀疑通过HK转移技术。”也正是这一交易促成了1988年的Exon-Florio Act。在此法案颁布之后，日本一家机床工具制造商Fanuc Ltd.要收购康奈地格州Moore Special Tool Company（一家精密机床工具生产商）的少数股权，这个协议导致CFIUS在1990年10月启动对此收购案的调查，使其最终因为国会的异议而夭折。

美国对日本并购案引发的国家安全顾虑，主要集中在工业间谍活动方面，以及在日本产业政策面前，美国能否在经济和科技上继续保持绝对的领导地位。当时的参议院Frank Murkowski认为，“由于认识到资源是有限的，日本通产省采取了一种成功的战略性行业规划。他们相互协调，仔细策划…….针对战略性市场目标，进行基础建设，为经济扩张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在日本，每一项技术都成为一块敲门砖，每个产品都成为另一个产品的基础，因而产生的规模效率是惊人的。”

另一个相关的担忧是日本的FDI可能会影响美国的政治。当时有议员认为日本试图影响美国的官员，“1988年日本利益集团在影响美国政策上的花费，比美国五家最有影响力的商业组织在影响华盛顿决策方面的预算总和还要大…….”

日本是美国“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而中国则在军事和地缘战略上对美国构成挑战，可以想见，当中国企业在美收购涉及到科技、金融或自然资源时，更有可能引起华盛顿高度的关注和审查。

雇佣行为

与雇佣相关的纠纷一直是当时日本企业在美引起麻烦的根源。根据1990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日本企业通常面对至少一起劳资诉讼，每败诉一次，会造成2000万美元的赔偿和法律费用。

处理摩擦的对策

美日两国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试图通过一系列谈判解决贸易和投资不平衡的问题，这些谈判被称作“结构性障碍改革”（Structural Impediments Initiative, SII）。该谈判暗含的前提是，美国企业在日本投资面临的许多障碍与日本独特的企业结构和经营惯例有关，而不是由于法律法规的限制。

比较重要的是，日本在美国政府内部有强大支持者，他们强调两国的共同利益以及日本对双边关系的贡献。在整个贸易投资摩擦时期担任美国驻日大使的Mike Mansfield说“美日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成为连续数任美国总统和其他政府高级官员的口号，以确保在最紧密和最重要的伙伴关系的范畴里，考察两国经济的摩擦点。还有美日军事同盟也是处理美日贸易及投资问题时可以借助的力量。

在美国代表日本利益的私人和公共组织也加强了在公共关系上的努力。比如国际投资协会，日本社会和经济事务研究中心和日本外贸组织（JETRO）。

日本企业当时采取的另外一种重要策略是私人层面的外交手段。从1960年代开始，许多旨在促进美日商业人士交流的组织相继成立。包括美日经济关系顾问委员会，日美经济委员会。1983年在里根总统和中曾根康弘首相的要求下，两方分别派出七个非官方公民，成立了美日顾问委员会，全面审视双边关系。该委员会的报告强调在共同利益基础上长期合作，支持以直接投资为手段，加强商品、资本、信息、技术流动。美日商业协会提供不少州政府官员和商业人士进行交流的机会。这些协会每年轮流在美日举行会议，宣传FDI给地方带来的利益。因此当时尽管联邦政府对日本FDI持批评态度，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却普遍欢迎日本的FDI，最常见的鼓励措施是税收优惠和低成本融资，还有些州提供免费土地、新修道路和为日本经营者的子女提供学校。到1990年，超过40个州在东京设立了办事处以吸引日资。日本的跨国企业很巧妙地利用各州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为自己谋取利益。比如，日本汽车制造商通过将厂址选在不同的州实现其政治资本的最大化。所有获得日本企业投资的州都是向该行业提供较多税收和金融优惠政策的州，取得这些政策的外国投资者向其他州施压，以取得更多的优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地方都欢迎日本企业。

在企业层面，对社区反应的担心有时会影响日本对美国资产的收购。为了减少当地的恐惧，有些收购协议会公开承诺继续维持现有的公司总部、工程和设施。日本的海外公司会经常聘用公关公司，通过媒体举办宣称活动，影响当地人对日本企业在当地的商业活动的看法。

日本海外子公司的地方层面上的另一个做法是，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比如参与社区事务、向社区慈善机构捐款，或向当地大学捐赠。比如，1985年设立的日立基金会，1987年设立的三井美国基金会等。这些努力来自日本企业的在美支持者的一致建议：如果你想要被接纳，你必须做当地的好公民，来证明你对整个市场和社会的承诺。

研究表明，这一时期日本对美的投资回报较低，原因有：日本企业无法将供应商和子公司之间的企业联盟网络照搬到美国；错误地试图在美国子公司采用日本的人力资源管理原则和做法；为了应对美国可能的贸易限制以及日本泡沫经济的快速增长，许多日本投资都过于仓促或投机。到90年代，对日本在美国FDI的摩擦和批评明显降温，原因：美国公众最终接受了日本产品、品牌和企业；日本的海外子公司克服了所谓的“外来者劣势”；泡沫经济的破灭。

到2007年底，日本在美直接投资存量2330亿美元，占外国在美FDI存量总额的11%，仅次于英国。在2005年，日本企业在美投资共创造了614，000个工作机会（三分之二在汽车产业），占私营企业GDP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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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1.公关很重要；

2.投资一样可以打游击战，走地方包围中央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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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外一篇：

谈日本企业打破美国投资壁垒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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