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讨论】清朝前期的财赋手段 -- 任爱杰

中国历史上的各大王朝，到中后期往往发生财政困难，入不敷出。而各王朝的应对措施也不同。例如宋、元便用大量发行货币，甚至人为得用劣币驱逐良币来弥补缺口。元朝发行纸币搞到后来滥发，于是“变钞法”成了元末动乱的起因之一。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贵金属不足，于是只好继续发行钞票。但这种钞票的信誉极低，连大明自己的官员都不愿意用。于是明朝的财赋制度遂走上实物道路。明朝前期不但税收是实物税，官员的俸禄也大多是实物。这个情况到明中期因中国的贸易出超而导致白银大量流入得到缓解。最终使得明朝的徭役赋税逐步向货币税过渡。但是明朝的收税能力却一直不如其他王朝。

明朝后期的税收多少？嘉靖初年不过二百万两。而支出倒要三百到五百万。是真正的赤字经济。《明史 食货志》载嘉靖初税收为二百余万两，后因与北元作战开支太大，赠加了一百二十万两。

到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实行一条鞭法，开源节流才勉强积累一些实力，史称“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饶马，乃减太仆种马，而令民以价纳，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而这个积累在三大征中迅速用光，万历不得不加赋，加派五百二十万。到崇祯又再三加派，于是最后搜刮到两千万两左右。

但这两千万两已经是穷极民力。老百姓最后受不了起来造反。

清朝的田赋收入康乾年间大致在两千万两到三千万两之间，和明朝末年三饷加派后的水平相当。但三饷加派搞得明朝灭亡，而康乾却是盛世。为何如此？一来清初的土地兼并不严重，这个收税水平还不至于造成自耕农破产。而实行“摊丁入亩”后，至少在理论上来说，缴税和占地多少直接挂钩。大地主无法逃税，最多转嫁给佃农。这就理顺了关系。而明朝最大的问题就是统治国家的大地主阶级却是逃税最厉害的一群人。所有负担都要由日益减少的自耕农来负担。自然要财政崩溃了。

这里要简单说说清朝的“永不加赋”。

所谓“永不加赋”是个简称，全称是“滋生人丁， 永不加赋”，主要是说以康熙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到康熙五十二年，又一次重申“续生人丁，永不加赋”。

从主观上来说，康熙实行“永不加赋”是吸取了明朝灭亡的教训。不想重蹈复辙。从实际效果上，则起到了鼓励人口滋生和恢复生产的作用。

明末直到康熙初年的战乱使得人口锐减。而收取丁银则造成隐瞒人口。有意思的是不但纳税人隐瞒丁口以求少交税，甚至连该管官员也隐瞒丁口。原来如果丁口上升则税额跟着上升。如果今年多交了，而第二年却完不成定额的话，官员是要被问罪的。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官员也不关心丁口的增长。于是有某些县份从万历到康熙只增长十几口人的怪事。

这种情况下，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有鼓励人口增长的目的在内。康熙的“永不加赋”虽专指丁银而言，但在逻辑上，很容易推出地亩尽管不断增垦而田赋亦当勒为定额的结论。所以“摊丁入亩”后，田赋成为定额。这等于是说多开垦的荒地不用交税了。则开垦得越多，开垦者得到的利润越大。对恢复生产自然是有益的。

下面是明万历末至清代历朝全国纳赋地亩一览表（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单位 亩

明万历四十八年１６２０年 ７４３,９３１,９００

清顺治十八年 １６６１年 ５４９,３５７,６４０

康熙二十四年 １６８５年 ６０７,８４３,００１

雍正二年 １７２４年 ７２３,６３２,９０６

乾隆十八年 １７５３年 ７３５,２１４,５３６

嘉庆十七年 １８１２年 ７９１,５２５,１９６

咸丰元年 １８５１年 ７５６,３８６,２４４

同治十二年 １８７３年 ７５６,６３１,８５７

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年 ９１１,９７６,６０６

由此表可见，经过明末的战乱，土地抛荒近两亿亩。到康熙二十四年仍有近一亿五千万亩的缺口。但到雍正二年已恢复到万历的水平。这里康熙实行的轻赋政策继而“永不加赋”是起了作用的。

由此可见，并不是清朝的田赋收的多，而是明朝收税的基础不同。清朝初期负担税收的大多是有土地的自耕农和小地主。如明朝那样动不动几十万亩却不交税的大地主很少见。明末那三千万两是全部都压在日益减少的自耕农和平民身上。加派越多则农民越是破产，土地被兼并，于是纳税人群缩小。如此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天下大乱。而清初同样是收三千万两，由于收税的纳税人群比明朝大，则人均纳税额比明朝低得多。老百姓自然更加容易承受。而实行“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后，清朝的岁入在太平天国起义前稳定在三千到四千万两。至乾隆三十一年岁入各项经费总计四千数百余万两，岁出各项经费三千数百万余两。略有盈余。

清朝能够做到“永不加赋”主要一来理顺了税收关系，二来能够用其他税种来弥补财政缺口。正如本朝取消农业税的基础是工商业发达。

清朝一大财政收入来自食盐专卖。采取的方法是发放“专卖许可证”（盐引）给盐商。这项收入到乾隆年间达到每年七百万两。而这还没有充分发掘潜力。平定太平天国清政府开支巨大，于是变花样增加盐税，到光绪年间是两千四百万两，到宣统末年更增加到四千五百万两。说起来明朝也卖盐引，但明朝的盐法在“接近君主立宪”的文官集团的主导下一团乱麻，明朝嘉靖年间整顿盐法也不过得银二百万，主事者就已经“以为奇功”了。

税收多并不代表一个政权正处于盛世。相反，很可能是这个政权已经穷途末路，开始横征暴敛了。明朝后期的税收是这样，清朝后期的税收也是这样。而到了民国，更是提前收了几十年的税。民国万税。万税的民国不过38年就完蛋大吉了。

清朝能在前期将版图扩张几倍，其合理的财政制度是基础。

“永不加赋”政策虽然是个薄赋政策，鼓励了人口增长和生产。但也不是没有缺点的。

在没有工业化之前，农业国家的主要收入来自田赋。如果物价是一成不变的，那么“永不加赋”不会成为太大的问题。甚至如果是实物税，物价的影响也不大。问题是清朝已经基本形成了货币税收。清前期由于贸易出超，大量白银涌入国内，导致白银贬值。而人口激增则造成需求上升，也使得物价上涨。于是到嘉庆年间，物价已经比雍正朝和乾隆初年上涨了三倍。而国家岁入基本没变。这等于国家收入下降了三倍。而支出虽然总额不变，但购买力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

此消彼长之下，清朝的财政陷入危机。清朝自乾隆后期开始武备废弛，官吏腐败，地方不靖的原因之一就是清政府的税收不足以支付其开销。军费不足，基本的武备也无法维持，更不用说花钱如流水的研制新武器，铸造大炮等等了。物价上涨而官员的工资不涨。于是在雍正朝很顶用的“养廉银”到了乾隆末期就成了笑话。官员必然在薪俸之外寻求贿赂以弥补自身收入和办公费用的不足。而财政不足使得国家对于公共事业投入不足。例如河工就成为一个巨大的财政黑洞。盖清政府有所谓“量入为出”，每年在河工上的预算是固定的。而由于物价上涨，河工的成本越来越高。清政府却“碍于部例”不能提高预算。只能在预算外摊派加价。而即使加价也只能加到比原价高一半左右。而经手官员还要从中得利，这样作出来的河工当然是豆腐渣工程。预算外的摊派其实也是临时税收。但这种临时税收的随意性很大，自然会破坏原来的薄赋政策。于是演变为如章太炎所说“外窃仁声，内为饕餮”。吏治败坏，则导致地方上的反抗此起彼伏。

所以“善政”都是有适用范围的。“永不加赋”在开始实行的时候是鼓励生产的好政策。但在实行了一百多年后仍然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节，则“善政”就变成了僵化，反而会导致恶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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