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重新思考19世纪（一） -- 仰望未来的天空

上述学者一致认为：“勤劳革命”是完全不同于欧洲19世纪“工业革命”的另一经济发展模式，这种以“劳动力寻觅型投资”和“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为标志的经济腾飞和发展道路，就是“漫长的16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领先世界的要害。尽管在19世纪中期，中国“勤劳革命”的发展模式被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暂时打断，但是，196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复兴―随后就是1980年代中国经济的重新崛起―则标志着“勤劳革命”的模式的复活，今天看来，“勤劳革命”是一种真正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它是促使世界经济摆脱资本主义模式的深刻危机，并再创世界经济新时代的根本动力所在。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接受如下观点：如果把中国持续千年的世界领先地位与今天的重新崛起联系起来考虑，那么中国在19世纪后约100年的落伍不过是一个偶然插曲。霍布斯鲍姆在《1789－1848，革命的年代》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中也曾经这样写到：“18世纪后期，许多非欧洲的大国和文明显然仍以平等之地位，勇敢面对白种商人、水手和士兵。伟大的中华帝国当时在满清王朝的统治下，处在鼎盛时期，天下无敌。”而按照Kenneth Pomeranz（彭慕兰）的统计，直到在1800年，作为欧洲经济上最先进国家的英国，在主要经济指标上仍然落后于清王朝，特别是，当时英国最权威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仍然把中国而不是英国视为市场经济的典范，中国依然被当作欧洲经济上仿效的榜样，斯密在1797年的《国富论》中肯定地说：“中国比欧洲任何一个地区都富强”―他根本没有预见到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生产力”会走向衰落：

The improvement in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es seem likewise to have been of very antiquity in the provinces of Bengal in the East Indies，and in some of ea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Even those three countries(China，Egypt and Indostan)，the wealthiest，according to all accounts that ever were in the world ，are chiefly renowned for their superiority in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e.

China is a much richer country than any part of Europe.

而斯密的上述判断所依据的也许就是费正清所指出的那个最为简单的理由：在斯密那个时代，欧洲农奴的生活状态肯定比中国的小农要差得多。最富有启示性的，则是沃勒斯坦极其辨证的解释，英国恰恰是由于其“落后”才造成了它19世纪的“先进”，而中国则是由于其长期“先进”，反而导致了19世纪的“落后”。

沃勒斯坦在比较中英两国的土地制度时曾这样指出：自16世纪就开始的英国圈地运动，之所以一开始没有招致反抗，乃是因为欧洲原有的土地制度是与落后的“农奴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欧洲的农奴本来就没有土地，因此，所谓圈地运动“剥夺农奴土地”的说法也根本无从说起，即欧洲的农奴本来一无所有，他们在圈地中失去的不过是“枷锁”而已。正是由于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的高度发展，才使得小块的土地所能养活的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加，从而促成了大庄园制度，即欧洲那种依靠农奴劳动的封建制度在中国的不断解体，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勤劳小农和小生产者数量的扩大。因此，欧洲的农奴与同时代的中国小农处境根本不同，他们的经济地位完全缺乏可比性。而农奴土地制度和小农土地所有制之根本不同，进一步导向沃勒斯坦所揭示的著名的历史悖论：英国恰恰是因为土地制度的落后（农奴制）反而走向了先进（圈地和土地经营的资本化），而中国由于其先进（小农土地所有制的平均和平等）而导致落后（无法实行大规模的土地资本化经营）。

按照罗志田和Joanna Waley-Cohen等学者的研究，所谓“中国无视18世纪欧洲的技术发展”这种观念，其实是工业革命完成很久之后才产生于西方，随后才被投射到对鸦片战争的解释之中的，而即使在鸦片战争的时代，火车、电报、铁甲军舰等现代科技手段，对于中英双方而言也还都是未知之物，换言之，近代以来象征西方“先进”、“优越”的“船坚炮利”，到鸦片战争时代基本上还不存在，所以，当时不仅中英双方国家经济实力大致相当，所谓中英之间经济水平之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根本不能成立，而且，即使在技术层面，所谓“现代/西方”，“传统/中国”的对立性区分也并不成立。

关于小农生产和小农经济、乃至“小农”之“根深蒂固的落后性”的定见，其实也是现代制度的产物，特别是现代西方军事入侵的产物。正如历史学界的研究已经证实的，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工业革命的产品和商品对于由小农经济支配的中国市场而言，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竞争力，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商品：棉布和呢绒，实际上在中国也均没有市场，因此，英国打开中国大门所依赖的只能是大炮和鸦片。这充分表明：真正摧毁了中国以小农为主体的经济的，并非工业革命的生产方式，恰恰相反，它一方面是英国通过战争的方式以强买强卖（特别是武装走私鸦片），以此破坏和摧毁市场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西方的金融垄断，而后一点尤其关键。

实际上，西方世界在货币金融方面的强势地位，在16世纪美洲白银发现之后就已经形成了，正是这种货币金融的强势，促成了西方世界通过其所掌握的大量白银货币，逐步“挤进”亚洲经济贸易体系，从而西方的“货币优势”与亚洲的“人力优势”，西方的“资本优势”对亚洲的“勤劳革命”的模式，也由此逐步奠定。而19世纪以来的大变局则又是一个根本的转折，特别是随着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系列的战败，西方的金融货币“优势”则一举变成了西方的金融“垄断”，并且从此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一方面，一系列的战败，更使得中国背上了天文数字的战争赔款，而另一方面，中国以此开始的“富国强兵”运动，则又使得近代以来的中国通过大量向西方借款的方式深深陷入西方的债务陷阱，中国遂成为西方的债务奴隶。把中国从辉煌的顶峰推向深渊的，除了军事失败之外，就是西方的金融垄断，近代以来，西方的贷款只是养成了中国非生产性的买办资产阶级，而使得整个中国的生产活动―特别是欣欣向荣的农业生产活动，因为资金的根本缺乏、市场的破坏、买办资产阶级的而陷入彻底崩溃，从而人民饥寒交迫、国家贫穷、流民四起，社会动荡。

将19世纪中国的持续衰落归咎为“小农经济”不适合工业化大生产，这种论断的所谓“科学性”可谓千疮百孔，它表明那些“最流行的结论”往往是最值得反思的东西。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孙中山以“耕者有其田”为口号的“三民主义”，还是共产党以“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为先导的“新民主主义”，甚至以“联产承包”为标志的中国改革，其首要目标都是为了满足千百万中国小农的要求，其初步方略也都是以发挥小农经济的优势来恢复中国的经济和生产，这恰恰是因为小农经济乃必须正视的中国现实。但是，的确只有毛泽东才深刻地意识到：中国小农经济和以小农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崩溃之根本原因，绝非简单地由于它作为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由于这种生产方式不符合历史潮流，由于它“跟不上时代”，中国小农经济的破产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帝国主义军事侵略和西方金融垄断的结果，因此，只有毛泽东才提出了小农要“组织起来”和“实现联合”。――而在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战争时代，毛泽东所说的这种“组织起来”，首先就是指小农在军事上组织起来，或者说也就是以古代的“民兵制”来对抗“募兵制”（《通典 兵制》早就指出过募兵制的弱点：“事小敌脆则可用也，事巨敌坚则焕然离也。”）毛泽东所创造了“人民战争”的思想，正表明了组织起来的小农在军事上焕发出的巨大力量。解放后，毛泽东所主张的“互助合作”和“集体化”道路，其核心其实则是指小农在金融上组织起来，借以摆脱缺乏生产资金和产业转型资金的困境。这表明：要了解中国，既需要认识漫长的小农经济和小农社会的辉煌，也要看到近代小农在中国军事失败和金融破产的情况下的悲惨处境，只有认识到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小农的客观现实，从而才能最终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小农经济的辉煌和以小农为基础的经济是不能简单地恢复的，而千百万小农要生存下去，中国要发展，就必须战胜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阶级的军事侵略和金融垄断，实行军事胜利和金融财政上的彻底自主―而认识到这一点的惟有毛泽东。

既然中国经济社会的辉煌是被西方的军事打击和金融垄断所终结，那么，我们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军事革命和金融垄断在漫长的19世纪的重要作用。西方的军事革命，除了“军商合一”的体制外，则是海洋战争所支配的战争技术革命和现代国际法准则的确立，在这个问题上，卡尔 施密特有深刻的洞见，对此我们将另外论述，而对于金融垄断的形成，除了美洲白银开采所确立起的西方货币优势这个历史因素外，近代西方的“好战主义”，乃是促成现代信贷制度形成的真正原因，这其实也是资本主义制度起源的真实秘密。由于现代资本主义信贷制度，也起源于西方的战争筹款制度，因此，我们可以说军事革命和金融革命这二者是19世纪西方得以控制世界的要害，而二者之中最关键的依然还是军事暴力的革命，因为没有战争筹款之频繁和急需，现代资本主义的信贷制度也不可能产生。因此，战争问题或者西方军事革命，则是西方战胜亚洲和征服世界的要害，“强制”也是19世界最核心的问题。

综合起来看，Arrighi对于19世纪中英冲突的描述，即它所指出的文弱的“士大夫统治的国家”遇到了“欧洲商人和冒险家”统治的国家，与其说是指向 “先进”与“落后”两种生产方式的冲突，不如说它更预示着19世纪欧洲价值观对于“文明和野蛮”的大颠倒：在19世纪欧洲的视野里，“文弱”成为一种罪恶，而野蛮、冒险和掠夺则成为“新道德”。与经济与社会的大分流相对应，这其实更是一种“道德与法的大分流和大转型”，正是由欧洲主导的对人类道德谱系的重新书写，才使得“武力征服和支配”成为19世纪欧洲道德的核心、法律制度的核心。用Antonio Gramsci的说法就是：它表明19世纪欧洲“文化霸权”的核心内容是“强制”而不是“交流”，是垄断而不是“竞争”，当然更不是“包容”。

19世纪欧洲文化霸权的形成，在尼采的“主人道德”学说中得到最为透彻的说明和最独特的表达。《论道德的谱系》这部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一年问世（1887年）的经典著作，根本意义就在于以“宣言”的形式，宣告了19世纪欧洲价值观划时代的突破，它无情地践踏了一切人类文明既有的价值标准，并将其视为“奴隶道德”、“弱者的伦理”，而将战争、征服、掠夺、杀戮和统治，称为“主人道德”、“强者的逻辑”，认为后者才是“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真正实质。尼采学说以“强者与弱者”的永恒对立，彻底颠倒了划分“野蛮与文明”的价值法则，从而将欧洲19世纪张扬的“强权即公理的法则”，视为人类新的价值观、新法律观的起源，并以此重新书写了人类价值、道德谱系。

在《论道德的谱系》的开篇，尼采就大声疾呼：所谓的“文明”和“道德”的实质就是“软弱”，标榜“文明与道德”乃是十足的“弱者的哲学”，而既然“文明”实际上就等于“软弱”，那么“文弱”就是人类最大的恶德。尼采以含混的方式揭示了基督教文明“恶的起源”，在反抗罗马帝国和阿拉伯人的双重统治中诞生的基督教，一方面内涵着征服罗马和欧洲的执着野心，孕育出一个“恶”的上帝，即尼采所谓：“我13岁那年，善与恶的观念就开始追踪我；当时，我就这个问题写了我的第一篇哲学习作，我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公平合理地把上帝尊为恶之父”。而另一方面，尼采又时刻呼吁欧洲必须警惕东方文明和异教的渗透和腐化：“我理解了风靡一时的同情的道德，甚至连哲学家都被这种道德传染了，弄病了，这不正是我们那变得可怕的欧洲文化最可怕的病兆吗？这不是迂回地走向新佛教，走向一种欧洲人的佛教，走向虚无主义吗？”

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尼采还以吊诡的滔滔雄辩，力图进一步证明“好与坏”、“善与恶”的区分，其实不过是在“骑士”与“教士”永恒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是“文弱的教士”用来反对和“妖魔化”“骑士精神”的弱者的武器，尼采宣称：所谓的文明、善良和仁术其实都是奴隶的道德，这统统都是奴隶和弱者战胜“强者”、“骑士”和“主人”的骗术，而历史上的一切奴隶和教士之所以要推崇“文明”和道德，“就是因为他们本身软弱无能，就是因为他们忌妒强者”。而历史上的“文明”和“道德”的谱系，无非都是弱者发明和编造出来，用以战胜强者的“软力量”，而尼采指出：只有当这些“可恶的弱者”连同其文明、道德的虚伪说辞被揭穿、这些“文明的渣滓”被强者无情的消灭干净之时，才是人类真正认识自己并获得进步和发展之日。

这就是为什么卢卡契会认为：尼采是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开创者，所谓“非理性主义”的实质就是指战争和强制，也就是强权的逻辑。尼采尽管生活在帝国主义的时代尚没有全面到来的时代，但是，他却以最鲜明和集中地方式预言了欧洲文明的帝国主义本质，《论道德的谱系》等一系列欧洲文化著作，扭转了欧洲启蒙的价值取向，它以宣言的形式，或者说是以哲学的启示录形式，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文化和伦理问题。正如卢卡契所指出的，离开了尼采的神秘的和诗意的表述，我们就无法将西方现代的非理性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的暴力实践联系起来：

尼采本人并没有经历帝国主义时期，因此，他有机会以神秘的形式――提出和解决后来时期的主要问题。这种提出和解决问题的神秘形式加深了他的影响。这不仅是由于这种神秘形式成了帝国主义时代日益占统治地位的哲学表达方式，而且是由于这种神秘形式使他能够以如此普遍的方式提出帝国主义文化、伦理和其他问题，以至于他始终是反动资产阶级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哲学家，无论形式和反动派所采用的策略发生什么变化。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之前，尼采就已经获得了这个地位，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仍然占用这个地位。

尼采学说代表着19世纪欧洲文化霸权的实质。卢卡契说，也正是19世纪的到来，以暴力的方式宣告了欧洲启蒙思想的崩溃，这也就是卢卡契所谓“理性的崩溃”。而随着“优胜劣败”、强权即公理、非理性、好战的价值观在欧洲获得支配地位，与之伴随的是欧洲“战争技术的革命”，而不是抽象的“生产力的革命”。鸦片战争之前（1836年），一份来自广州的英国间谍报告曾经这样言简意赅地提出了19世纪文明的崭新标准：“现在，文明社会进步的评判标准很可能就是‘杀人技术’的熟练程度，实施相互毁灭时的尽善尽美的多样性，以及学习使用它们的技巧。”而这种“杀人技术”或者战争技术的“革命”，在卡尔 施密特所提出的“海盗伦理”与“海洋时代”或“海战时代”相互作用的战争理论中得到体现；

而海战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的，敌人的贸易和经济应该成为攻击的目标，在这种战争中，敌人就不仅仅是参战的对手，而且也包括敌国的所有成员，海战的实质在于，其攻击的不仅仅是军事目标，也包括非军事目标，无论是军事人员还是平民，男人还是女人，老人还是幼童，无一例外。

施密特所谓“空间革命”和“海洋时代”的降临，是建立在欧洲殖民主义对其他国家主权的漠视的基础上的，它的前提是“海洋自由论”：强权即公理、“占有”即“拥有”，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以争夺利益为本位的“全球市民社会”扩张中，一切“国家主权”都是偶然的、临时性的。

从尼采到约翰 施特劳斯，从歌德《浮士德》中的魔鬼靡非斯特到王尔德“暴力即是美”的化身“莎乐美”，在欧洲构筑其19世纪的文化霸权的历史过程中，暴力逐步代替了真善美，暴力本身甚至成为了真善美，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文明大转型”。而一旦我们认识到：19世纪的降临，是以暴力和霸权逻辑对人类文明和价值谱系的大颠倒为前提发生的，一旦我们充分认识到：为这种暴力逻辑驱动的欧洲军事技术的大革命在漫长的19世纪的核心作用―那么，按照尼采所叙述的全新的价值谱系，既然1840年的中国是被“打败”的，再来辩论中国与英国究竟谁对谁错，谁代表“文明”、谁代表“更好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从根本上就变得毫无意义。1840年的中国“打”不过英国，这本身就是一个最为斩钉截铁的“价值验证”。在19世纪欧洲“超于善恶之上”的 “权力意志”视野里，“好与坏”、“善与恶”、“是与非”、“文明与不文明”―这些标准在尼采那里，统统都不过只是“弱者的虚构”而已，实际上，只有“强与弱”、“死与活”这两条路可供选择―弱者和战败的一方如果选择活下去，就必须将愚昧落后、“发展的陷阱”等等所有罪名承担起来。因为在19世纪欧洲的道德谱系中，最恶劣的道德就是“软弱”，而文弱就是“奴隶的原罪”。

因此，必须看到：由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率先发动的侵略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殖民主义的非正义战争，不但使得英国在19世纪获得了统治中国、亚洲和世界的权力，而且，更为重要、也更为根本的是―它更使得英国掌握了现代历史叙述的“话语权”、文化霸权。正是这种关于现代世界史的普遍主义叙述、正是这种“价值的颠倒”，正是这种文化霸权，才使得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被叙述成“道义”的战争。

而重新反思19世纪，就意味要抛开工业革命、技术创新、文艺复兴这些既成的说辞，首先去直面军事暴力、金融垄断、文化霸权这些最基本的历史真实，去面对19世纪欧洲的上述“价值颠倒”，也意味着重新检讨19世纪欧洲对于“人类道德谱系”的重新书写。反之，只有完全站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立场上―或者全盘接受其“国际法”，不假反思地将19世纪视为“现代”的开端和标志，不假反思地将19的“英国霸权主义模式”视为检验“现代”的标准和尺度，才会“自然地”得出鸦片战争是“文明战胜愚昧”的正义战争的结论。

换句话说，是否接受19世纪“强权逻辑”为“现代”普世标准，这也是判定中国是否一贯“愚昧野蛮”的前提，而判定中国一贯“愚昧野蛮”，则又是全盘接受19世纪英国“强权逻辑”普世性的条件。而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甚至忘记了：使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主导的世界史叙述得以成立的，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场战争―即鸦片战争的胜负。

今天看来，20世纪以来，中国虽然在毛泽东的率领下，以“人民战争”的方式摆脱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侵略，但是要真正摆脱西方帝国主义金融垄断和文化霸权，中华民族要实行真正的独立和复兴，确实还有十分漫长的道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