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浊浪淘沙尽 - 二十年前的事 -- 庄户人家

86年我考上了科大。当时对科大的感觉是校风非常的勤奋，思想非常的活跃。低年级的同学们还带着高考的拼劲，大家都是各省市的尖子学生，谁也不服谁，较着劲地读书。公开的学术报告会一个接一个。高年级的同学们写论文，考研，考卡，考托，考G，也是忙得不亦乐乎。同时校园里各种社团也粉墨登场，疯疯癫癫的搞了几个诗社，要出国的搞了一个英语角，高年级的学生们常常把叔本华，罗素，弗洛伊德挂在嘴边，让我们这些新生们觉得高深莫测。到了晚上，个个人摸出一个短波收音机，不是在听VOA就是在听 BBC.

我们班的班主任是一个本系留校的研究生，姓张，二十几岁的样子，党员。张老师也没有一点老师的架子，来到我们宿舍自我介绍过以后，就开口大骂共产党。其中我还记得两条。一条是共产党不允许工人罢工，因为工资太低，每月都花光了，一旦罢工就没有饭吃了。另一条是“你们知道什么是贫民窟吗？你们住的宿舍，我们住的宿舍，在美国连贫民窟都不如！”

这些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从小我就受教育说共产党是多么多么的伟光正，身为党员的班主任，为什么对共产党这么不满呢？？？不过震撼是震撼，我也没有深究。

当时我心目中的英雄是方励之和温元凯，而且我感觉科大的老师和同学们普遍很服方励之副校长。方校长的天体理论物理研究本身就十分有趣，同时方校长对音乐，历史都有很深的见地。加上方校长见多识广，美国西欧苏联的逸事随口就来，很受学生的欢迎。我对当时的校长管维炎倒是没有特别深的印象。

方校长作风十分亲民，经常到学生中间来。有一次，我在食堂排队卖馒头，发现排在我前面的就是方校长。于是我就暗暗和他比个，发现他比我还矮，大概高过我的鼻子，低过我的眼睛。

方励之和温元凯常常在大礼堂给学生们作报告。虽然没有规定要去，学生们还是每次都把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我也去听了几次，听不懂，也没记得他们讲了些什么道理。

转眼间就到了86年底的时候。突然之间科大的高年级学生们群情激奋，说是人大代表的选举是一个骗局，要求公平竞选。我当时就糊里糊涂地听了这么一些话，也确实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方励之和温元凯又在大礼堂作报告，这次来听报告的学生们更多了。方励之说：“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赐予的！”可是温元凯的报告就温和得多：“历史上的改革家很少有好下场的。”于是学生中流传开来，温元凯是来泼温水的。

在校园里有几处布告栏，上面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字报， 上面的大意都是“争取民主”的论调，而且几天之内调门迅速升高。还有一次我看到有几个高年级的学生聚集在布告栏前面，搞了一个仪式，讲演以后把他们的选民证都撕碎了。另外一次，我去找一个高年级的老乡，在他们宿舍的门上看到他们宿舍六个人的选民证整整齐齐地贴在上面。选民证上都打了一个叉。

这其中，出了一个高年级，生物系的学生，叫沙玛，在运动中迅速窜红，他的一套理论我也不清楚在说什么，只是记住了他提倡“崇洋不媚外，犯上不做乱”等等一些口号，比较新颖。

当时科大和朝鲜的金日成理工大学搞了一个亚洲微机学院。好事的学生们把学院的名字改成了亚洲危机学院，以示局势的严重性。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班里并没有发选民证，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动静，该上课上课，该吃饭吃饭。

十二月底的一天傍晚，班里的团委书记王树林拿了一摞油印的小报到了我们的宿舍，说是团委出了这些小报，现在征集人去卖，卖报的钱用作团委经费。于是我就拿了一叠小报，在一食堂前面摆了一张椅子开卖。一食堂是科大最老最破的食堂，但也是较人气的一个地方，来往的学生多，教工家属也常来买饭，包括方励之。

到我摆开了摊才看了一眼小报的内容。小报实际上只有一篇文章，是团委的一个什么人谈民主建设，内容老套。我的报摊前人来人往，但买报的人并没有几个。倒是有一个青年教师或者研究生模样的人停下来，买了一张报纸，还跟我点评了一番当前的形势。我也没听懂怎么回事。

我的报摊开张了一个小时左右，卖出去了十几张小报，天色已晚，我就收摊了。回去把卖报的两块多钱给了王树林。王树林说剩下的报纸自己留下来就可以了。我于是把剩下的小报带回了宿舍。后来这些报纸大部分被同宿舍的哥们当擦屁股纸用了。

再过两天，忽然听说科大的同学们上街游行到了合肥市政府和安徽省政府，争取民主去了。我听说这事的时候游行的同学们已经回来了。我们班的同学们基本上都在读书准备期末考试，我不知道有谁去游行了。

转眼间过了新年到了1987年，忽然说中央来了一号文件，把胡耀邦撸下去了，也把方励之，管维炎给撤职了。两个人都调去北京了，而且要马上就走。科大校园内就炸了锅。我不懂胡耀邦和这事有什么关系。当天有许多老师学生自发的要找方励之和管维炎，要声援他们，但是似乎也没有找到。

到了晚上，大批的学生涌向合肥火车站，希望送别方励之和管维炎。合肥至北京的火车是晚上七点多发车，我们在软磨硬泡之后，终于在开车前几分钟涌上了站台。这个时候列车的车门已经关了，我们还不知道方励之和管维炎在哪一节车厢。于是我们就分头去找，大家在站台上对各个车厢大喊：“方励之！管维炎！”就在火车开动的一霎那，有同学喊：“在这里！在这里！！”。大家马上往那一节车厢跑。我也跟着跑，可惜还没有跑到火车就开走了。

回校以后，大家还是读书考试，很快就放了寒假，学生们都回家了。

寒假返校后，中央派来的三个大员驾到科大了，特别是新派的校长滕藤，同学们都戏言“杀气腾腾地到了科大”。我去听了几次刘吉，彭佩云的报告，也没有听出来个所以然。这些中央大员在科大的工作很难开展，因为他们没有学术威望，也因为他们是中央派来整我们的。他们大概也知道，所以没有呆多久就走了。后来也有几个过渡校长。再后来朱清时校长来了科大，领导了科大很多年。

邓大人说有的知识分子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于是又开会学习了几回，反正我是没有搞清楚这资产阶级自由化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科大的校风因此一变，大家的政治热情大大降低，除了上课，出现了跳舞的旋派，打麻将的麻派，桥牌的桥派，以及出国的托派。我就是从那以后成了一个舞棍。

现在想来，86年的学潮真是肤浅，幼稚啊！一群略知西方皮毛的冲动分子，头脑一热，就闹将起来。其实他们的社会基础实在是太薄弱了。不要说一般的工人农民，就是在学校里也是少数呢。我个人虽然是赶上了这次事件，但懵懂的就像阿Q看假洋鬼子的革命。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头脑简单的知识分子们至少也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任何事的发展都是从幼稚到成熟的。86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对日后的中国民主化发展还是有很大推动作用的。

• 西河文萃第26期 2009年9月13日 中
• 西河文萃7月16日至9月11日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