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些说明 -- 葡萄

来自上层的革命

　本书对苏联解体的原因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时下流行的看法是：苏联旧体制的终结是由苏联经济崩溃、人们要求放弃社会主义所引起的。本书对此看法提出了有力的挑战，认为撼动苏联体制根基的，恰恰是苏联内部占统治地位的党一国精英。本书内容涵盖了从1917年苏联政治体制的确立，到20世纪90年代初走向资本主义，再到1995年共产党力量的惊人复兴等各个关键时期。作者通过对50多名新旧政要的访谈，对苏联解体作了独到的解释。本书对研究苏联和当代俄罗斯的历史、经济和政治极有参考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 作者：(美)大卫科兹 弗雷德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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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改革与苏联体制的终结

第7章 党—国精英与亲资本主义联盟(1)

作者：(美)大卫科兹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众所周知，在1989—1991年间，苏联民众的大多数击败了党—国精英。在这场胜利中，他们推翻了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尝试着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一边是原有的党—国精英，他们试图挽救作为他们既得利益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试图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另一边是民众的大多数，他们已经厌烦原来的社会体制，转而支持那些由叶利钦领导的政治反对派。反对派在选举中获胜，他们想砸碎现行政治体制的战车，并最终在1991年底如愿以偿了。

这种解释和说明与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初的主要观点似乎并不矛盾。在一开始，党—国精英反对对原有体制进行改革的提议，哪怕这只是改革并不是颠覆。塔蒂纳扎斯拉夫斯卡娅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者，受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的影响很大，按照她的说法，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一大部分的”官僚阶层的抵制。她说改革的阻力“在国家中心城市（莫斯科）的中层领导和其他地方的高层领导中”非常大。也就是说，除了发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高层领导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官僚都抵制改革。这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那些年中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在改革的最后几年中，苏联的局势开始紧张化，越来越激进的知识分子认为那些当权的官僚阶级反对任何改革，而朝前看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成为戈尔巴乔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真正支持者。这种观点的争论，最终导致了现存体制的颠覆。党—国精英曾经作出抵制，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从1991年的紧张斗争到现在的尘埃落定，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冲突是非常激烈的，彼此之间斗智斗勇。当一个统治集团在革命中遭受失败时，它的成员往往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要么遭到流放，要么进入另一个世界，而更多是后一种命运。1783年，美国在对英国的革命中取得胜利后，把保皇党的同情分子统统流放到了加拿大。1917年俄国沙皇贵族以及主张专制的官员都逃到了巴黎。那么，最近这次俄罗斯革命的牺牲者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基本上留在原来的位子上——在取代苏联的国家里做着高官。苏联垮台以后两年，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11个，他们的首领都是以前苏联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其中五人曾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既然有人说党—国精英被打败了，为什么我们统计出来的原苏联领导人在后起各国的领导层中仍占优势呢?

扎斯拉夫斯卡娅的下面一段话或许是对的，她说，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初，许多在传统体制下的中层和下层领导对党的新的领导人所倡导的改革是难于接受的。但是，真正的动力来自1987年前后开始的改革，我们上面所提到的改革的性质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从这场斗争的最终结果来看，我们接收到的消息是过时的。

事实表明:党—国精英中起决定作用的那一部分人，从怀疑改革很快就转变到以极大的热情拥护激进的改革——以资本主义来取代社会主义。

党—国精英为什么会拥护资本主义

党—国精英为什么会退回去加入亲资本主义同盟呢?怎样看待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承诺呢?要知道，这是他们过去都表示要遵守的承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表示是毫无意义的。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苏联党—国精英中的绝大多数在方法上，都是注重实际的，而不是执著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之所以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入党对他们在职务上的提升有好处。他们受到激励，不是由于献身于某一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通过入党和进入到精英阶层，他们确实可以得到钱与权。这种对党的态度，当1991年7月一个担任政府官员很长时间的人在被问及他是否是一个共产党员时，他作了很好的表述:“我当然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我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在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的党—国精英都是追求名利和地位的人，他们从没有考虑过为苏联社会的未来选择方向。中央集权制不允许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有丝毫的怀疑。但是，一旦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打开了人们对社会的前途和命运的讨论和争论的大门，不同的观点就找到了传播的捷径，这些党—国精英突然之间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这种讨论。

在20世纪80年代末，关于社会发展的前途问题，有三种相互争论的意见。戈尔巴乔夫及其同盟想对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民主化和地方分权，让工人成为他们企业的主人，让人民在国家中获得政治上的自主。这种改革的方向使党—国精英受到威胁，他们手中的权力和物质利益方面的特权将会削弱。他们有可能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做他们的主人。不管是在莫斯科某一国家部门掌权，还是在一家大企业当官，那些从事经济管理的人，就不得不对他们的手下放下傲慢无礼的老板派头，学会耐心做说服工作和学会妥协，而不是作出绝对命令。苏联政府官员平日里花言巧语，声称工人阶级的国家比西方有更多的民主，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改革措施虽然没有对党—国精英的职位作出很大的改变，但是，它却意味着这些精英分子所真正关心的物质利益和权力的减少。

党—国精英中确实有一些人相信社会主义的理想，而且坚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来实现这些理想。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至 1991年的著作、演讲和行为表明，他从来没有放弃过社会主义民主的理念。在1992年10月，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坚持说他仍然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表示原来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丝毫不包含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偏离”。他认为“转变经济体制、理顺社会主义内部的关系，使之更有效率”，这才是改革的正确的目标。叶戈尔利加乔夫在最近出版的备忘录中甚至还把那些不友好的批评家当作是社会主义理想的真正信仰者。那些信仰社会主义的党—国精英，热情响应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和民主化的号召。但是，他们在数量上十分有限。

第二种主要观点认为应该回到原来的旧体制，只能作点滴的改革。共产党应该继续执政，应该继续在莫斯科指挥经济的发展，政治生活也应该回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党—国精英为什么不能坚定不移地回到这一地位，就像他们告诉我们的消息中所说的呢?

大多数的党—国精英确信原有的体制需要作很大的调整。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旧体制越来越没有效率。这些党—国精英都不愿意为这种效率越来越低下的体制负责。如果这种效率的下降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最后，他们是无法维持自己的统治的。不支持改革，党—国精英也会感觉到压力。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改革的方向确实有多个。大多数人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与党—国精英所坚持的个人利益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但是，这种观点与第三种观点是完全不同的——这第三种观点，在以前看来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就是向资本主义转变。

乍看起来，党—国精英主张选择资本主义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想一想，一个天主教徒会突然之间变成无神论者吗?美国商会难道会呼吁私有企业的国有化吗?教友会教徒会把一年的奖品颁发给一个像绵羊一样软弱的人吗?然而，苏联的党—国精英最终却拥抱了他们曾经在意识形态领域强烈反对过的敌人。如果有谁去对这种转变作一些审查，他就会发现这种转变不仅自然而且还特别合乎逻辑。

党和国家的领导成员由于位居精英层确实有许多物质上的利益。和一般人相比，他们的工资收入很高。由于工作需要，他们可以使用豪华汽车。他们可以住进豪华别墅。通过特殊安排，他们可以得到质量上乘的食物、饮料和其他消费品。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能确保小孩进入最好的学校读书。

苏联精英分子的物质利益虽然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精英相比，他们在物质上所享受的特权也就相形见绌了。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在苏联体制下，社会上层和底层之间的收入差别，比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差别要小得多。一个苏联大企业的总经理的报酬大约是一般产业工人的4倍，而美国企业总裁的报酬一般是普通工人的150倍。

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收入从来没有公开过。但是，《星火》杂志编辑、苏联精英分子的猛烈抨击者维塔利科诺提奇在1989年声称，政治局委员们的收入每月在1200卢布～1500卢布之间，最高领导层的收入也最高，大约每月2000卢布。当时的苏联企业一般工人的收入大约是每月250卢布。因此，在苏联体制下，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一般产业工人的8倍。1993年，在美国，产业工人的平均收入大约是每年2.5万美元。这种工资水平的8倍那就是一年20万美元。而美国高层精英每星期的收入都超过这个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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