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国会春秋 -- AleaJactaEst

中世纪初期的英国的法治原则与现代不同，制约和规范政府权力的法律不是成文宪法，而是无文字记载的习惯法。宪法和立法活动等概念在当时的英格兰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及其它日尔曼民族那里尚不具备。在他们的心目中，本民族或部族有一套与社会风俗密切相联的古老的规章制度，能够制止犯罪，保障和平与正义的生活。因此，它们属于必须珍视的共同财富。

日尔曼习惯法观念有两大突出特征。首先，习惯法是永恒不变的。它无始无终，与天地同在。在结构简单、节奏缓慢的中世纪，这种看法不无根据。其次，习惯法是神圣不可亵渎的，因其来源隐秘而威力强大。这与西方思想家们所说的自然法，或中国古人所说的“天理”十分接近。中世纪人认为上帝的智慧体现在人间，便有了自然法。所以，习惯法只可发现，而不能人为地创造。当社会发生新的问题时，人们不去制定新法，而是尽力在旧法中发掘新含义。

在英格兰的习惯法的概念中，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神圣的法律，君主自然不例外。不过其中绝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内涵。中世纪习惯法公开维护身份差别，贵、贱、贫、富各有一套与之“相称”即对应的规范。国王们可以合法地享受在尘世的至尊地位和种种特权。

在亨利二世之前英国法律状况，除了上述这种长久以来形成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习惯法，另外并行着威廉一世带来的诺曼法，其核心就是我在第二节中介绍的“我的附庸的附庸还是我的附庸。”诺曼法同样是不成文法，靠的是手按圣经的效忠宣誓来实施。

所有上述的不成文法律，给法律的实施带来很大的障碍。比如在英国的中世纪法庭上，嫌疑人或证人对着十字架发誓，就可以免罪，（所谓立誓免罪）。因为在习惯法看来，对着十字架宣誓以后，其正确性就不能怀疑了，如果要怀疑，也是由上帝来管了。另外，还有大名鼎鼎的司法决斗法，靠鲜血和勇气来判断真理，虽然也有道理，但事实相当荒谬。

面对这种司法混乱的状况，为了让英格兰迅速摆脱愚昧的原始陋习，亨利二世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司法改革。亨利二世的改革首先针对如何来实施没有统一成文的习惯法。1178年起，他逐渐建立起三大长期固定的法庭，他们是普通诉讼法庭（court of commonplace），受理一般民事诉讼。王座法庭（court of kings bench）,其管辖范围限于刑事案件和涉及王室人员的案件，以及涉及经济纠纷的财政法庭。这些法庭是由精通法律的专职法官组成，他们作为专业的法律专家，负责解释和实施习惯法。这些法庭成为相对独立于王权的司法组织。把司法权从领主的领主法庭中独立出来，意味着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这是人类历史上司法独立的开端。

随后，亨利二世把诺曼时代由贵族或其他长官作出或停止作出某种行为，带有强烈的行政性质的令状（Writ）制度，改革为法庭受理案件的文书（可以理解为现代司法的起诉书）。也就是说，当事人的司法请求，不可以由贵族或行政官员来处理，当事人必须到法庭法官面前接受审判，由法官决定其权利义务，取得令状。这样就起码在表面上证明国王是依法而治而非任意擅断，从而增强了民众对国王的信任感。

亨利二世对司法制度的一个最大贡献，就是陪审团制度。1179年，亨利二世颁布《大诏令》，推行陪审团制度。新的陪审团制度规定，每次开庭都要组织一个12人的陪审团（12人这个规模，极为科学，被西方法庭沿用至今，不知道当时亨利二世是怎么计算出这个数字的？）采用陪审制后，案件审判过程被划分为“事实审”和“法律审”两部分，二者分别由陪审团和法官完成。换言之，先前由法官一手 独揽司法审判大权的局面变成了由陪审团和法官共同分享，“法官只有在陪审团定罪的基础上才能判刑，这对法官及任何想以权压法的人都是一种制约。”（摘译自The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 of England， by Mattew Hale）

在中世 纪，法官由国王任命，他们代表国王行使司法权，有“王座下的雄狮”之称，因此对法官司法权的限制也就是对国王专制权力的限制。陪审制使普通百姓有机会参与 司法实践，增强政治参与意识和法治观念。陪审制还使普通百姓学到了民主代议制的基本原理。因此很多法律和政治学者把亨利二世的陪审制视为英国民主自由“奠基石”的说法决非过誉其词。

亨利二世改革所采取的三项措施并不是孤立的，相反，这三者互相联系，共同作用，使英国法 朝着一个全新的方面发展。这次改革用令状制和陪审制打开了法庭广阔的司法管辖领域，法官们利用陪审制提供的条件，掌握了复杂的日尔曼习惯法，并在此 基础上创造了成文的《普通法》（Common Law）。不过在亨利二世时期，普通法尚未定型。直到到十三世纪伟大的立法者爱德华一世时代，《普通法》内容才得到了充实，诉讼程序也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格式，出现了专门的法律从业人 员，司法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判例，但这些丝毫不会影响也不会冲淡亨利二世改革对英国《普通法》形成所起的巨大作用。事实上，正是亨利二 世改革才真正开始了普通法的形成过程，改革的具体措施为普通法发展建立了大致的框架，并塑造了普通法某些根本性特征。因而有后人将亨利二世称为“英国法律之父”。

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一方面让王权成为人民可以信赖的权利，得到人民的普遍欢迎，从而让安茹家族坐稳了英格兰的江山。另一方面，司法权的独立，使王权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贵族们已经开始不满足于司法的独立，开始憧憬起立法权的独立来了，这使中世纪的英格兰就早早出现了民主国家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