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城市贫民骚动不可怕，可怕的是专业人员介入——关于新疆事件 -- 马前卒

城市贫民骚动不可怕，可怕的是专业人员介入——关于新疆事件的闲扯

从目前情况来看，乌鲁木齐有数千人在街头施暴，杀人、烧汽车、抢劫、制造混乱。最终可能会造成200人死亡，伤者10倍于此。从结果来看，这是中国20年来从未有过的恶性恐怖事件。

数千人很多吗？其实不多，80年代，90年代，随着农村基层权利宗族化，和政府仲裁权威弱化，为了争夺农业资源或矿产资源，数千壮年农民的械斗非常普遍。双方一般都有冷热兵器和旺盛的士气，也有一方攻克另一方村子的事件，但是伤亡很小，几十人就很可观了。当然，这是农村械斗，不是城市暴乱，可比性差一点。但90年代，随着下岗高潮的到来，数万市民的骚动，几千工人筑街垒，烧汽车，抢劫，对抗军警的事情也很常见，但伤亡也很少到几十人。如果说民族冲突，其实20年以来，恶性民族冲突也不少见，集结上千人的也很多，但基本死亡都在个位数。我中学时也曾随大队人马冲入民族中学挑衅斗殴，双方参加斗殴的人都不是纯粹的学生，而是包括不少成年混子和附近的市民，武器有钝器，刀具等。在这种无序冲突中，一旦打到面前，年轻人的理智是很有限的，都会努力击倒对面的对手，不会考虑什么控制烈度，保护自身。结果在凶狠的对打之后.........无人重伤。类似的，92年洛杉矶暴动，最后逮捕了1万人，死亡不过50-60.

为什么？为什么伤亡这么小？因为杀人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首先，从体力上来说，纯粹的踢打，钝器打击杀伤一个人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和体力，只有受过训练的人才能非常迅速地严重杀伤一个普通人。其次，从心理上来说，人并非杀戮机器，普通人如果没有指挥、鼓动、督战，不经训练。杀人效率低的可怕。其次，杀人，严重伤人需要一定的心理素质。在90年代的许多冲突中，许多骨干人员和参与人员都是当年的民兵，受过半专业的杀伤训练，比如拼刺训练。但杀伤依然不多，因为人不是先天的杀戮机器，对直接杀人有本能的抵触。必须有人帮他们卸下心理负担，让他们把杀人而不是抢掠当做第一目标。这才能明显提高杀伤数字。如果能以组织而不是个人斗殴杀人，把杀人分解成每个人负责一道工序的专业行为，比如有人只管钝器击倒，有人割喉，有人放血，效率就要高得多。

所以说，数千城市贫民的骚动导致伤亡是必然的，但伤亡如此严重，几乎可以断定。其中有专业的军事人员和政工人员介入。数千壮年维族暴民中，应该有几十人的核心犯罪人群，其中专业人员很可能来自境外的训练营。大部分维族暴民满足于抢掠、发泄、放火的同时，核心人群负责杀伤，指挥。这里说的军事人员，不仅仅是杀人技术训练者、专业的带队杀人者；还要包括负责事先计划的参谋人员；负责调配力量、包围重点目标（如中国记者团），远离重点目标（外国记者团）的指挥人员。这里说的政工人员不一定是政委，也可能是宗教人士和军事心理专家，总之就是让人卸下心理负担杀人，让人以杀人为目标的专业人员。这些人才是导致伤亡的重要原因。

城市贫民骚动，是很常见的事情，但很明显，这次自治区警方误判了形势，低估了对手，请报上有严重问题。他们可以看到数千暴民打砸抢，以为还是几百警察列队就能驱散的骚动，没想到其中裹挟着几十甚至可能上百的专业人员。从而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第一次暴动被驱散后，警方自以为像每次骚动一样，局势已经被控制，胡锦涛也因此没有回国处理，继续外交访问。结果有组织的暴动去而复来，甚至能围攻医院，围攻车队。这最终导致全国调集特警入疆，胡锦涛紧急回国。

这少数核心人员的目标是什么？杀人、放火？泄愤？都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扩大事态，军事斗争永远是政治的延伸。我曾和一个20年前从郊区去过广场，当晚在纪念碑执勤的军人谈过。问他当时最大的困扰是什么？是学生？是街垒？是请愿者？都不是。最大的困扰就是人群中的少数袭击者。不断有人从路边的高层建筑上射击，或是骑摩托车过来，打一枪就逃窜。无论是高层建筑上的远射，还是摩托车不停车的射击，都不足以真正杀伤军队，甚至打中群众的可能性更大。但他们本来也不在乎平民的生命，他们只希望军队无差别还击。事实上，军队确实一度无法控制还击的冲动。还有少数战士被卷入人群，大部分殴打本身其实不足以伤害壮年男子。但有专业杀人者割喉，放血，那就不一样了。这次也一样，几十个核心人员根本不在乎维族人是否也会被误伤，是否会被报复。他们希望流血越多越好，这样才能挑动仇恨，才能建立自己在民族内部的权威。

所以说，解决问题的关键必须是找出核心人员，找出掩护他们入境，给他们提供补给的网络，找出给他们提供经济支持，政治鼓动的高层人士。乃至出境作战，毁掉训练营，推翻支持恐怖主义的政权。如果这个政权是大国，那么就要做出相应的政治经济手段。这样才能对恐怖主义斩草除根。普通暴民，作为帮凶必须惩处，杀人伤人打砸抢的都有相应刑事民事责任。但不可无差别报复，否则就是恐怖主义的胜利。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普通人之间的差别不大，都有自己的感情，也都有自己的理智。如果你硬要把人民看做乌合之众，那么他们就是乌合之众。如果你和群众讲道理，让暴民和普通少数民族民众看到恐怖分子的真面目，让他们看到恐怖分子要的是所有民族的血，目标是少数人的政治地位和长期经济利益。那些试图重建封建权威，或者试图做组织大国代理人政权的人物，那些充当犯罪核心的骨干，都必须毫不妥协的拿下，公审公判。甚至可以交给维族民众执行死刑。

再往深层说，眼光还是要落回普通民众。真要是几十个核心人上街，会有这么恶劣的结果吗？也不会。必须有外围的城市贫民基础，少数恐怖主义分子才能搞出严重破坏来。作为一个近千万人口的群体，如果平均经济水平差，失业率高，发展无望。那么他们的青年会去犯罪，他们的女儿会去卖淫，他们的骨干会被吸引进黑社会。一旦有城市动荡，他们还会走上街头，泄愤抢掠。我说的是当年东北的下岗工人。维吾尔人作为一个1千万人口的大民族，如果普遍经济水平较差，缺乏发展空间，那么永远是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城市贫民，不稳定性还要胜于农村贫民。那么问题就落在如何改变他们的经济地位了。当然了，中国现在贫富差距大，即使在名义上。劳动收入也只占GDP的40%不到，大部分人和少数高薪阶层就是分享这40%的社会财富。指望维吾尔人比其他民族更平等不现实。但至少要让他们有足够的打工机会，让这些人有机会去参与创造GDP，有机会分享40%的财富。

这个机会如何来？只有融入主流社会才可能做到。其实融入主流社会并非是要消灭他们的民族文化，民族融合是大势所趋。汉族也在类似的过程中，被少数民族改变了许多。比如说，我们不介意中国男篮的未来领头人可能是一个维吾尔人。不介意中国的音乐风格受到藏族、蒙族音乐的影响。不介意饮食文化加入西部少数民族元素。各个民族都在取长补短。汉族人为了打工而学英语，维吾尔人也可以为了打工而学汉语，改用汉语。汉族人为了打工，放弃回家过年，维吾尔人也得放弃一些风俗习惯和行事方式才可能打工。这是现代社会的趋势。以胡耀邦为代表但不限于胡耀邦的一批领导人，强行推行维语教学，恢复民族封建势力的地位，才是真正害了维吾尔人。过去30年，和民族上层旧势力妥协，放弃发动群众，漠视普通少数民族的政策必须得到批判和反思。

不过，客观来讲，一个蔡京推不倒王安石变法，一个貌似能干的胡耀邦也没资格说危害一个民族。甚至1000万人的维吾尔人也不足以推动整个国家的转变。80年代，整个国家都在和旧统治阶级上层妥协，都在压制群众运动。指望胡耀邦逆潮流而动，也完全不可能，人家胡耀邦也要落个改革先锋的名不是？整个国家迅速拉开贫富差距，让富人毫无廉耻地继续掠夺，结果就是贫民犯罪率高，落后地区的人因此被整体妖魔化。人口压力大、交通方便的河南人首当其冲，下岗灾难下的东北人紧随其后。工地上，薪水被压低的苏北民工以保护打工权利的名义，把安徽民工堵在宿舍里打，焚烧他们的行李；过几天安徽民工反过来再来一遭。苏南的资产阶级政府除了逮捕和安抚，难道还能说你们应该团结起来搞工会吗？薪水提上去了，投资者可就要到别处开工厂了。整个社会的问题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别指望能够一事一议。

就算一事一议，也要当事人敢担当，从长远解决问题的角度着眼去解决，眼下的官位和此生的虚名都不足取，这才能真正平息事态。可究竟谁是当事人？政府和党？机构不能拟人化，政府和党不是一个人。寡头共和制不是不能解决问题，但如果寡头们也需要民族主义呢？也希望百姓是乌合之众，希望百姓总是不明真相呢？毕竟不明真相的群众，不管哪个族的，闹起来声势浩大，实际却对付不了任何有决心控制局面的工业社会政府。如果流血能换来地方头目的地位，如果流血可以让大家相信王将军真的靠屠杀定边，真的相信本族的黑社会和贪官是人民内部矛盾。那未尝不是好事。反正寡头不逛街。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人民，或者只是人民的一部分拒绝当乌合之众的时候。新时代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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