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何我是“亲华派”？ --津上俊哉 -- 中关村88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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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我是“亲华派”？

津上俊哉

我于1994年涉足中国事务，作为经济产业省公正贸易推进室室长，参与了中国加入WTO的谈判。1996年身为日本驻华使馆经济参赞，在北京工作了4年，从此决心竭毕生精力，从事日中交流事业。

　　在我的“娘家”通产省，我是有名的“亲华派”。因为过于热衷中国的入世问题等，曾多次有人暗地里说我是“外经贸部的奸细”。用美国人的说法，可能称得上是典型的“China apologist”(中国的辩护者)。有时我也想说：“嗨、请等一下，不要那么简单地就给我'扣帽子'”。其实，我对中国的某些方面也是很讨厌的。

　　比如，我对中国人在正式场合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缺乏自主性的“个人”特别讨厌。他们那种只要领导一声令下或者舆论稍有偏向，就赶紧采取投其所好、明哲保身的态度，尤其令人难以忍受。因此，我对在这方面表现得格外突出的“中国政府”也喜欢不起来。另外，对中国社会比比皆是的缺乏公德、相互之间缺乏信赖的现象，还有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社会风潮，我也不喜欢。

　　不过，在讨厌的同时，我觉得这些都是“因为中国人在近150年遭受的苦难太多所至”。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间，中国曾经历了多少次肃清风暴的袭击啊！──在谈到中国人的保身第一心理和相互缺乏信赖的现象时，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就在25年前，中国还有人被挚友告密、有的甚至被自己的亲人出卖，而成为社会暴力制裁的对象，以至丧失性命。面对这些饱受人间辛酸的中国人，去责难他们明哲保身的懦怯、指责他们相互缺乏信赖，不是显得我们有些过于“少爷作风”了吗？

　　有一次，我在东京和人聊天时谈到了这些。结果对方深感吃惊，说我“你可真是喜欢中国啊！”┄┄是啊！毕竟我是个“亲华派”嘛。通过在中国生活，并且会点汉语后，我对中国人更有好感了。他们一般都性格爽朗，胸襟开阔。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是刚开始在北京生活时，有一次我和夫人一起骑自行车在市内观光，我们对一座好像有些来历的砖造建筑物产生了兴趣。在建筑物的大门口，正好有一位好像是那个“单位”的人路过，于是我们问他“我们想看看这座建筑，可以进去吗？”那个人显得有些惊讶的样子，问道“你们是哪个国家的？”

　　“我们是日本人”

　　“┄┄你们知道这座建筑是干嘛的吗？”

　　“这┄┄”

　　“┄┄二战时这可是日本宪兵队总部噢！”

　　看到我们惊讶得一时无言以对，那人却笑着说“没关系！请进！”

　　那个人似乎是那个单位的领导，路过的人们都向他打招呼。其中也有人问他“这俩人是谁呀？”“啊，是两个日本人。他们不知道这房子是干嘛用的，想进来看看。”

　　“哦，是吗？哈哈哈！”

　　以集团或政治形式出现的中国人对日本人所抱有的那种反感以及猜疑可谓根深蒂固，以至于常让人感到近于绝望。但是以个人形式出现的中国人，即和我们面对面的一个个中国人，却不表现出这一面，他们显得好奇心旺盛。

　　还有一次个人经历。我想，或许这次经历是我成为“亲华派”的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吧。

　　4～5年前，那时为参加中国入世谈判，我经常出差到日内瓦。有一次，中方就即将公布的“汽车产业政策”进行说明。出席会议的西方国家代表接连不断地向中国代表提问，诸如“为什么国家要确定重要产业、对生产目标和国产化目标进行指导？”等等。

　　“中国正以市场经济为目标，加快改革步伐。但是，遗憾的是，现状中的市场还很幼稚，还不能很好地按照市场机制进行供需调整。如果国家不参与，对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之处不作弥补的话，那么经济将陷入混乱，这是中国的实际情况。”

　　回答问题的是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产业政策科科长，一位颇具学者风度的人物。他的英语口语流畅，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以前曾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留学。

　　但是，在他进行说明的时候，我清晰地目睹了提问的美国、EU等国家的代表脸上所显露出的那种蔑视、嘲笑的神情。这些代表当然是市场原理的信奉者（因为他们都是WTO领域的人物），所以他们决不会肯定以国家为主导的产业政策。但在他们那副或心不在焉或故作惊讶的表情背后，掩藏着这样的蔑视心态：“看看！中国人也想搞市场经济，正在为此而努力呢！”

　　我从直觉上感到日本人过去也曾多次经历过这种蔑视。即使拼命地说明也得不到欧美人的理解，这种无法使对方理解自己的悲哀，或许是亚洲人所共有的吧……。我从心底里对那位科长产生了共鸣（他至今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当时，那位科长是就中国的“重复建设”（各地不顾预算和市场需求、盲目地进行设备投资，结果引起严重的设备过剩）问题进行说明。尽管目前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基本知识”。可当时（95年），在国内还只是刚刚敲起警钟而已。

　　且不说“国家产业政策”是不是解决该问题的正确方案，我个人认为，只要还是“国有企业”的改革，那么，即便费尽唇舌宣传“政企分离”，其本质也不会得到改变，也就无法告别“重复建设”。

　　但是，日本在过去又是怎样走过来的呢？俄罗斯对IMF以及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唯命是从，在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接受市场原理时，就实施冒进的“市场化”改革，那么俄罗斯的今天又怎样了呢？面对不成熟、落后的中国社会，中国的官员和经济学家正在进行积极探索，至少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意去嘲笑他们。

　　说到底，我那中国情结的根底里，隐藏着一种同是亚洲人的共鸣，亚洲人总是被欧美人蔑视而难以得到平等对待。我说这些，或许下次又会有人认为我是“马哈蒂尔的奸细”了。

　　但是，看到遭受金融危机袭击、受害于投机资本的欧美国家去年的惨淡景象，许多日本人不是想出了“欧美和亚洲”这一观点吗？欧美人看到日本经济崛起时，总认为“有些奇怪！是不是游戏规则中有什么缺陷？”，而后像是要出出多年的闷气似地批评“日本人反正不懂市场经济，不会改革”。看到这些时，我不由自主地有一种异样的感受。

　　尽管这样，也不能像马哈蒂尔那样谴责欧美人是种族歧视主义者。亚洲受轻视的原因不光在人种问题。我认为即使在局部争论中能够以人种差异进行反驳，但亚洲人缺乏形成思想基础的综合性体系，这是其不及欧美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受轻视的原因也存在于我们自身。

　　重要的是，热中于狭隘的亚洲主义而拒绝和欧美人交往，是决不会有进步的。即便有语言障碍、即便要尝到被轻视的痛苦感觉，也应该勇敢地和欧美人打交道。否则，这个问题将永远得不到解决。

　　说到这里，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和日本能不能进一步加深共鸣，加强团结合作呢？97和98年，江泽民主席连续两年和美国联合起来冷落日本，今年（99年）却因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而遭到“报应”。这从曾经遭受冷落而一时难以消除心中不快的许多日本人的角度看，大概是属于“活该”。但这种心理除了能让日本人感受一时的“爽快”外，毫无意义。

　　“光是互相贬低和互相轻视能行吗？”难道我们没有必要进行反省吗？中国一部分（尽管是极少数派）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也正在认真地思考着这一问题。

（199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