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所谓三皇五帝 -- 王威

　　当然，驱使帝喾做这样的决断，不惟是出自民生上的考虑，还有政治上意图。

　　两个理由，一个是明的，说的出口的。一个是暗的，说不出口。

　　明的理由，就是毛主席提倡的，在大好形势之下，“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彻底解决平而复叛、一再起兵的共工氏余部。

　　共工氏之子术器虽然被杀，但是余部反抗并不停息，他们从黄河中上游，跑到长江中上游一带发展。

　　为了让共工氏彻底臣服，帝喾建都于亳，可以将重兵迅速投放到战争的最前线。

　　暗的理由呢，则是帝颛顼在濮呆在太久了，整个濮地仅在帝颛顼一族的掌控之中，他们和南正重氏、火正黎氏两大家族互为婚姻，形成盘根错节的宗派。

　　帝喾要在那里发号施令，肯定要受到很多的干扰。

　　事实上，帝喾即位不久，就已经频频面临帝颛顼一族的挑战，其中第一个跳上前台的是火正重黎氏。

　　重黎氏是帝颛顼推行“绝地天通”的最大受益者，自然怎么看帝喾怎么不顺眼，再加上位居火正（相当于今天的总理），专属民事，是个举足轻重的实权派人物。

　　这样的人物一旦和君主别起苗头来，那整个政府的行政运作的效率就大大降低了，内争必产生内耗。

　　帝喾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呢？

　　很简单，他下了一道死命令，让火正重黎氏放下手中的政务，上前线去——

　　要是共工氏一族有一人漏网，提头，提自己的人头来见吧。

　　让文官首脑去打战，明摆着就是借刀杀人。

　　受命讨伐共工氏的火正重黎氏虽然带领的是黄帝王朝最精锐的军队，可是专业不对口，即便拥有优势，也只能和共工氏陷入了拉锯战。

　　黄帝一族伤亡惨痛，却不能彻底平底叛乱。

　　帝喾见重黎氏久战无功，遂于庚寅日诛重黎氏。这一手大大震慑了帝颛顼一族，从此之后，终帝喾一生，国中再无人挑战帝喾之威权。

　　当然，帝喾诛杀重黎氏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将重黎氏一窝端。

　　真要对着干，干到底了，吃亏的肯定是帝喾自己。因为离开了重黎氏的支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就动摇了，等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因此呢，帝喾在狠狠的用大棍子敲打了重黎氏家族之后，起用重黎氏的弟弟吴回接任居火正一职。

　　意思也明摆着，只要你们重黎氏家族不和我对着干，我保你们家族特权世袭无忧。为了把这层意思传达的更显豁一点。他不惟让吴回接任火正，还索性立吴回为祝融氏。

　　其时，南方正牌的祝融氏已然势微，帝喾将祝融氏的名号转手倒给吴回，倒没有遇到祝融氏太大的反弹。

　　帝喾的这一做法，等于是让重黎氏一族拥有三项世袭之祭天权——

　　一是祭祀大火星，二是祭祀四时神之夏天，三是祭祀四方神之南方。14

　　实是对重黎氏一族尊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帝喾这几手可谓是软硬兼施，挥舞大棒同时不忘了递上胡萝卜。重黎氏经过这一番调教，彻底老实了。

　　当然了，重黎氏一族身兼三任，尊贵无比，很有可能日后尾大不掉。

　　这点，同样难不倒帝喾，他还有最后一记杀手锏——通婚。

　　帝喾迎娶重黎氏之女，生下了儿子阏伯。

　　其时尚是母系社会，阏伯一身兼黄帝、重黎氏之血统，等到重黎氏族长去世，则阏伯接掌重黎氏族长之位，出居火正，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帝喾登基之后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这样解决了。

　　第二道难关则是因为搬家搬出来的新问题。

　　共工氏此时已经被彻底的打垮打残了。帝喾搬到了亳，想法很简单，直接坐镇这里，共工氏就没有机会东山再起了。

　　然而共工氏世代居住于此，自身也有一本难念的经，那就是他们直接承受了活动于今陕、甘一带一支异常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压力。

　　这一支游牧民族由于本身飘忽无踪的特性，让进入王权时代之夏商周三代的历任君主头疼不已。

　　西周之所以灭亡，一大主因，便是这支游牧民族在对周王朝多年侵略骚扰的基础上，骤然发力。

　　镐京因之陷落，西周王朝之末任君主周幽王也被这支游牧民族杀死于骊山之下。

　　为中国人内心留下了一道永远难以安抚的伤口。

　　它们就是“犬戎“15————像狗一样卑贱的野蛮人，这是周人对之贬低性的称呼，恰恰证明了周人对此一支戎族的恐惧。

　　根据文献记载，犬戎族就是自称自己的祖先是二白犬，并以白犬为图腾的西北最古老的游牧民族，属于西羌族。

　　帝喾对于这个比共工氏更难搞定的对手，一时之间找不到什么对策，派兵远征吧。谁不知道这些人是住哪儿。

　　游牧民族嘛，本来就不设定居点。

　　防守吧，天天防，日日守，谁扛的住啊，不过日子，不种庄稼了啊。

　　应该说，黄帝王朝并不是第一次直接承受游牧民族的压力，在首任君主黄帝时代，黄帝曾经北逐荤粥，荤粥据说即是匈奴之前身。

　　然而青阳时代、帝颛顼时代，大家都在中原之地瞎忙活，很久都不知道游牧民族到底长的是啥样了。

　　对犬戎不熟啊。莫名其妙的打了很多战之后，也就只根据一些俘虏的口供，知道犬戎带兵的将领，名字读音为“吴”。

　　相传，帝喾思来想去，挂出了招贤榜，只要有哪一位勇士能取得犬戎首领“吴”将军的脑袋，赏赐黄金千镒，邑万家，还把自己的小儿女嫁给他。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帝喾的帐下，有一个身份低下的仆人，名叫盘瓠。

　　这位盘瓠自告奋勇，挺身而出。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呢？

　　因为盘瓠本就是出自西戎，以犬为图腾，风俗语言和犬戎都很相近，是以找到并潜入犬戎部落，相对于多数人来说，就容易的多了。

　　盘瓠接受使命之后，踏上征途，历经种种艰险，终于取得了“吴”将军的手头。

　　帝喾大喜过望的同时，也多了个心眼，让手下大臣检验无误，切系“吴”将军之人头。

　　然而真到了论功行赏，履行诺言的时候，帝喾做难了。

　　帝喾心想，盘瓠虽有大功，却是个下人，将女儿许配给他，未免太抬举了。再说自己的女儿能不能吃苦，愿不愿意吃这份苦呢。

　　做父亲的犹豫不绝，做女儿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却浮想联翩，盘瓠以身犯险，立下大功，足证其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子。

　　于是，帝喾的女儿便向父亲进言——父亲作为君主，金口玉言，一字千金，不可失信。

　　帝喾很舍不得自己这个心爱的女儿，听女儿这么一说，不得以之下，也就答应了这桩婚事。

　　盘瓠有了自由之身，又娶了帝喾的女儿，他的选择也很奇怪，不是老老实实的当女婿，而是背着帝喾的女儿，前往南方的大山之中，居住在山中之天然石室之内。

　　这对夫妻所呆的地方可谓险阻到了极点，是个人迹不至的所在。

　　帝喾听到女儿失踪，又是悲痛又是思念，派人出去寻找，可是那里找到啊。

　　每个使节回来之后，当然不能说自己没有用心去找过了，只能向帝喾汇报在寻找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把责任推给诸如狂风暴雨之类的客观因素。

　　又据说，据《后汉书》说，盘瓠和帝喾女儿，在没人打扰的情况下，埋头猛生孩子，三年时间，就生下了十二个子女。

　　（这是什么速度啊，今天的吉尼斯世界记录也不过如此）

　　而且还很凑巧，偏偏是六个男的，六个女的。

　　这些孩子在父亲死后，自相婚配。

　　他们用木皮缝制衣服，还很臭美，用植物的果实给衣服染色，剪裁出来衣服，都有尾巴。

　　帝喾的女儿晚年回家探亲，将这些年来的经历告诉帝喾。

　　帝喾一听，自己居然多出来了那么多子孙，很高兴，派人将自己的子孙叫到身边。

　　结果，帝喾看到的孙子们一身穿着稀奇古怪、听到的则是叽里呱啦的鸟语，又了解他们已经习惯了住在山里头，不喜欢平原的生活。

　　帝喾也不勉强，他将南方的名山大川赏赐给这些孙子们，让他们好好的生活。

　　无数个时代过去，在中国的南方就此多出了一个新的民族——南蛮。16

　　讨平共工氏余部和击退犬戎的窥视，是帝喾生平两件值得一书的武功。

　　应该说，帝喾对于用兵之道并不是不精通，但是他打的每一战，都是被动出击。只要能够达成战略意图，便已知足。

　　帝喾深知，战争只是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而在很多时候，有比战争更好的选择。

　　现在，摆在帝喾面前最大的问题是，前任帝颛顼努力打造的国际新秩序并不是很成功，所组成的大联盟，即便是维持表面上稳定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难在那儿呢？

　　无它，民族问题。

　　今天之中国媒体，谈起中国民族之崛起，引经据典滔滔不绝,语调激昂唾沫横飞。然究其实，是个伪的不能再伪的概念。

　　正如美国汉学家白鲁洵所断言的：

　　(现代)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

　　事实上，中国人主要是从文明国家的角度而不是从民族国家去看待自己的。

　　中国人的这一自我认同观念，远在春秋时代便已经定型。

　　具体的例证，我们可以从《左传》找到。

　　一方面，对于异族的压迫和侵凌，其时之中国人固然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异反应。

　　另一方面，则明白宣示“入于夷狄则夷狄之，入于中国则中国之”的信念，

　　前者自然是基于民族观念。后者则是文明观念。

　　这两种面目有时同时出现，常常达致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

　　这里不妨举个例子：

　　清代雍正帝即位不久，有一位叫做曾静文人，手无尺寸之兵，居然筹划推翻清朝的统治。他听说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南宋名将岳飞的后代，想当然的投书岳钟琪，劝其起兵反清。

　　岳钟琪当即懵了，还有这样的呆子。当即上奏朝廷。

　　曾静被捕之后，雍正下令将审讯曾静的记录整理成册，并在前面加上了长长的按语（上谕），起名为《大义觉迷录》。

　　这本书谈的内容很多，其中很重要就是雍正为清王朝的统治的正统性辩白。

　　他是个对研究儒学颇有所得的君主，对于曾静那一套所谓：

　　“中国内乱，夷狄（满洲）得以乘虚而入，占领了华夏，整个天地都被颠倒了。”17

　　又所谓：

　　“分清华人和夷人之界限，大于君臣之伦理。华人相对于夷人，之间的分别就是人类和野兽的分别。”18

　　的“民族观念”理论，其重点在于强调民族气节，认为要分清华夷，然后才能讲君臣关系。

　　这一套“华夷之辩”，在清朝前期特殊形势之下很是流行，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到了雍正时代，上距满清入关，都有八九十年了。

　　这就让雍正很郁闷了，因此他不惜屈帝王之尊，做出针对性的回应：

　　 “你这个呆子，不懂本朝自称为满洲人，其实和中国人所常说的籍贯，概念上是一样。古代的圣王，像舜本身是东夷之人，周文王姬发本身是西夷之人，他们的出身难道妨碍了他们向天下百姓施行德政，并造化后人么？”19

　　这话中把中国历史上的圣王舜说成东夷，即异族，把周朝的文王说成是西夷，不是雍正说的，而是中国儒学中的亚圣孟子在他的书中说的。

　　雍正又说——

　　“再说了，上古时代的中国，所谓的一统，其疆域之幅员有其局限，地盘并不是很大。

　　对于那些无法征服，又不愿意接受华夏文明的国家，便诋毁它们是夷狄，比如上古时代的苗族、荆楚等等，说起来，也就是今天的湖南、湖北、山西之地。

　　那么在今天，我们是不是将这里的人看作是夷狄呢？”20

　　这句话就更厉害了，如果中国人不是一开始就抱着平等的观念，对待异族人，便接纳之，融合之，则中国疆域断乎不可能由小而大，进而主宰东亚。

　　雍正的这番话虽然是在为自己为整个清王朝的统治合法性做辩护，我们还是得承认，他的逻辑确实很完美很漂亮。

　　他之所以能讲的这么漂亮，当然是有前提，那就是历史，中国历史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现在，我们再回到帝喾所面临的困境上来，他可就没有雍正那么轻松了。

　　因为中国历史，就是从三皇五帝，从他身上开始的。

　　根据文献记载呢，再经过黄帝王朝历任君主的努力之下，到了大禹时代，据说尚有一万个诸侯（诸侯万邦）。21

　　如果一个诸侯，意味着一个民族，那就是一万个民族。

　　帝喾是大禹的前前前任，治下所统治了民族比诸大禹，肯定只多不少。是以，帝喾自然也不可能唱雍正的那一套高调。

　　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帝颛顼时代已经将武力征服运用到了极致，效果并不好，不然也轮不到帝喾上台来收拾这个烂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