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兵拜河：一个老人的回忆录（一）前言和幼时 -- 您很象飞行员嘛

（41）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此处有删节） 我在大革命失败后，没有下决心离开蒋介石的阵营，走了一条弯路，至今深为遗憾！有人说，我当时如果走上反蒋的路，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这种说法当然是错误的。要革命，就会有牺牲，革命的胜利，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是革命先烈们的鲜血浇灌出来的花朵和果实。我在黄埔军校学习时，经常观看校政治部领导的“血花剧社”演出的话剧，它鼓舞军校师生们英勇杀敌，不怕牺牲。有些故事非常感动人，可惜我现在记不清了。

（42）走上弯路

八月下旬，我带着华容东山四个知识青年（徐惠芳又名徐维桑、陈宗藩、李子春、刘某）经武汉到上海，在某旅社会见了万全策，他带我们到浙江兰溪县接收新兵。他向何应钦保举我任补充团第三营营长。在接收新兵中，我的胃病加重，又突发急性肝炎，全身发黄，不进饮食。万全策派军医送我到杭州住医院。一个月后，病情稍有好转，准备回营练兵。这时第一军在镇江附近与孙传芳南渡长江的军队作战，伤亡很大，何应钦令补充团的新兵全部交给第一军补充缺额，补充团停办军官又听候另行安排工作。我继续住院疗养。十一月底，连以下军官又都安排了工作，我出院到南京，这时南京中央军校在蒋介石（这时蒋介石下野住在日本，他要何应钦、张治中在南京创办军官团深造黄埔各期毕业生）命令成立军官团，我高兴地报考，被录取编入第二营第七连学习。这是我几年来的心愿。

南京中央军校，是黄埔军校迁来的，校长是蒋介石兼任，教育长张治中，当时正在训练第六期学生。军官团由军校领导，团长是黄幕松中将，不久黄被派去西域任特使，由冯轶裴中将继任，第一营营长林振雄少将，第二营营长周址少将，第三营营长廖士翅少将。连长是上校，排长是中（少）校，学员全是黄埔军校各期毕业生，学习时间为一年。学习课目以军事学术科为主，政治课次。政治部主任是曾养甫。军事教官多为日本士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和云南讲武堂毕业，多数是从旧军队来的。军事学科是战术、筑城、兵器、地形等所谓四大教程，术科是操场制式教练，野外勤务和实兵战斗学习。政治课是各国革命史、三民主义等孙中山著述。

由于我只有中学毕业的文化水平，在学习中确实感到困难，好在和我同寝室的原在学兵连的同学何良信（江西贵溪县人）是中学毕业生，他对我帮助很大，我至今怀念他。（抗日战争时期他犯了错误被监禁，现在下落不明）

我在军官团学习期间，每逢星期日我都到私人办的补习学校补习英语、数学。一九二八年暑假，同学们有的回家探亲，有的到上海去玩，我还是留在团内补习功课。在期考和毕业考试，我的成绩还可以，特别是战术作业和野外实兵指挥学习，我名列本连前三名。

我在军官团学习期间，蒋介石从日本回上海，随即与宋美龄结婚后回到南京，复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任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在财政上窃取了权力，就大肆扩军。从此，新军阀混战，越来越凶。在蒋介石未复职前，唐生智已大肆扩军，占据两湖和安徽三省，反对南京政府，李宗仁、冯玉祥联合出兵讨唐，唐失败下野出国。接着张发奎率部进广东，发宣言攻击南京政府，汪精卫、陈公博等人与之合作。张发奎失败后，汪精卫隐退出国。

蒋介石复职后，国民政府职权名义上由蔡元培、李烈钧、谭延恺、丁维汾五个常务委员负责，但实权则握于蒋介石之手。他复职之时，为避免国人骂他是军事独裁长，特于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中提出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立政治分会，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任政治分会主席。又决定将阎、冯所部军队番号改为集团军，以蒋介石兼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代理），二、三、四集团军总部，分别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担任。其佘不属于四个集团军的部队，则由国民政府直接指挥。自后，这四个集团军连年混战，互相残杀！

一九二九年初，我在军官团毕业，这时蒋介石正在向德、意、法西斯统治者学习，他向德国买枪炮，向意大利买飞机，并请来许多德国顾问，在军官团毕业学员中择“优”留下六十名组成教导队，由德国顾问训练。我是这六十人中之一。接着成立教导第一师，原军官团团长冯轶装任师长。这时原军官团第二营营长周址任军校军官研究班主任，蒋介石侍从室上校参谋万全策任军官研究班大队长，他们二人写报告向张治中建议，要我到军官研究班第二队任少校区队长，因而我留校没到教导第一师。这个师是蒋介石部队中装备最好的一个师，后来改为八十七师。（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被解放军消灭）

我在军官团学习时，由同学石扬名介绍他的小姨子张剑云同我订婚，她念过三年小学，当时不满十六岁，同我订婚又念了两年小学，十八岁时同我结婚。她的父亲张玉堂，山东滋阳县人，家庭贫农，早年在张勋部队当过兵，这时在南京赶马车为生。

一九二九年四月，蒋介石兴兵“讨伐李宗仁，由于蒋收买了李的部下李晓瑞、杨腾辉两个师，未费多大气力，顺利地攻占武汉。李宗仁，逃香港，白崇禧、黄绍雄逃越南，不久三人于秋冬之交又回到广西，成立“护党救国军”讨蒋，后由几个国民党元老从中调解而“和平解决了。”

我在军官研究班任区队长时，故乡湖南华容仍处在革命低潮中，不少领导农民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被反动派杀害，少数外逃。有个县农协负责人廖一贯，因为他的侄儿廖志超在南京中央军校学习，他逃到南京，有一个认识他的华容人在南京发现了他，向警察局告发，被关进南京监狱，我和廖志超还到监狱看望了他。

我的弟弟韩良材，是乡农协负责人，在进行地下工作中，因劳累过度病故。这时逃到南京的东山知识青年，凡是认识我的，都来找我。如黎南杰、蔡逸民、李重辉等人。我给他们或介绍工作、学习或在生活上给以帮助（我那时的月薪一百三十五元）有个中学毕业生韩岁 ，我介绍他到某通讯训练班学无线电通讯，他在学会使用机器后，携带收发报机逃跑了。此人后来下落不明。可以肯定已逃到当时的苏区。

黄祖轲从武汉到广东，参加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到上海，他听说我在南京军校，给我写了一封信，因没有写明通信地址，我无法回信。他回到华容故乡，做地下革命工作。后来他参加了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抗日战争期间，在山西牺牲！

方之中同志（黄埔四期政治科毕业北伐进攻江西时，他在第六军某部任指导员，我们在南昌会见过）也在家乡华容领导农民斗争了一段时间，失败后到南京住在湖南会馆，我去看望他，要他立即离开南京，因为在南京的华容人有人认识他。他到上海做地下文化工作，常和我通信。抗日战争中他到了延安，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起义部队董xx军任参谋长，建国后任天津警备司令。现已八十多岁，已离休住在天津。

从一九二七年年底到一九三零年三月，我在军校学习和工作中，获得了不少军事知识，为我后来练兵、作战，特别是为我任旅、师参谋主任和师参谋长奠定了基础。

五、离开军校后的一场经历

（43）在连、营长任内

一九三零年底，唐生智在河南反蒋战争中，唐的部队被蒋介石打败，两万多俘虏兵，被编为教导第二师和教导第三师。教二师师长由南京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兼任，教三师师长由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钱大钧兼任。

教导第二师的各级军官，大多数从军校调任。学生总队长汤恩伯调任教二师第一旅少将旅长，学生中队长杜律明调任第二旅第六团第一营中校营长，我任第一旅第二团（团长胡琪三）机关枪连少校连长。我在军校两年多的生活，从此结束。

教导第二师驻浙江，编成两个旅六个团。这年夏天，汪精卫到华北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反对蒋介石，引起蒋、阎、冯中原大混战。双方动用了几十万大军。教二师参加了这次大混战，伤亡两千多人。我在河南开封附近作战时，左肩膀负重伤，几乎残疾，至今每逢阴雨天还发痛。

这次混战近半年，双方死伤十多万人，河南、山东两省的老百姓遭受了大灾难！据河南《赈务洪编》记载，河南死亡人口近十万，逃亡在外接近百万，房屋、财产损失八千多万元。山东也损失不小。

这次混战，由于蒋介石拉拢张学良，许以平、津地盘，引诱了张学良率部进关，向阎锡山后方压迫，阎、冯战败下野才告结束。

在这场混战结束后，教二师又开回浙江，改为第四师，师长徐庭瑶。由于伤愈回部军官两百多人，无法安排，办了个军官教导大队，师参谋长富文兼任大队长，我任第二队区队长。同我一起任区队长的有石觉。

一九三一年四月，第四师接收浙江省税警团，这个团是宋子文财政系统的机械装备团，团长赵君勋，美国留学生，是赵恒惕的弟弟。第四师接收这个团后，改为特务团，我任这个团的第一营营长。不久，赵辞职（赵君勋现住北京是民主人士）刘子清接任团长。刘是江西乐平县人，黄埔二期毕业。

同年五月，第四师又扩编了两个补充团，补一团团长戴安澜（徐庭瑶的安徽小同乡黄埔三期毕业）补二团团长梁恺（湖南耒阳县人黄埔一期毕业）。这时第四师共九个团，两万多人。六月，两广反蒋，第四师革命由浙江开武汉准备经湖南打广西。这时杜律明升任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张联华）二十四团团长。在上海乘船时，我这个营和杜团同乘一条船，临时归他指挥。在船上两天两夜，我发觉杜律明工作细致，日夜巡查乘船官兵的军风纪。他发觉我营比较安静，和我谈话时还表扬了我。通过这次乘船，他对我有了初步了解，我对他也有了初步认识，认为他是关心部队，了解详情的好团长。

第四师到达武汉后，两广问题已“和平”解决。但附和两广反蒋的驻在河北的石友三部队（原冯玉祥属下军长）仍在平怿铁路各车站扣留车辆，声言向平津进攻张学良的东北军。蒋介石令第四师开河北邯郸，协助张学良打石友三，结果，石友三部队大部分被东北军消灭，一部分在南宫县被第四师缴械。

当时附和石友三的山东著匪刘桂棠（外号刘黑七）部队约三千人仍困守河北大名城，第四师师长徐庭瑶拼命指挥本师和收编不久的河南著匪崔邦杰部队（约两千多人）一起围攻大名城。大名城南有条卫河，徐庭瑶以为刘桂棠不会向南逃窜，布置崔邦杰攻南门。在合围后，炮兵轰炸了西城，但刘匪坚强抵抗，爬城的第四师部队，死伤一百多人，我营阵亡第三连连长一人，伤排长二人士兵伤亡三十多人。当天深夜，刘桂棠串通崔邦杰，从南门逃窜，并向东转移使正在东门外各村庄休息的杜律明团受到突然袭击，损失不小。事后，第四师集中到河南开封整训。

刘桂棠部队从大名城窜往山东，后为国民党某部队收编，收编不久，又流窜到热河。在长城抗战时投降了日本侵略军。日寇投降后，刘桂棠为蒋介石收编长期为害山东，解放战争时，刘在山东为我解放军打死。

崔邦杰在大名城放走刘桂棠后，其部队在开封补充。河南省主席兼开封警署主任刘峙，调任崔邦杰为绥署少将参议。并在开封城内给他一套很舒适的寓所，让崔的家属居住。但是崔的匪性不改，认为他的部队编织是刘峙的参谋长彭启彪和第四师师长徐庭瑶出的主意，怀恨彭和徐。有一天，他请彭启彪和徐庭瑶到他家吃饭，徐未去，彭去了。在吃饭时，他解除了彭带去的警员武装，将彭杀害，事后他全家乘着早已准备好了的汽车出开封南门，逃到豫西南重操旧业。

接着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我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令张学良不抵抗，十多万东北军退入关内，让日本侵略军先后侵占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他呼吁“攘外必先安内”，把已在华北的军队调到南方“剿共”。第四师也在这年初冬由开封调到武汉。

这年长江发大水，湖北江汉平原遭受了大面积的水灾，我亲眼看到逃难到武汉的灾民有不少饿死在武汉街头！国民党的军政官员毫不过问，有些官员和富商还以廉价买灾民少女作妻妾。还有些官员竞强奸灾民妻女，真是禽兽不如！

这年年底，贺龙将军领导的湘鄂边区工农红军东渡汉水，准备越过平汉铁路与豫、皖、鄂边区工农红军会合，北上抗日（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通电主张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抗日但蒋介石不采纳）。蒋介石令第四师十二旅到应城、长江埠一带“堵击”红军，结果十二旅全部被红军消灭，旅长张联华被俘，两个团长被打死。当时我这个营驻汉阳兵工厂，我认为杜律明被打死很可惜，后来才知道杜律明因父死已回陕北奔父丧，打死的是以中校团附代理团长职务的周凤岐。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十九路军陈铭枢、蔡廷楷、蒋光鼐等部队，奋起抵抗。第四师奉令由武汉开江苏镇江，归张治中第五军指挥，准备到上海参加抗战。我营官兵都兴高采烈，摩拳擦掌，等待着与日本侵略军拼战。但到达镇江附近时，却奉令停止前进。原来蒋介石已与日本侵略军签订了“上海及其附近不驻中国军”的停战条约。

（44）在团附任内

一九三二年六月，第四师驻安徽蚌埠，我调任补充第二团少校团附（相当于解放军的团参谋长）。事有凑巧，我到职的当天深夜，第三营九连一个班的士兵带枪逃跑，并夺去连长的手枪，打死了连长。原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士兵生活虽比杂牌部队士兵生活好，但由于募兵制，招募来的兵，有不少地皮流氓，而管理训练又不严，加以蒋介石不断收编土匪部队，士兵携枪潜逃，多半是受了钱财的勾引。这次整班潜逃，仅是其中一例。

这年九月，补二团中校团附（副团长）吴国藩，被调升某师当团长，徐庭瑶派师部军法中校主任王起凡（黄埔四期政治科毕业，徐庭瑶的安徽老乡，又是亲戚）兼任，因为他没当过排、连、营长，下团当团附他也干不了。但是徐庭瑶又为什么要他兼任团附呢？是为准备提升他当高级军官。由于王超凡不下团到职，因而我又代理中校团附的职务。

一九三三年元月初，第四师调出四个团组成第二十五师（原来孙连仲部队的二十五师，已于一九三二年在江西宁都起义参加了工农红军，蒋介石捡到了这个番号），原第四师独立旅旅长关麟征升任二十五师师长，杜律明任师七十三旅旅长，张耀明任七十五旅旅长，这三人都是陕西人，也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我任杜旅一四六团少校团附代理中校团附职务。因为王超凡调任二十五师军法主任仍兼任一四六团中校团附。

一四六团团长梁恺，自以为是黄埔一期，又是由蒋介石的侍从副官派到第四师当团长，他满怀信心认为这次能升任旅长，结果落了空。当这三个师的组成命令下达后，他愤愤不平以对我；说：“关师长有浓厚的封建思想。”他边说边拿出组成师的人事命令给我看，他说：“两个陕西人由团长升了旅长，杜律明升旅长我没意见，因为他当团长比我早，工作能力也比我强，张耀明升旅长实在不能令人心服”。于是他称病请假到南京住医院，要我代理他的团长职务。

一年半前在河北大名放走刘桂棠。在河南开封杀害彭启彪的崔邦杰，这时又聚众近两千人，在河南南部沈丘、项城一带为匪，向老百姓要枪、要马、要钱，老百姓叫苦连天。由于二十五师七十三旅当时驻皖北阜阳，河南省主席兼开封警署主任刘峙令杜律明率部进剿。杜受令后，想起了过去在大名吃过崔邦杰的苦头，因而这次清剿崔匪的行动很积极。由于崔匪很狡猾，有一套对付清剿办法，杜旅捕捉了十多天，历尽辛苦，毫无所获。好在一个初春的大雪天，豫南平原雪厚三寸以上，杜旅终于找到了崔邦杰人马足迹，但杜率部追了大半天，人困马乏，仍未追上。他召集两个团长和旅参谋主任，研究情况，再定行止。一四五团团长戴安澜是追匪的先头指挥者，他认为部队太疲劳，应停下来休息做饭吃，明天再跟踪追击。旅参谋主任曾谦也同意戴的意见。我当时是后尾团，杜律明问我有何意见，我说：“崔匪也要吃饭睡觉，我们今天辛苦一点继续追，可能追上，否则雪化了，或刮风掩埋了足迹，就不好追了。”杜律明同意我的意见，并命令我团由后部变成前锋，让戴团吃完饭以后跟近。

我奉命后，全团忍着饥饿快步行军，终于在当天黄昏前追上了。原来崔匪正在一个叫李母子庄的大村里吃饭，准备住宿。我立即令各营展开四面包围。尽管匪徒们组织敢死队突围，但在我团密集火力封锁下绝少逃脱。不到两小时全部被解决，打死百余人，生俘一千多人。清查结果，内有肉票妇女二十多人，崔邦杰已在前一天离开了这股匪，他的两个小头目宋天祥、杨小猴已被击毙。

事后，刘峙电令加奖了杜聿明，并向蒋介石报告为杜立了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