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兵拜河：一个老人的回忆录（一）前言和幼时 -- 您很象飞行员嘛

四、在大革命低潮中

（36）自卑感

在旧社会，人们以“世代书香”或“富裕家庭子弟”而自豪。国共第一次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要中学毕业生才能报考。当时不是富裕家庭的子弟，怎能上中学呢？我到黄埔军校学兵连当班长，到第一军当排长、连长，在学习、练兵、行军、作战中，日常生活接触的多半都是中学生，或是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他们有时流露出看不起我这个穷孩子出身的班长、排长、连长。我当排长时，黄埔三期同学还未毕业，但后来和我同连当排长的三期同学杨昌溥、高觉民，在出师北伐时，他们都升任了上尉连长，而我还是中尉排长，因而产生了一种自卑感。总想积蓄一点钱，找机会再念两年书。（当时中尉排长的月薪是六十元，上尉连长是八十元）也常有人们问我是黄埔第几期毕业？我说我是黄埔学兵连的班长，是按照第三期同学待遇。实际上在蒋介石嫡系部队中，人们一直认为我是“杂牌黄埔学生”。因此，我又产生了找机会再进军官学校“镀金”的思想。在这种“自卑”思想的情况下，我省吃省用，埋头工作、学习，对政治不感兴趣。我抽空自学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学语文课本，也酷爱当时比较进步的书报、杂志和读小时候读过的《三国演义》、《列国志》、《水浒》、《西游记》、《说岳传》等小说，对军事书籍如、《射击教靶》、《野外勤务》、《孙子兵法》，尤其感兴趣。有些同事们对我开玩笑说：你这样钻研军事学术，将来可能成为有出息的军事家。其实，他们内心是轻视我的，认为我没有文化基础，做有出息的军事家，谈何容易。总之，努力自学和再找机会到军校学习，当时支配了我的思想。

在北伐军到湖南时，毛泽东同志派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到湖南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向地主、豪绅斗争。当我们第一师到达湖南浏阳时，农民运动正进入高潮，但我当时却不关心这件事情，只是认为有组织的农民给了我们部队行军，宿营的方便。这也说明我在认识上的模糊，没有认识到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是一支主要的力量。有一天，我们部队经过浏阳东北向江西铜鼓县前进时，看到成群的农民正绑着地主、豪绅，并给他们戴着高帽游行，士兵们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没有认识到这是打击地主豪绅威风的好方法。我小时遭受过地主、豪绅的压迫、剥削和侮辱，北伐军的士兵也多半是来自农村的穷苦农民，我应该乘机向士兵进行阶级教育，但是我当时没有这种认识。

我对当时的工人运动，也是认识模糊的。如我在连长任内时，我们连在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消灭了敌军一个连，参加战斗的还有组织的工人同志，之后他们要求我给他们两挺轻机枪，两箱子弹（都是当时缴获敌人的），我没同意，只给了他们几支步枪，一箱子弹。我认为革命就要打仗，而打仗靠军队，工农群众帮助军队打好仗就行了。这种错误的认识，是由于不关心工人运动，不关心政治，只想向上级多交战利品而立功受奖。这是一种落后的自私表现。

当时北伐军口号，或者说政策纲领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总政治部编了一首军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现在看来，这也是不全面的。此外，第一军自一九二六年三月，所谓“中山舰事件”，赶走了中共党员以后，这个军的各级军官都不关心政治，以我当时的处境是不能例外的，即使在某些方面同情劳苦人民，也不能有所表露，更不用说有所行动了。

当北伐军进到上海时，上海各租界的外国军队戒备封严，全副武装站在铁丝网内监视着我们。上海北火车站离英、日租界很近，上级再三要我们不要接近他们的戒备区，唯恐引起意外事故。我当时认为这是上级考虑到不能在北伐胜利中引起国际上的麻烦，等北伐胜利，全国统一后，外国人会尊重我国的独立，租界问题可以经过和平谈判而解决的。我绝没有想到，这时的蒋介石正在与帝国主义等勾结，准备反革命事变。

（37）人事纠纷

第一师占领上海后，分驻在南市、闸北和吴淞一带整训，师长薛岳认为上海工人起义，对北伐军顺利进入上海帮助很大，因而他和上海工会负责人相处很好，受到工人群众的拥护。这个师的第一团团长徐图远，是浙江人，第二团团长胡宗南，也是浙江人，第三团团长黄国棵是广东人。由于徐图远在第一团毫无威信，在浙江作战时又犯了错误，到上海后又嫖妓染上了性病，薛岳撤掉了他的团长职，调他到师部另行分配工作，第一团第一营营长万全策（广西人黄埔一期）为第一团团长。这样就引起全师浙江籍的军官们的反对，大闹人事纠纷。

第一师的各级军官，大数量浙江、两广和湖南人，湖南人不爱闹派系，广东、广西人由于语言关系，有时在一起说这说那，形成了一派，人们叫“两广派”；浙江人由于是蒋介石的同乡，受到蒋的宠信，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常流露出骄傲情绪，年长日久，就和两广派发生了纠纷。当浙江人知道徐图远被撤职，万全策升任团长时，起哄了。他们造谣说：“薛岳对外勾结上海工会里的反革命分子，对内排斥异己，重用和提升两广人。”又造谣说：“薛岳是暗藏在第一军的中共党员”。接着他们联合起来向蒋介石作报告，不让万全策到职。蒋介石是浙江派的头子，又是北伐军总司令，他这时正准备镇压上海工人，举行“清党”，于是他命令第一师离开上海，去南京驻防。上海防务，由第二师刘峙部接替。当这个消息传到上海总工会时，上海满街都贴出“欢迎第一师当驻上海，反对西山会议派走狗刘峙”的标语（西山会议派是一九二五年林轰、邹曾、谢持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先生灵柩所在地开会反对国共合作，反对三大政策的一派）。接着蒋介石令上海警备司令白崇禧限制上海工人武装活动，又把新改编的二十六军周凤岐部调驻上海，以此镇压工人的力量，并任令周凤岐为上海警备司令。

四月九日，第一师由上海乘火车移驻南京。这时师内传说薛岳已被北伐军总司令部扣押，因为来了新师长邓振铨。在部队到达南京时又见到了薛岳《告全师官兵书》内有“投机取巧者愈众，努力革命者愈危”等语。后来才知道薛岳已逃往广东，当上了陈济棠部队的师长。（同年十二月“广州起义”薛岳师被起义工人武装击败，此后薛又成为蒋介石“反共”的将领。）

四月十日夜晚，第一师第一团中校团附程式召集全团连长以上军官开会，但是第一营营长万全策，二营营长郑作民（湖南人黄埔一期），三营营长容有略（广东人黄埔一期）均未到会。团参谋长杨步飞（浙江人黄埔一期）首先发言，他说：“薛岳在上海勾结反革命分子，对内利用私人，排斥异己，企图打倒总司令，他是暗藏在第一军的中共党人，现已逃走等等”。会议最后由程式拿出一份写好了的报告，要到会人签名盖章。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上级叫徐图远回团复职。当时，虽有人不欢迎徐图远，但又不敢反对。第三天，即“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开始屠杀工人，收缴工人纠察队装。这一天，徐图远也回团复职了。?

蒋介石的“反共”宁汉

蒋介石在上海做了周密的布置，他还联络青红帮整掉上海总工会。又于四月十九日在南京成立了包括“西山会议派”、大资产阶级买办分子、大地主官僚在内的“国民政府”，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当时人们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看法是“军队北伐，政治南伐”，因为北洋军阀政府的旧官僚已纷纷南下当了蒋介石组成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大官。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这天深夜，黄祖轲突然到了我连，他当时在北伐军二十一师陈诚团某连任连指导员，据他说，他是逃跑出来的。他们二十一师的师长严重（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湖北人，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与邓演达关系很好，这时蒋介石不信任他）已自动离职，不知去向，该师政工人员也大部分逃走了。我问他打算去何处，他说，他准备绕道去武汉。我见他未带行李，送给他壹百元。他临走时，要我保重，并要我不能忘记劳动人民的利益。我说，我们两人同到黄埔军校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是为了救国救民，你对我有帮助，我不会忘记的。

蒋介石的这一反革命行动，得到了帝国主义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买办分子大声喝彩，他们在财政上大力支持蒋介石，而蒋也因为有他们做后台，才敢于反革命。当时在军事上蒋介石有把握能指挥的部队不多，而在经济上由于有上述后台的支持，比武汉方面强。特别是长江下游被南京封锁，引起武汉物价暴涨，人民生活逐渐感到困难。当时的北伐军如二、三、六、七等军，为了军费关系，反蒋不坚决，而何健第八军许克祥团又在湖南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五月二十一日）湖南省工会主席和省农会负责人被杀害。湖北地方部队夏斗寅部勾结四川反动军队杨森等反对武汉国民政府并向武汉进军，这两件事虽未扩大，但也动摇了武汉国民政府。

湖南的农民革命运动，在北伐军占领的南方几省中成绩最好，组织起来的农民最多，也最有力量。省农协遭到破坏后，各县的农协会仍在继续战斗，农民使用的武器都是鸟枪和梭镖，当时城乡的铁匠铺，生意好极了，日夜忙着制造梭镖。据说当时地主豪绅看见梭镖就发抖。

（39）山河依旧人事已非

我在第一师闹人事纠纷时，由于不关心政治，态度消极，但是我也对徐图远不满。对万全策升任团长是欢迎的，因为万全策原是黄埔军校学兵连第二排排长，后来是副连长。我到第七团第二营四连当排长时，他是这个团第一营副营长。他当营长，我是他这个营的第三连连长。他认为我练兵、打仗都不错，对我很好。在浙江、上海作战时，都给我记了功。徐图远复职，他因有病，也由于升了团长不能到职，内心有点难过，请准了病假到上海养病，临行时还找我谈了话，主要是勉励我好好地把兵练好，准备继续北伐。

这年六月初，我患严重胃病，加上我在浙江桐卢作战负轻伤未下火线，身体虚弱，经徐团长批准我到南京鼓楼医院养病，连长职务由副连长代理。六月下旬，病情好转，我向医院请假到上海某医院看望营长万全策，他对我说，他不想再回第一团工作，正准备向校长（蒋介石）写报告要求调到其他团。我说，我想在养病期间回湖南老家一趟，处理几件家务事。他同意了，并要我给他留下我老家的通信地址。

我从上海经武汉回到湖南华容东山。这时张昌菊已在一年前带着他的孩子搬到塔市她娘家去住了，老家几间房子已破烂不堪，有两间住了一个姓李的贫农单身汉，他给我家种着八亩田。弟弟良材由于受到过继的母亲虐待，在一个姓李的富农家做长工。伯父、叔父两家还好，只是叔父多病，家庭更穷困。伯父第二个儿子韩凤山，正在领导家乡农民运动，见我回家，他很高兴，由于我住在他家，他把家乡的革命运动从开始宣传到发动农民和组织农民、武装农民，以及为何斗争地主豪绅等等谈的非常详尽。我在广东期间，他已不教私塾，在长沙私立“公益师范”学校念书，曾和我经常通信。北伐进军中，他接受了进步思想，回到故乡和他两个同学领导农民运动。据他说，许克祥在长沙的暴行，华容稍受影响，有少数领导人产生了某些顾虑。当时文宣区农协会的主要负责人易枪一（又叫易端章），他是我在私塾念书时同学，大我三岁。我到黄埔后写信劝他到广东，他于一九二六年春到广东进毛主席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来随北伐回湖南华容组织文宣区农协会。这次他见我回故乡极高兴。据他说，家乡开始宣传革命、发动群众时，接受最快的是青年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感觉锐敏，理解力强，能说会道，行动也很积极。但少数青年知识分子易犯“风头主义”的毛病。其次是手工业工人，他们中间虽有些人乱搞男女关系，或有赌博恶习，但一经说服教育，很快就转为革命积极分子。问题是少数流氓无产者为敌人收买利用，叛变革命，危害很大。对地主豪绅最痛恨，革命最坚决的是贫雇农（应该是产业工人革命最坚决，组织纪律性最强，但农村没有产业工人），因为贫雇农受地主豪绅的压迫剥削最严重。

华容东山的地主豪绅，在一九二六年冬和次年春的农民运动高潮中，被农民杀了不少，罪恶比较小的也戴高帽游了街，他们过去的威风，已经全面扫地，只有个别的外逃。恶霸地主邓运章和他的劣绅大儿子邓华人已被杀掉，连他的小儿子邓锦泉也给杀了。城乡赌博之风已绝迹；小脚妇女正在放脚，并积极参加各种会议；祠堂庙宇已改作学校，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学文化；盗贼、小偷、吸鸦片等等也已绝迹。离别不到三年的故乡，真是“换了人间”！不过这样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运动才起头，山水田地自然面貌还没改变。山还是光秃秃的，水也没有治理。确切的说，应是：“故乡山河依旧，人事已非”。

对家乡这样巨大的变化，我和当时绝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好的很”。但我们的敌人却认为“糟的很”。我的启蒙老师方玉轩原是望夫团的绅士，但不算“劣”，在这次农民运动中他看不惯，同情地主，在听到有些农民群众要抓他时，他逃跑了，以后成了东山大恶霸。我另一个比较进步的老师包韶露，在“五四运动”时期是积极分子，但在这大革命中却观望、旁徨。当我到他家看望他时，他说，“老年人不中用了，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言下之意似乎有点埋怨年轻人在“瞎闹”。

湖南许克祥反动军队发动“马日事变”，以后，陆续分驻各县，摧垮了各县农协会，恢复了县团防局。外逃的土豪劣绅纷纷回到县城，继而又恢复了区团防局，豪绅地主回到家中向农民反攻倒算。他们把领导农民运动的干部称为“暴徒”，称农民为“暴民”，称手工业者为“痞子”，说农民革命运动是“痞子运动”。他们带着团防局丁勇到处抓人、杀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在家乡久留，就抓紧时间办了三件事：一是把弟弟良材接回家，让他耕种自己的八亩田，并让他与堂叔韩玉秋脱离继承关系。二是把张昌菊的孩子过继给我已死的大哥为子，以后称我为叔父。三是和张昌菊离婚。这三件事都是经过伯父章常、叔父金陵和张昌菊的叔父张光第（区农协负责人）当面谈好的。只是张昌菊不愿意同我办离婚手续。我给她二百元钱，说好此后她的行动与我无关，。这时是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华容全县已在白色恐怖之中，领导农民运动的主要负责人，有的被杀害，有的转入地下活动，有的逃到武汉。何长工同志就是逃到武汉的一个。也有的逃武汉，路经岳阳时被捕，如韩国栋、欧阳梧等人就是在岳阳被捕押送到长沙杀害的。由于我是第一军的现役连长，是由南京请假回故乡处理家务事的，谁也不敢抓我。

七月中旬，我离开故乡，同几个知识青年由塔市乘船到新堤，再到武汉。临行时，韩凤山、易枪一曾再三要我留在家乡搞革命，我因为是一个现役军人而没有接受。 结果，韩风山也随我到了武汉，易枪一留在故乡继续领导农民做地下斗争。（一九三零年，易枪一患严重的肺结核病，秘密到南京，在两个华容同乡掩护下治病，这时我已离开南京，不久他病故了。）韩凤山在武汉入伍，到贺龙领导的二十军学兵营当兵，他参加了南昌“八一起义”，后来在红军二方面军某部当师政委时牺牲！他的儿子韩明清是烈属已七十多岁，老伴李正安大我两岁，还健在。韩明清有四个儿子，老大曾任华容塔市镇镇长，老二在华容公安部门工作，老三是小学教师，都是中共党员。

（40）分歧路口

我这次回到故乡，还特意到黄祖轲家看望了他的父母和他的妻儿，并打听到黄祖轲自南京逃出后，在汉阳兵工厂工作。我到武汉的第二天，即到汉阳兵工厂去看望黄祖轲，他不在，我留下了我的住宿地址。第二天，他到武昌斗级营一个小客楼找到了我。据他说，汪精卫已下令“分共”陈独秀对汪精卫让步，要中共党员请假离开武汉各机关各学校，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的军武装也解除了。七月十五日以后，汪精卫开始大捕、大杀中共党员。他又说，现在可能有人在监视他，他准备在一两天内随某团去广东，并再三嘱咐我，不要为革命低潮迷惑，要本着我们早已确定的革命目标勇往前进。我同他在斗级营一个小饭馆吃了一顿午饭。他告诉我，原在第七团任团党代表的蒋先云，已在河南某部任团长时，作战牺牲了！临别时，他要归还我在南京给他的壹百元钱，我婉言拒绝。想不到我们这次分手，竟是永别！

华容逃到武汉的知识青年，有的被反动派杀害，有的被监禁，少数到军队当兵。当时反动派说什么：“宁可错杀一百，不能放走一个”。在这种情况下，我往何处去？我再三考虑，有三条路可走：一是随黄祖轲去广东，我向他提出这一意见，他不同意，他认为我身体有病，不能长途行军而过度疲劳，并说：“留的青山在，不愁无柴烧”。二是回南京鼓楼医院治病，病好以后回第一军暂时当着连长，以后再看形势如何而定。三是暂在武汉治病，读书，因为我手中还有二百多元现款，可以维持半年。由于斗级营是在黄鹤楼附近，我在黄鹤楼散步时，见到一张武昌水陵街“美术专门学校”贴的一张暑假招补习英语、数学广告，并可在学校住宿。我随即报名，搬到美术补习班补习英语算术。八月初，有个华容东山同乡季书佩来找我，他是黄埔第四期政治科毕业，曾在北伐军某部当连指导员（可能是中共党员），他要我同他回华容 ，以黄埔学生名义找工作，表面反共，暗里帮共，我同意了。我们第二天就离开武昌乘火车去岳阳。由于车上人太多，上不了车，我们背着行李爬上车顶坐着，由于过度疲劳，在半夜里睡着了，行李不知何时丢失，这真是“屋漏又遭连阴雨”！就这样，我们空手回到故乡东山，易枪一听说我们回来了，非常高兴。但两天后，我突然接到万全策的信，他说，何应钦任命他当第一军补充团团长。约我速到上海某旅馆会面，同去浙江兰溪县接收新兵训练，我立即回信同意到上海找他。

我走后不久，季书佩当上了华容东山文宣区区长，他在工作中因袒护中共地下党员，华容反动当局将季书佩监禁。半年后季逃到南京，经第二师郑洞国团一个叫何章的营长介绍到第二师师部任上尉参谋。（何章是华容人黄埔三期毕业，蒋、冯、阎中原混战时，在营长任内作战阵亡。季书佩在抗日战争初期任某部队团长，在上海作战时牺牲。）